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威爾的生平與寫作理念

《一九八四》所反映的「殖民統治、社會壓迫、政治鬥爭、思想傾軋」與作者傳奇的一生有關。歐威爾本名艾瑞克•亞瑟•布萊爾（Eric Arthur Blair, 1903-1950），出生於印度，父親理查•布萊爾（Richard Blair）當時服務於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總督府鴉片局。歐威爾返回英國接受小學和中學教育，又於十八歲前往緬甸仰光擔任印度皇家警察。這些第一手經驗讓他深切體認到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以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也逐漸反省自己身為英帝國殖民統治的一員，並深覺羞恥，遂於一九二七年辭職。日後，他把這些經驗寫入長篇小說《緬甸歲月》（Burmese Days）和著名的自述〈獵象記〉（”Shooting An Elephant”，此文曾收入台灣一些大學的英文讀本）。也正因為如此的親身體驗，使他深惡痛絕帝國主義的行徑。

就社會壓迫而言，歐威爾在英國上學時就對學校的高壓管理頗為反感，家境並不富裕的他廁身於社經地位優越的同學之間，深切感受到階級的差異。在辭去殖民地的警察工作之後，他曾先後居住在巴黎和倫敦的貧民窟，體驗下層社會和遊民的生活，於一九三三年寫出第一本書《巴黎•倫敦流浪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這些經驗使他堅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消滅階級差異及貧富不均。一九三七年出版的《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是他第一部以社會主義為主題的著作，描寫經濟大蕭條時期他在北英格蘭與貧窮、失業的礦工共同生活的日子，結合了報導文學與社會批判。

《通往威根碼頭之路》出版前，歐威爾接受一家英國出版社委託，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抵達西班牙，報導有關內戰的消息，後來更加入當地的「馬克斯派統一工黨」（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on Marxista），奉派前線加入戰鬥的行列，不幸遭子彈擊中咽喉，住院治療。這時蘇聯支持的史達林派共產黨開始鎮壓非主流的統一工黨，歐威爾被打為托洛斯基派，甚至有性命之虞，不得不潛返英國。回到英國後他天天留意有關西班牙的報導，發覺支持共產黨的報導滿紙謊言與扭曲，使他體認到政治的醜陋與欺詐，以致終生對共產主義保持警覺。他在《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 1938）中生動地描述了他的西班牙經驗。而他對共產主義的幻滅與極權主義的批判，則深刻地呈現於《動物農莊》（Animal Farm, 1945） 和《一九八四》中。

歐威爾在〈我為何寫作〉（”Why I Write”, 1947）一文中細訴了自幼就懷抱的作家夢，以及人生的經歷如何形塑他的信念與寫作。他明確地說，「自一九三六年起，我所寫的嚴肅作品中的每一行都直接或間接地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民主的社會主義。」他不諱言寫作時難以避免政治與立場，並主張認清一己的政治立場更有利於藝術的呈現：「在我們這樣的時代，以為可以避免去寫這類題材，這種想法在我看來是胡說。每個人都以某種方式寫它們，問題只是站在哪一邊，採取哪種方式。而愈是意識到自己的政治偏見，就愈有可能採取政治行動而不犧牲自己的美學與知識的誠信。」他進一步坦陳自己的願望與寫作動機：「過去十年來，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政治寫作變成藝術。我的出發點總是一種黨派意識（partisanship），一種不正義感。我坐下來寫一本書時，不會對自己說：『我要寫出一部藝術品。』我之所以寫作，是因為我要揭穿某個謊言，我要引人注意某個事實，而我最初的關切就是要人聽聞（to get a hearing）。」即使他的出發點如此，但寫出來的作品卻能以深刻的觀察與藝術的手法，超脫一時一地的黨派意識與政治立場，而讓歷代讀者聽聞並關切一些與人性普遍相關的現象。

〈我為何寫作〉這篇夫子自道的文章也預告了歐威爾的下一部長篇小說《一九八四》。他說，《動物農莊》是他完全自覺地「嘗試將政治目的和藝術目的合為一體的第一本書。我七年沒寫長篇小說了，但我希望很快就寫另一本。那本必然是失敗之作，每本書都是失敗之作，但我的確多少清楚知道我要寫的是什麼樣的書。」的確，歐威爾知道自己這次要寫的是什麼樣的書，但「失敗之作」的預言卻未成真。今天讀者之所以知道歐威爾，主要是因為《一九八四》，而“Orwellian”一詞也就普遍用來形容他的作品與特色，尤其是《一九八四》。


集一生大成的嘔心瀝血之作

歐威爾逝世前一年出版的《一九八四》，是集一生大成的嘔心瀝血之作，這絕非誇大之詞。如前所述，此書綜合了作家一生的豐富經歷，以及由此而來的政治與藝術信念；也因為他自幼健康欠佳，寫作此書時更是一邊與肺結核纏鬥，一邊奮力在打字機上敲出一字一句，出版次年便以四十七歲的英年溘然長逝，為世人留下了珍貴的遺產。

全書從一開始的「時鐘剛敲過十三下」就露出蹊蹺，第二節的「仇恨週」令人不寒而慄，「老大哥在看著你」也讓人覺得無所遁形；接下來的「電幕」、「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使人時時處處受到監控；黨的三句口號「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明顯地混淆黑白，卻也已積非成是，為人民普遍接受，奉行不渝；至於整個政府的四個部則不僅名實不副，甚至背道而馳──真理部「負責新聞、娛樂、教育、藝術」，卻時時製造與傳播謊言；和平部「負責戰爭」；仁愛部「維持法律與秩序」，其實卻負責偵察、鎮壓、拷打；富裕部「負責經濟事務」，實際業務卻與貧窮、飢餓相關。這些在在涉及語言操控。

男主角溫斯頓便是活在這樣一個是非顛倒、謊言橫行、高壓統治、處處遭到監視的世界裡。在真理部工作的他，每天從事的就是炮製謊言、修改記憶、竄改歷史，因為黨的口號是：「誰控制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了過去。」即使他有心遵從黨的旨意，但人性中依然有尋求自由、不願受到壓抑與控制的本能，因此他在日記裡大膽寫下「打倒老大哥」，甚至與情人茱莉亞幽會，兩人相濡以沫。然而這些尋求自由的人性本能都是老大哥眼中無法忍受的脫軌行為，而兩人自以為安全的幽會之地──古董店，竟也在電幕的監視下，於是雙雙被捕。溫斯頓在獄中赫然發現，審訊自己的竟然是原先自認的「知己」，而他在百般折磨下，最終為了自保只好犧牲情人，卻發現情人為了自保也出賣了他。此時連人性中最基本的愛情、信任與尊嚴都摧殘殆盡。經過改造之後的男主角覺得自己脫胎換骨，全盤接受黨的說法（包括2+2=5），「什麼都招認，什麼人都咬」，「等待已久的子彈穿進了他的腦袋」。全書結束時，「他戰勝了自己。他熱愛老大哥。」

《一九八四》以各種手法呈現出深遠的寓意，其中最令人稱道或值得警惕的，很可能就是所謂的「新話」了。根據《牛津英語辭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此字「原先來自歐威爾《一九八四》中反面烏托邦（dystopia）用作官方宣傳的人為語言，後來則指任何墮落形式的英文，尤其是官方宣告或政治宣傳中所使用的曖昧或委婉的語言。」這種新話往往被用來危害思想，蒙蔽真相，粉飾太平。為此，歐威爾在書末煞有其事地附錄了〈新話法則〉，說明創造新話的種種方法及原則，包括刪去某些字，從某些字中移除不符正統的意思，為了政治目的創造新字等等。其中一些新話，如先前提到的「老大哥」、「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又如「思想罪」（Thoughtcrime）、「犯罪停止」（Crimestop）、「雙重思想」（Doublethink）等，不僅在英文裡流傳，甚至在中文裡也為人所用。這篇雖是附錄，卻與正文相互輝映，揭露了以詖辭蒙蔽真相的種種手法及其原則，提供了讀者檢視（政治）語言的照妖鏡。遺憾的是，如此重要的附錄卻為許多中譯本所漏譯或僅有節譯。


《一九八四》的中譯

其實，《一九八四》在中文世界的領受史（reception history）本身就具有相當的意義與寓意。張靜二彙編的《西洋文學在台灣研究書目（1946-2000）》（2003）列出了七位中譯者：最早的中譯本出現於一九五○年，譯者為王鶴儀；三年後出現鈕先鍾的中譯本；一九七四年（彭）邦楨的譯本由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另一份資料為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出版；爾後還有邱素慧、谷郁、劉紹銘、董樂山等人的譯本。除了張靜二所列的譯者之外，還有萬仞、林憲章、林淑華、王憶琳等人的譯本。由此可見台灣出版界與譯者對此書青睞有加。其中，董樂山的譯本原先在中國大陸出版。劉紹銘在一九九○年所撰的〈東大版「一九八四」譯本前言〉中指出，此書的中國大陸譯本「公開出現得比較晚。朋友給我『搜購』到的，只有廣州花城出版社的版本，譯者是董樂山。出版年份是一九八八年六月，只印了四百二十冊」。

由以上簡述可知，《一九八四》第一個中譯本距離原書出版只有一年，即使就今日而言都非常迅速，何況在思想封閉、資訊欠缺、兵荒馬亂的一九五○年。之所以有如此超高的效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書中對極權統治的批判十分符合當時的冷戰氛圍與執政當局的政治立場，把《一九八四》視為反共小說（文壇耆老王鼎鈞在近作《文學江湖》中提到，中國廣播公司播出鈕先鍾的譯本，「應是中國第一部專為廣播而翻譯的小說」，甚至還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中國第一部以原稿播出的〔反共〕小說」《歸隊》之前。他並指出歐威爾之作和匈牙利小說家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張愛玲的《秧歌》，都是「美國新聞處推廣的冷戰文宣」）。反諷的是，當時高壓統治、特務橫行、白色恐怖籠罩的台灣，其實也處於「老大哥無所不在」的情境，與中共的極權統治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甚至到了一九八四年，台灣尚且處於戒嚴狀態，政治迫害時有所聞。不知當時台灣的出版界與譯者是否也領悟到這一點，在表面上反共的同時，也暗中嘲諷、批評任何的高壓統治？

而這本控訴極權統治的小說在中國大陸出版之晚、數量之少，也反映了對此書的忌諱。董譯在大陸出版的第二年發生了天安門慘案，接著是一連串的搜捕，株連甚廣，此事至今尚未平反。在慘案發生次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很負責地」向全世界宣告，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讓人想到要向《一九八四》裡的真理部取得事實真相簡直是緣木求魚。


對當今世界的啟示與魅力

如今距離一九八四年已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距離《一九八四》的出版更是整整一個甲子，然而書中所描述的情況消逝了嗎？非常遺憾的是，即使時至今日，歐威爾所描述的世界不僅存在，而且以各種方式出現在世界各地，有些堂而皇之，有些隱晦曖昧，有些得到默許甚或歡迎，有些更是勢不可擋。

大約十年前，筆者在倫敦地鐵站牆上看到一張大幅廣告，上面寫著：「我們知道這條大街上有兩戶人家還沒繳交電視收視費。」英國的無線電視必須繳交價格不菲的收視費，有人為了省錢而不繳，相關單位就如此明目張膽地在公共場所恫嚇，立即讓我聯想到《一九八四》裡的老大哥和美國冷戰時期搜捕共產黨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晚近的例子則是有關英國強化政府監控權的爭議。據報導，英國是架設閉路電視攝影機（closed-circuit television，即街頭監視器）最多的國家，占全球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人民的日常作息平均受到三百架閉路電視的監控。但工黨政府以反恐與治安為由，力主警察和安全單位應該有權監控所有的電子郵件、電話與網路活動，裝置更多的監視器。這個主張遭到曾任軍情五處MI5第一位女情報頭子林明敦（Stella Rimington）的公開批評，指責政府假借防制恐怖主義之名，把英國變為「警察國家」。

至於台灣為了治安而廣設監視器，大家早已習以為常，甚至視為理所當然，電視新聞中更是無日無之。晚近媒體報導，台北市將花費十六億元裝設一萬三千六百個智慧型錄影監視系統，以達到「預防犯罪、總量管制、智慧辨識、穩定安全、即時通報」五大目標，落實「預防為先、偵防並重」的功能。警政署也在積極提倡「加強推動社區安全e化聯防機制」，計畫在五年內打造全台「電子城牆」。這些措施宣稱有利於治安、交通與防災，卻使得國人的一舉一動都可能遭到監控，相關影像也有外洩之虞，引發侵犯隱私的疑慮。面對種種歐威爾式的情境，傅柯有關「監視」（Michel Foucault, “surveillance”）以及知識／權力的論述提供了深刻的警示。

即使在號稱民主、自由的美國，以詖辭蒙蔽真相的作法也所在多有，如以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由入侵伊拉克，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後來證明該指控全屬子虛烏有。著名的語言學家／公共知識分子喬姆斯基也以「製造共識」（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來揭發官方與媒體如何沆瀣一氣，操縱資訊，各謀其利。換言之，《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種種操控以更精緻的手法出現於今日，值得我們時時警覺，處處提防。而科技的進步（如Google map）更把電影《全民公敵》（Enemy of the State）中那種「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情節，化為當今日常生活中的現實。就這層意義而言，《一九八四》的預言／寓言意義更值得深思。

本文脫稿之際，讀到兩則新聞。一則報導近來世界各國加緊追查逃漏稅，以金融業聞名的瑞士成為眾矢之的。該國總統兼財政部長莫茲（Hans-Rudolf Merz）為銀行保密制度辯護時說：「只要我依法納稅，我不希望國家窺探我的銀行帳戶……只要我們維持成熟、理性，國家當局就不該像歐威爾的《一九八四》裡所描述的那樣跟蹤我們。」足證歐威爾所描述的威脅多麼深入人心。第二則消息則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第十二部長篇小說即將於今年初夏在日本問世，書名赫然是《1Q84》（小寫「1q84」），他並表示：「這是我有史以來企圖心最大的作品！」他在以《海邊的卡夫卡》獲頒西班牙第十三屆「聖克萊蒙大主教文學獎」的典禮上說：「歐威爾寫《一九八四》是看向未來，但我寫這部小說剛好相反，我回望過去，但同時也展望未來。」村上的小說內容如何尚不得而知，但從書名與這段話就可知道這部新作是對歐威爾的呼應與致意。這些在在印證了《一九八四》的啟示與魅力歷久不衰，值得一讀再讀，反覆尋思，而且提醒人們時時警覺並反制任何形式的監控與詖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