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花園景山東側，黃瓦紅牆之外，幾步之遙便有一個門臉，影壁後面是一個深院。過來人回憶，門口傳達室的校工，閒聊某某官宦、某某教授、某某名人，如白頭宮女說玄宗─這如數家珍，說的「五四」時代。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京師大學堂開辦，內務府奉旨修復馬神廟和嘉公主府作為大學堂校舍；一九○四年又在其附院修建了十四排大屋頂平房，由南向北一路排下去，每排四間，該院即「西齋」，張中行稱之為最早的中國大學男生宿舍。他談「沙灘的住」，說男生宿舍「量」多，計有東齋、西齋、三齋、四齋。「齋」的古意，指文人的書齋，唐詩〈錢塘青山題李隱居西齋〉：「小隱西齋為客開，翠蘿深處遍青苔」；晚清龔自珍有「門前報有關山客，來聽西齋夜雨聲」之句，我取來做題這一節，只是覺得有意境，也可知遲至「五四」時代，西化的新學堂還不甘心用新詞「宿舍」取代古雅的「齋」字呢。

相傳西齋十二號（也有說四號）宿舍裡，住著兩個學生，一個叫顧頡剛，另一個是剛來的，叫傅斯年，兩人討論要不要趕走一個叫胡適的教授，因為這位從美國回來的教授講哲學史不講唐虞夏商，直接從周宣王開講，這樣的人怎配來北京大學登堂授業？顧頡剛覺得胡先生有新意，希望傅斯年作個評價。所以西齋所在的馬神廟一帶，因北大的緣故，可謂「出入皆鴻儒，往來無白丁」。

蔡元培一九一七年接掌由京師大學堂改名而來的北京大學，「北大紅樓」要到次年才落成，他就在西齋辦公。一九二一年他批准在西齋辟兩間屋子，成立「亢慕義齋」，亢慕義是德文「共產主義」的譯音。發起人羅章龍後來回憶，這兩間寬敞的房子既是圖書室又是翻譯室，還做辦公室。室內牆壁正中掛有馬克思像，兩邊貼著一副對聯：「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上句是陳獨秀的話，下句是北方人李大釗與南方青年學生們在一起吟詠的詩句。所以當代中國有一個源頭，倘若把它從上海法租界和嘉興南湖的一條絲網船，挪移到北平一座公主府的附院廂房裡，至少要古典一點吧？這不是杜撰，上述史料便是證據。直到一九五二年北大才由沙灘搬去西郊燕園，這三十年間很少有人提及西齋了，以致一九四九年春，得手天下而在西柏坡喊了一聲「進城趕考去」的毛澤東，到香山見一個北大學生時問道：「西齋還在嗎？」

我生在杭州，十一歲那年父親從省報，被調到《紅旗》雜誌社當編輯，於是全家順京滬線去了北京，住進沙灘景山東街西頭的這個「西齋」。我第一眼看到的，是近百戶人家擠在一起的一個大雜院，院內沙丁魚罐頭似的一溜兒十幾排密密麻麻的平房，排與排之間，相隔約五六米的空地，栽著大樹，枝冠茂盛。我在南方沒見過這種房子，也絲毫沒有不少人在回憶錄裡盛讚西齋如何「窗明几淨」的感覺─我家在杭州住的是「竹竿巷那間三面都是玻璃窗的房子」（父親後來的描述），我從小在西湖之畔，晨夕兩頭都跟湖上的朝霧晚霞相遇，而霧化在心裡的某種「蘇杭優越感」，有點視幽燕為「苦寒之地」；坊間也有一個傳說，中國文改之父周有光原住上海，胡愈之動員他來北京，他不願意，說北京雨水少，風沙大，春風一颳起來，到處髒兮兮的。最後他還是搬來了，就住西齋隔壁。

我只習慣南方那種鵝卵石小巷子的生活─即使清早一派涮馬桶的聲音，那涮出的髒水又隨地就潑─卻久久習慣不了北京胡同裡那種共用露天水池和廁所的風俗，比如我們住的西齋，並非一個胡同，卻也是兩三排平房的七八戶人家，共用那兩樣，水池是冬天凍住了要拿開水去澆，廁所則總是污穢滿地。記得媽媽有半年都沉著臉，怨爸爸不該來北京。我們江南的孩子到北京，還要遭兩樣罪，一是春天乾燥風烈，嘴唇龜裂瘀血，二是寒冬手腳長凍瘡，也會破裂化膿，不過就像牛痘，一般得過就免疫，一季而終。

我十一歲那年是一九六○年，正值饑荒年饉。江南好像沒那麼慘烈，我們在杭州，大概因為有舟山漁場，報社食堂裡一日三餐吃帶魚，吃倒了胃口，但是我沒有飢餓的記憶。到了北京才發現，肉、油、細糧（白麵、大米）都要憑證，蔬菜極少。那時媽媽總讓我去買東西，記得她把那些票證藏得很嚴實，比錢還金貴，每次撕給我一張，總是只買二兩肉，細細的一條，家家戶戶如此，因為每月按人頭只供應半斤豬肉。大家在肉鋪排隊，老遠就盯著那割肉的，看他下刀割到哪裡，輪到自己是肥是瘦，若是白花花的一條肥肉，你連燒碗麵都不行，於是就會有人同那賣肉的吵架，誰敢同他吵，下回還讓你白花花拎一條走。剛到京城那年，好像是連豬肉也沒有的。春節前我們小孩子的一大任務，是兄弟姊妹輪班到大菜市場排隊辦年貨，無非是買些包餃子的肉和菜，卻要從半夜排起。我們那一帶最大的菜市場，在朝陽門附近，對面就是文化部大樓，記得那年我排了整整一天，凍得孫子似的，買來的居然是一塊馬肉，媽媽把它燉了，我只嘗了一口，很粗糙，還一股土腥味。

這西齋早已失去昔日的光環，像一個被遺棄的婢女，無人問津。話說北大遷往燕園之後，一九五四年中直機關事務管理局接管「沙灘大院」，分配給中央宣傳部使用，必定那時也將西齋劃歸過來了，此後沙灘大院大興土木，在當年的「民主廣場」北端興建了五層辦公樓和一批宿舍，西齋則一直沉睡著。這裡住的都是中宣部和《紅旗》雜誌社的人員嗎？我家住在好像是第七排的兩間房子裡。

「嗨，我叫渡江，住後排，你叫什麼？」一張笑咪咪的鵝蛋臉。

看上去就是樂天少心眼的一個男孩，在水池邊上跟我搭腔。名叫「渡江」，便是四九年春共產黨渡江攻打南京時生人，比我大幾個月。他們一家人住在後面的第八排，他是老大，下面還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孩童年歲的小弟弟。我似乎從未見過他的父親露面，只有他的媽媽，一個高個子大嗓門的婦人，好像脾氣暴烈，常常厲聲責罵孩子們，或指桑罵槐什麼，看得出來這家人發生了什麼，鄰里無人議論。渡江人緣好，跟西齋男孩們玩在一起，或去景山漫坡撒野，或去筒子河遛彎，並無芥蒂。忽一日，只聽見後排渡江媽媽爆發式的嚎啕大哭，原來他爸爸被發配新疆。幾個西齋男孩，默默來找渡江：

「咱們去北海划船，給你送行！」

我們出了西齋，從景山東門洞穿到西門，再往西走過一條幽靜小街，兩側皆深宅大院，出來就是北海東門了。這門叫陟山門，隔門相望，那座喇嘛教形制的白塔，頃刻就在眼前。再跨過一座陟山橋，便上了瓊島，沿湖畔小徑，往北繞到漪瀾堂。這裡在前清就是一個帝后們遊園泛舟的碼頭，末代皇帝退位後，幾個御廚跑來開了一家「仿膳」，聞名京城。漪瀾堂水面，氣派闊大，跟前就是租船碼頭。那天已是黃昏時分，大家駕船下水，還唱起歌來，划船能唱的歌只有一支，就是那首〈讓我們蕩起雙槳〉，我在杭州西湖划船也唱過它，歌詞有如「紅領巾迎著太陽／陽光灑在海面上／我問你，親愛的夥伴／誰給我們安排下幸福的生活」，盡是一些標準的五十年代「幸福雞湯」，來北京後才知道，這首著名歌謠，是新中國第一部兒童電影《祖國的花朵》主題曲，就是在北海公園拍攝的。渡江自然再也唱不出這種歌詞，只奮勇划槳，而其他人也絲毫沒覺得尷尬、諷刺。湖面上風急浪大，大家吼著划著，只見渡江淚水滿臉，忽而大家也跟著哭成一團。這北海划船，彷彿歃血為盟，結拜弟兄，西齋男孩們做了一回死黨。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渡江的父親叫李之璉，中宣部祕書長，他的劫難，竟然是跟中國文壇巨案「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有染。那是一九五五年反右前，中國作家協會的文藝官僚劉白羽等，代表中宣部陸定一、周揚來管文學，跟以丁玲為首的創作實力派之間發生一場權力爭奪，當然丁玲落敗，被打成右派；而丁玲背後似又有胡喬木的支持，一九五八年再向中宣部遞交申訴，李之璉僅僅因為職位之故，恰好由他接手處理，也由此遭恨於陸定一、周揚，而在一九五八年被他們劃為「極右分子」。這是我十幾歲到京城裡看到的第一樁政治險惡，曉得周揚這廝在文壇的霸道；誰知快三十年後，中國大小報刊上圍剿我的《河殤》和報告文學的大批判中，最積極的打手，還是劉白羽這老頭。弔詭的是，丁玲在延安就說過「黨管文學」的話，她自己最後被黨管到死，她跟周揚之間，難道真有是非嗎？而中國的文學至今也沒有逃出黨的牢籠。文革後李之璉獲平反、復職，但是我再也沒有見到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