《印刻文學生活誌》2009•三月號:李雙澤──橫流忍問安身處
唱自己的歌──胡德夫、張懸談李雙澤
胡德夫(以下簡稱「胡」):
那我就先說了。認識李雙澤的時候,其實我對唱歌這件事並不是那麼了解,雖然我有一個大家公認的好嗓子。高中的時候我就熱愛唱英文歌,會彈幾個chords(和弦)。我父親是日本時代的警察,因為不習慣光復後得講國語的公務場所,便提早退休,在山上開墾。後來父親生病,我接他到台北來,當時醫藥費負擔很重,我需要再找第三份工作來補貼。剛好有個地方叫「哥倫比亞商業推廣中心」,是哥倫比亞大使館辦商業推廣的地方,推廣他們的編織、咖啡豆等。館的二樓設了一個小小的coffee shop,在朋友的推薦下我去應徵這個一、三、五晚上的駐唱工作。印象中是螺旋梯上去的一個角落,那時沒有為吉他架設的麥克風,就只有直直的一桿立著,我便抱了一把吉他,把吉他的共鳴箱孔和自己的嘴巴朝著那個麥克風,然後翻看《知音集》的歌譜,上面有簡單的和弦,有歌詞,全部是英文歌,就這樣子開始唱,可以說是很意外成為一個歌手。
那個時候還有楊弦和徐瑞仁會來,而也就在那個二樓我第一次見到李雙澤。我那時唱歌純粹當工作看,就是把時間交代過去,等下班,等吃晚飯。他們幾個各自忙著自己的事,有的畫畫,有的算命,有些就談他們正在寫的什麼東西。記得是一個颱風快要來的晚上,外面風很大,雨也開始累積了,那時候我就看見李雙澤走上來的樣子,真的就像蔣勳講的:髒髒的,大搖大擺的走上來,然後坐在那裡。(笑)

張懸(以下簡稱「張」):
我第一次知道李雙澤其實是因為〈美麗島〉這首歌的關係。我的年代〈少年中國〉其實已經比較少人在唱了,但我國中的時候第一次聽到〈美麗島〉非常感動,那時候〈美麗島〉不是國中生會聽的歌,我記得流行音樂還是最熱門的,小女孩小男生都在流行歌裡面找自我認同或是自我表達的管道。而聽到〈美麗島〉還有一個特別原因,是因為我去唱片行找蔡藍欽專輯,當時我對蔡藍欽的投射認同比較高。我記得那時在士林有一家很有趣的唱片行叫「搖滾萬歲」,CD比較便宜,還有卡帶,可以在裡面挖到很多寶。我第一次聽Pink Floyd的經驗也是那裡的店長介紹我聽的,他介紹我聽的東西都是後來影響我很大的經典,比方Neil Young和Pink Floyd。那次我去找蔡藍欽,他大概覺得孺子可教也(笑),就介紹我聽〈美麗島〉。當時我還是國中生,對它曾有的歷史或政治背景一無所知,也根本不了解民歌運動對我而言是什麼東西。直到高中認識了一個喜歡寫作、現在也從事藝術工作的朋友,他有一次手抄了〈美麗島〉的歌詞給我。這朋友講了一句到現在我還深深記得的話,他說,他很期待有一天這首歌,並不是在什麼造勢晚會唱,也不是在什麼紀念的音樂節上面唱,他希望的是有一天這首歌可以重新變成一個大家聽兩句就可以一起哼著,然後也回復到那個情懷的那樣子一首歌。因為他一直覺得這首歌最美麗,可是也是最悲傷的地方就是它寫得太美了,所以有心的人都可以拿來「利用」,而這可能造就這首歌被迫在時代的變遷裡面有各式各樣的意義。我那朋友的意思其實很簡單,他希望一首他認為很美麗的歌,有一天可以回到「美麗的歌」這件事就好──是因為它的美麗,所以被民眾再一次的認同,或是再一次的傳唱開來。那個時候的我並不唱歌,後來是去女巫店打工,認識了一些年紀比較長的作家朋友們,他們告訴我楊祖珺、還有胡德夫老師,還有李雙澤他們的故事,我才開始比較了解。


胡:
所以你第一次聽到的版本是誰唱的?楊祖珺嗎?

張: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應該是她。是店長放給我聽的,女生唱的,應該就是楊祖珺吧。那個店長很酷,他聽Bob Dylan,聽Pink Floyd,也聽台灣的校園民歌,但是他並不老,涉獵超級廣泛……


胡:
我剛剛說到在哥倫比亞的二樓唱歌,當初應徵那份工作為的只是一個簡單的賺錢目的,享受不到歌裡頭的更多的境界與內涵。有一次李雙澤來,坐在我正對面一桌。大概一個晚上我有兩三次中場休息,就跟大家聊天打屁抽抽菸。李雙澤跟我說:「你是山地同胞嘛,那有沒有原住民的歌曲?」接著他問我是哪一族的?會不會唱我們族自己的歌?我說我是卑南族,他接著說:「那好,你唱幾首卑南族的歌給大家聽。」我就當場愣住,傻了,琴一放,想逃避這個問題。他看我一下子沒反應過來,於是又說:「那麼我先唱兩首歌,你就再想想看有沒有卑南族的歌可以唱給我們聽。」他唱了陳達的歌〈思想起〉,還有一首〈農村曲〉。我腦子裡一直在想,等一下能夠變出哪一首歌?因為卑南族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遙遠的族群,很遙遠的故鄉。我在阿美族的地方出生,兩歲到排灣族去,成長過程中,聽到的都是排灣族的話語,排灣族的事情,見到的都是排灣族的人……我邊聽他唱,邊想醞釀一個卑南族的歌出來,後來想到我會在這邊唱歌是為了我爸爸,印象中我爸爸常常唱一首卑南族的歌,於是我就這樣唱了那首卑南族的歌。我記得後來,李雙澤不只唱了兩首,他還唱了Bob Dylan的歌,唱得非常好,〈Blowing In The Wind〉我是聽他唱的,還有一首〈Ballad Of Hollis Brown〉。我心裡想這傢伙英文歌唱得很熟稔。

張:
我覺得唱歌的人,歌者,在我而言就是無論是在流行音樂裡面或是在每個世代裡面,我喜歡的還是創造者,勝過於單純的傳達者。哪怕是現在我看到的一些非常精彩的流行歌手,他們也都很積極的在自己的歌聲裡面,賦予自己最獨特的個性,還有自己在流行音樂裡面最不一樣的人格特質。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能夠在當代崛起,不只是一個天賦的嗓子而已,我覺得他們賦予了自己在傳達的工具上面,可能更深一層由個人帶來的流行現象。現在我們講流行現象是因為我們都已經很習慣都市的節奏,而在當年,如果我們去想李雙澤,或是胡老師,我會覺得他們其實就是因為身不由己,因為沒有人能夠選擇自己的出身,他們只能活在那個時代裡面。重要的是他們並沒有失去對自己身邊事物的感受能力,這些東西因而啟發了他們的青春期,還有青年時期的想法觀念,也造就了他們心裡面沒有辦法去阻擋的某種渴望,於是他們就以自己的歌聲或自己的創作來表達。比如說李雙澤想要唱自己的歌,所以他開始學著自己寫歌;而Kimbo(胡德夫的暱稱)老師可能就是當時被這個卑南族的歌曲困擾了,但也是因為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啟發了他的心靈,原來他是怎麼看待自己?原來他自己活著一輩子可能得要遇到的一個中心的、核心的思想是什麼?這種自我啟發我覺得這十幾年的台灣年輕人很缺少,年輕人可能也被教育說不用自我啟發這些東西。他們被局限不需要去追尋人生的價值可能要建築在哪裡,他們也不去思考,如果不追求自身對於社會的認同或者迷惑的問題,那這個社會就不會改變。
很多年輕人其實已經接受「這個社會就是如此」,這是一個聰明的想法,但這不是一個時代能夠改變所需要的想法。所以我覺得雙澤老師他其實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像現在所謂的藝文青年,什麼事情都找到一個目的、或者是搞清楚了意義,或者是因為看了很多哲學書籍,所以歸納出一個社會要幹嘛幹嘛;反而他們其實可能擁有非常敏銳的心靈,所以時代發生的現象,剛好落在他們的視野裡面,產生了刺激或是對抗,他們表達了出來。這可能是為什麼他寫下這麼少的歌,但每一首歌裡面其實都有無法迴避的情感在


胡:
他願意去找一些觸動他的材料來寫,而他寫的東西,說實在,即便在我們那個時候也好,直到現在看起來,曲式都非常簡單。他覺得表達他歌裡面意義的重要性已經在他寫melody的時候呈現。我要說的是雙澤這個人呢,他比較不像是寫歌的人,他像一個老人家在旁邊很慈祥的跟小孩子叮嚀的模樣。我們年紀也相仿,但是我就受他這麼大的影響,可能是我這種比較後知後覺的個性,還不是很成熟的,跟他比起來,他早熟。在那個時代我能找一個角落唱,已經覺得暗暗自喜;但是再給我比這個角落大的地方我是去不得的,我自己知道我是去不得的。而李雙澤倒是會幫你安排好一條路,彷彿他知道你該怎麼做會更好,他會突然說你看我幫你設計好了,你那場演唱會就這樣做那樣做,好不好?
我想我們後來會那麼多的人出來寫歌,不一定是他一個人在當推手,或者做什麼偉大的事情,但他確實不斷地有著影響別人的力量。
而對歌本身,還有我自己的身分,我後來看自己的作品,其實我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唱這個〈美麗的稻穗〉,那樣子支離破碎的東西。因為我自己後來體會,生活中的苦處也是歌的來源,我唱〈美麗的稻穗〉,因為我的爸爸是卑南族,他碰到很苦的事情,我們家也是有過很苦的日子,從這個地方出發。後來我寫歌,當然選擇了寫自己看到的東西。

張:
我覺得這個有趣的地方在於Kimbo老師提到的「沒有選擇的選擇」。其實在現代社會一切都很發達,資訊也流通,看似我們有無數種選擇,其實像我這幾個generation的年輕人,我們不是在於我們沒得選擇,而是在於我們要選擇什麼?我覺得台灣一直都有「沒有選擇的選擇」的社會現象。只是看這個社會,比如說媒體,你們去不去討論這個問題;或是說,你們可能用一個方法去遮掩一個問題的時候,你們可能去膨脹另一個議題的時候,也許整個社會觀感也會以為我有很多選擇;但實際上那個焦慮一直都存在,而那個無助是只要你的人生沒那麼幸運就很可能發生的。但那個時候也許我們心靈常常變得比較軟弱一點,就是我們並不習慣去為自己找到出口。而我覺得在我聽民歌,或者是看Kimbo老師他們的作品裡面,他們漫長的唱歌或者是生活的歲月裡面,我覺得他們其實並不是故意,但他們可能心靈比較敏感,所以他們選擇去面對「沒有選擇的選擇」這樣子的人生。他們去面對人生裡面無從選擇的那個主題,但是當你回歸到一個很簡單的什麼事,比如說唱歌,這個東西在藝術或者是在生活裡面,其實是一個最純粹的品質。你的悲傷跟你的歡樂,並不是為了販賣,或者交易,也只是希望有那麼一瞬間,這個東西對你的人生能夠為你留下註記的時候,它也都會為時代,或者說身邊的人留下註記。



胡:
張懸說的很好。你看我一個生活在都市裡流浪的卑南族,一個這樣的孩子,在「哥倫比亞」碰到李雙澤,一個本來數學系,後來又轉去學美術……然後一個海洋研究所研究生的楊弦,然後一個在印刷場裡面當黑手的徐瑞仁,這四個人都不是學歌唱的,但是我們到最後卻是在生命裡面用歌唱,讓自己知道很多的事情。跟李雙澤他們在一起,除了唱歌以外,那個時候我大部分都在抱怨自己的同胞在都市裡所遭遇到不良的處境,雙澤總是靜靜聽著,很少跟我回應這些,他一直往歌的方向去發展,而我也了解到這個路必得是我要自己走一回。
我碰到一個時代,那個時代要求我要去做更堅定的自我認同──我是誰?我在這裡做什麼?我十一歲來都市是來幹嘛的?我就這樣唱歌嗎?或者是我看到周邊有很多的事情,包括報紙那時候會刊登說「山花昨夜在路邊喝醉,狼狽不堪」什麼的,我就想到我的同胞被人家寫這樣子,別的很多客家女孩子還有閩南女孩子一樣在酒吧或者酒家營生,就沒有被人家寫成這樣子,她們也是沿街吐啊。我自己會開始想:「原住民怎麼會被這樣對待?」為什麼我們在自己住的地方唱歌唱到一半警察會跑來干涉;那大家放鞭炮的時候,比如過年時,都沒有通知我們,就在我們家門前放鞭炮,或者就在那裡敲鑼,或者是辦喪事那種,那個不是我們可以忍受的……那時我會去想很多的東西,原住民在這種情況之下,可以做什麼?我覺得沒有一個原住民的孩子像我這麼幸運,那麼小到了都市,看到的東西那麼多。就是這麼多事的時候,我就把身體輕輕轉過去,轉進了民主運動裡,是黨外時代,而我是從歌裡面進去,碰到楊祖珺。
祖珺對雙澤來說是一個很小的學妹,她確實受到王津平還有李雙澤的影響。到後來我們同時被禁唱,於是轉到街頭去唱。這也是後來比較一般、正式的場合裡面看不到我們唱歌的原因...(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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