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懂事以來，父親就生病了。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西螺大橋落成通車後，他就閉門不出，在家養病。六年後過世，那時我十一歲。小時候對父親的印象就是他很慈祥，從不罵人，喜歡和我們聊天，聽我們說話。

母親是一個愛說故事的人，尤其愛談父親的事蹟。日常生活中經常提起父親，﹁恁爸爸……﹂幾乎是她的口頭禪。因此，父親一直鮮明地活在我的記憶裡。

父親過世兩年後，我們搬家，離開西螺。幾年後兄姊和弟弟陸續出國，母親也移民美國，我又隱居於臺南，李應鏜一家人逐漸被淡忘。程大學主編《西螺鎮志》（二○○○年）第三篇〈地方人物誌〉一章，找不到李應鏜的資料；〈日治時期留學生名錄〉也沒有他的名字。

二○○六年母親在美國過世，臺灣的親友，尤其是阿舅，年邁體衰，路途遙遠，無法參加喪禮，不無遺憾。因此二○○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們兄弟姊妹在臺灣基督教長老會西螺教會舉行﹁李應鏜先生李陳勸夫人百年冥誕感恩禮拜﹂。除了親朋好友外，也來了幾位意外的嘉賓。

雲林縣螺陽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時任執行長）何美慧女士特別來參加禮拜，很興奮地表示：

終於找到西螺大橋推手李應鏜先生的後代了。

感恩禮拜引起了一些回響，基金會開始舉辦一系列的紀念活動與展覽。我們也計畫請人為父親作傳，接洽了幾位作家，都說對父親的認識有限，無法發揮。二○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西螺大橋通車六十週年紀念活動後，二姊有感而發說：

我們應該出書紀念爸爸。我來講，你來寫。講給親人聽，寫給後人看。

於是我們兩姊妹展開了長達四年多的書寫工作。

父親在養病期間，把自己的證件、文書、信札整理得有條不紊，收藏妥當。母親善盡保管責任，每次搬家，總是把檢視父親的遺物視為第一要務。而幾乎父親的每件遺物、每張照片，背後都有一個故事。這些故事以當年的風土、人情、事物……為背景，涵蓋了政策、法律、經濟及社會各層面，更涉及一些臺灣近代史的重大事件與知名人物，可以說是寶貴的歷史資料。

二姊大我十二歲，早年移民加拿大，定居溫哥華。七十七歲時，立志完成父親的傳記，雖是肺癌癒後十年的病患，每週打越洋國際電話，講一個多鐘頭的故事。她遺傳了父親超人的記憶力，故事的點點滴滴，都描繪得淋漓盡致。長我十歲的哥哥也是記憶力超強，補充了不少資料。阿舅則敘述了一些更久遠的陳年舊事。他們說的故事有些是我的親身經歷；有些雖未曾目睹，但是耳熟能詳；有些則是我從未聽說過的。我在大學時代主修法律，就用法律人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的態度，忠實地記錄，並收集資料，訪談長輩、親友故舊，也和書中人物的第二代、第三代聯絡，或者親赴事發地點訪查，每次都能找到印證二姊和哥哥講的故事史料。然後再根據史實把這些故事依序串連起來。

父親早年赴日求學，旅居京都八年。為了瞭解他的學生時代，以及京都給他的影響，二○一三年三月底起，我數次走訪京都，追尋父親的足跡：學校、住處、活動場所和名勝古蹟等等。找到父親當年居住過的兩個地方，順著他走過的兩條路線，走到他的母校—同志社大學，在校園裡憑弔中學部教室的遺跡，想像一九三○年代的時空背景，以及父親的校園生活。也沿著鴨川楊柳依依的岸邊散步，感受父親的風雅。又去﹁Café進々堂﹂喝咖啡，親撫父親坐過的原木桌椅。也去了一趟南禪寺，瞻仰父親讚嘆不已的琵琶湖疏水渠。

父親留下了二百五十多本書，有日文、英文、德文及中文等書籍，和一些雜誌。還有將近兩百張的照片。從他的藏書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精神和行為脈絡，他的學養、人格特質以及養成過程。我也花了很長時間，仔細研究他的照片，比對人物、推測背景所在，連照相館名稱也加以留意，做為確認故事發生地的重要線索。

父親在世未滿五十年，但是活得精采豐富。他出生於書香世家，朋輩皆士紳。飽讀詩書，注重生活美學，講求生活品味。可以說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母親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家閨秀。她的同學、朋友個個高貴大方，舉止莊重。每有客人來訪，我總喜歡在旁邊欣賞這一群人的文雅風範，享受﹁承話鬚﹂的樂趣。印象中的臺灣人，優雅自信，氣質不凡。可是早期的國語連續劇裡，董事長、老爺、教授、醫生等等有身分地位的角色一定講北京話。而講臺語或臺灣國語的，就是捲起褲管、滿身污泥的工人，滿口粗話、口吐檳榔汁的流氓惡棍，沒有受教育的呆頭鵝，或是三八阿花式的女人。透過戲劇刻意貶低臺語與臺灣人，每次看到與童年生活經驗判若雲泥的節目，都氣憤莫名。坊間敘述有關日治時期民眾生活的書籍，大都描寫貧窮與困苦的一面。但是臺灣在一九三○年代經濟繁榮，也有富裕昌盛的一面。不是戀舊與炫富，也不願刻意忽視，只想誠實地記錄那時代的風貌。

父親具有反抗精神，幼年反抗日本老師，及長反抗日本政府。終戰後，看到目無法紀、貪污腐敗的官吏、倒行逆施的政策，又反對國民政府。

從中學時代開始，受到西洋教育的影響，父親思想開明，生活西化。追求民主自由，尊重女性，更是一位人道主義者。他善待家中僕役，同情小販，體恤佃農。在西螺鎮長任內，成立類似今天全民健保制度的﹁西螺鎮保健協會﹂，關懷照顧弱勢族群。﹁虎尾機場事件﹂發生後，在風聲鶴唳中，冒死拯救了三十三人。

父親熱愛生命，實事求是。年輕時經營事業，遇有不公不義，立刻退出，不做無意義、浪費生命的事。即使晚年在病中，每天仍然過得很充實。一大早看著六姊、弟弟和我上學，然後看報、讀書。下午我們一個個放學回來，他分別和每一個小孩聊天。每週給在外地求學的哥哥、四姊和五姊寫信。晚飯後，又有朋友來高談闊論，從不虛度光陰。

家道中落之後，在家養病，並未坐困愁城，消極地坐以待斃，而是樂觀積極地勇敢面對，努力經營副業。日本貝田教授來臺診療之後，重燃生命之火焰。隔天立刻走出病房，開始復元之路。

父親是一位苦幹實幹的人，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即使身體負荷不了，也不放棄，西螺大橋的續建完成就是最好的說明。我們兄弟姊妹都繼承了他的苦幹精神。母親每看到我們的打拚就說：

恁像恁爸爸按呢（那樣），會做死啦！

「躹躬盡瘁，死而後已」，就是父親的工作態度，也是他留給我們的遺產，更因此為臺灣留下了當年遠東最長、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舊金山金門大橋的西螺大橋！

二○一七年三月底初稿完成，超過二十五萬字。大量的內容讓我重新認識父親，瞭解他精采、睿智、勇敢、痛苦、無奈的悲歡人生。感謝上蒼，我何其有幸能生為他的女兒！

知道我已完稿，二姊說：

我沒有辜負爸爸媽媽的期許，可以高高興興地去見他們了。

原來醫生又在她身上發現骨癌。我快速整理稿件，裝訂成三冊。於四月底帶去加拿大，可惜晚了一步，她已進入彌留狀態，無法言語。我在她耳邊輕輕地報告，她流下了幾滴眼淚，是遺憾？是欣慰？

從溫哥華回來後，在悲傷中消沉了一段時間，才又打起精神，開始修改，删減了八萬多字，加上整理一、兩百張照片，廣徵編輯意見，又耗費了兩年多的時間。

本書的完成要感謝許多親友的幫助，特別是文化部鄭麗君部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許雪姬教授、國立故宮博物院吳密察院長、國史館陳儀深館長以及臺灣文學館前館長鄭邦鎮教授等人的鼓勵與指導，並為本書作序。許雪姬教授和鄭邦鎮教授更親臨寒舍參觀先父遺留的文物，勉勵有加。作家也是漫畫家的摯友魚夫（林奎佑）先生，畫出了李應鏜故居的原貌，也為本書作序。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鍾秀梅教授經常關心與指教，並促成本書的出版。京都同志社大學臺灣校友會前會長蔡有義先生，解說父親在同志社期間照片的背景及歷史事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楊朝傑，提供了很多寶貴的史料。他只要看到李應鏜的資料或照片，立刻寄來，給我的敘述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證。初中同學郭淑卿及其夫婿－—臺大法律系的學長陳昭宏兄幫忙校對，並親赴臺南說明與指正。歷史老師施彩鳳幫忙收集資料並校對。助理蘇惠娟在刪減過程中協助取捨，並幫忙打字，在此一併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六十五歲才開始寫書，感謝家人的鼓勵與支持。外子總是先睹剛出爐的文章，提供意見、幫忙推敲字句、斟酌增删。完稿後女兒們幫忙有系統的編排整理。外孫女莫良安的鼓勵與適時的讚賞，更增添了我的勇氣。她殷切期盼太公（阿祖）的傳記早日付梓，並且翻譯成英文給大多數的表姨、表舅及其子女們－－太公的後代子孫們－－閱讀，以為大家永遠的懷念，這也正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