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　鶴：書寫往往是當下寫就的，這「當下」有謂之「即興」，從來「即興」一直被認為是創作的點綴，強調「即興」事實為了成就原有的機制，掌控得宜絕對必要，才算正式才算正經，因此修修改改或下筆有萬鈞重。我早就野放掌控，珍惜當下出現的，它保留了最多的直覺，可能真實就蘊含在其中，盡量我不修飾「當下」。在〈巫看〉的細節裡似乎有些是「當下」在寫作，它沒有明顯「選樣」的痕跡，當然可能選樣不自覺已先藏好以備當下，但這跟事先擬妥綱要細目以及事後一修再改是不同的。在「當下」與「掌控」間妳如何安位。

朱天文：其實最過癮的時候是失去掌控力的時候，即興當下帶著你跑，說它是起乩也罷，是下筆如有神助也罷，如果書寫這件事有回報，這個就是回報。可惜年紀越大，成熟度越高，這種回報來得也越少。

舞　鶴：我書寫時，從未考慮「好讀」或「可讀性」，唯在顧及題旨時作必要的「節制」。《巫言》較《荒人手記》好讀，書寫前妳思考過新作的可讀性嗎？

朱天文：應該這麼說，我是在做削去法，削去所有我已經厭煩有的甚至快到受不了要銳叫
地步的東西。譬如《荒人》裡的那些「四字真言」，有說是森嚴的寶石切割原則，鍾阿城是說以詩在寫小說，密度高──太高了些。我就想擺脫它因此用大白話來寫一次看看。又譬如《荒人》裡談生談死，檢點靈魂，這我也想擺脫。更別說情慾書寫，夢境潛意識之類了，我就想，不碰「性」一個字，看會寫出什麼來？阿城一本書叫《常識與通識》，我想試試貼著常識面來寫如何？還有，我說喂，不要用工具書，不要用典。我還把括引給侯孝賢導演的一句廣告詞拿來規範自己：「深度是隱藏的，藏在哪裡？藏在表面。」我想試試只寫表面。以上這些，是我有意識在做的，做下去當然不見得全是。我不知這些是否構成了你說的可讀性。

舞　鶴：妳有句名言「我寫故我在」，創作于妳是以全生命的。年少以來我也如是夢想，不過十年淡水極簡、疏離的生活洗掉了太多，禁忌的以及執迷的，現今，我在具足，也不反對文明教育人生需有「具體的存在意義」，活著至少做一件事，最好是自己可以做得最好的那件事。妳仍以全生命書寫嗎？

朱天文：你引我的句子我寫故我在，是在虧我了。這個《荒人》的姿態，多麼狂誕，如今令我也臉紅。就像你十年淡水洗掉了種種，如今其實除了寫小說，我什麼也不行，離開小說，我是個無用之人啊。

舞　鶴：我一向不喜「知識分子菁英的」，我到部落魯凱、泰雅現今在阿美，多少有意掃除自己太藝術、太文學的，當然不帶十九世紀末延到二三○年代知識菁英放逐自己到普羅大眾的「拯救」、「贖罪」的執念，但我自然相與親近的是所謂少知識的「平民」，我書寫的人物幾乎全是「低下階層的」平民，我在小說中從不引用學術大師也不作知識論述。在知識普及的今天，問題不如以前那般嚴重，然而區隔還是存在的，「平民」自古以來不親文字，文字在他們的生活中不是必需品。妳為誰而寫？妳的作品顯示書寫者是個知識菁英，超高水準的，或者這對妳從來不是個問題。

朱天文：我很羨慕你能寫低下階層平民，這一塊世界我毫無辦法，只有投降的份。老實說，一旦進入小說動員狀態，我只能全神貫注從渾沌之中設法喚出形狀，只能做這件事，他顧無暇。我是今天寫時，從前面順下來看一次，檢查昨天寫的草稿，一邊謄清一邊修改，然後繼續往下寫草稿。檢查時，是用自己的鑑賞力在檢查，或我心中一些高手的眼光在檢查。若這些眼光是讀者，他們就是。說我是為他們而寫，也可以。基本上，寫文論雜文或電影劇本，我是力求溝通，甚至有很清楚的一群溝通對象。寫小說，是無意於溝通的。

舞　鶴：九○年代後，妳的書寫頗具「世界性」，妳的長篇內含了無數世界各地的「著名土產」，目今資訊通路如猛獸橫行，可能「世界性」或「全球化」才是正當的。八○年代我閱讀愈廣泛愈把自己侷限在所生所長的土地，九○年後重新書寫小說只寫這個小島台灣，我非看重意識強勢的人所以並非「本土意識形態」在操控，單純因緣這土地是我成長熟悉的，而熟悉中深藏著更多的陌生，我決定優先去熟悉這些不知有多少的陌生。有時，我也難免懷疑這種「地域性」、「區隔性」是否窄化甚至窒息了書寫，正如有時我也疑惑為何妳的小說除了極小部分的都會台北外很少觸及台灣。

朱天文：說老實話，我只能寫我熟知，有感的。換言之，我不是不寫，是沒有能力寫，不會寫，也寫不來。非不為也，不能也。至於地域性區隔性，我以為，越是全球化，越是要並存地域性區隔性。這在生物學上，是偉大的生物多樣性，絕對需要珍惜持護的。何況舉世滔滔不可擋，若不是有足夠的自覺，簡直會對一己之獨特性實踐不下去。我敬重你的自覺和選擇。我寫巫者，但願也能呈現出某時某刻某特殊時空下唯一只在台灣才可能產生的獨特性，在不同面向上，與你的獨特性呼應。

舞　鶴：長篇小說的最大可能在於呈現整體的綜合，多年前我逐漸成形這個理念，一個人生命的總總可以文學的手法融入長篇的細節內，選擇某個題旨範疇只是借用，書寫者自由出入外內，書寫免於沒完沒了，對於如此長篇小說的生命，生活中沒有什麼是白花的，沒有什麼不能寫入一個長篇的。我如是讀《荒人手記》，雖然規模小了些，但根本沒有「賣弄」、「枝蔓太多」、「偽百科全書式」這些批評指謂的問題，它是一個自足的自我爆裂同時自我諧合的小宇宙。若有可能，書寫者一生也只能寫出一部、或兩部這樣的長篇，《巫言》顯然非此類，期盼妳的另一部「書寫生命任何面向、最大可能性」的長篇。

朱天文：是啊，生活中沒有什麼是白花的，沒有什麼不能寫入一個長篇的，這是小說家的幸運，身負一種載體，於是雜七雜八連生活連閱讀連不管什麼垃圾訊息，最終，都會在這載體裡提煉凝融為一種樣貌呈現於世。一個出口。一次權柄，命名的權柄。如今寫作對我而言是，以一己的血肉之軀抵抗四周舖天蓋地充斥著的綜藝化，虛擬化，贗品化。我們有的就是我們真實的血肉之軀。

舞　鶴：未來十年內，妳會完全確立當代重要小說家的地位，是不需謙讓、不必推卻、不容逃避的。而這，必要再書寫至少二三個足堪典範的長篇，必要在成熟之上催促以堅強，強度與韌性。巫者必有非常人的強韌，足以因應內在的不安無明、外在的騷亂動盪。巫說巫言，妳說是嗎。

朱天文：謝謝你。上次見面，你鼓勵我未來十年當寫三本書出來，三年寫一本，其實合理。我因此反省自己過往對於寫作，太恃才太率性了，缺乏責任感也沒有紀律，這是暴殄天物。記得布袋戲國寶李天祿九十歲時有人採訪他，問他總結一生有什麼話要說，他用台語說：「人生要奮志。」我但願像你無言閉居淡水十年，出來後便說話說個不停。我應當要有這個做為巫者身分的自覺。它是一個命定，所以它是一個責任，不容逃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