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七月五日　警總景美看守所

靜！靜！靜！每一個夜晚，除了偶爾傳來衛兵在長廊如貓一般的走動聲，便是「難友」們入睡的鼾聲，偶爾，也會突然的有大吼的喊叫聲，可能是某位難友從噩夢中突然的驚叫吧？那時，我會從安寧的睡眠中半睡，也會聽到衛兵急速的跑步聲，隨即聽到他在傳來吼叫聲的囚房急匆匆的問語：
「是誰？是誰在大吼大叫？」當然，得不到回答，一切又回復到靜寂狀態。雖然，曾有難友告訴我，假使被判了極刑的人，大部分拉出去、架出去、拖去的時刻，都是在凌晨的四、五點時刻，將會聽到死囚面對死亡的哀號，以及腳鐐的撞擊聲。而那恐懼的淒厲號哭與喊叫，在長廊裡逐漸遠去，使所有囚房的囚徒不得不驚醒而惶恐，尤其對那死刑已確定的人，更是沉重的一擊。我轉押到景美看守所，尚未見識到這種淒慘的情景，雖然同房的藍振基已是……。

今天，晨曦還未升起吧？因為，從高高的小鐵窗，根本看不到晨曦到黎明的到來。什麼時間？我無法知道，只是一陣沉重的皮靴聲，遠遠的傳來，那不是平時聽到只有一名衛兵的急速步履，而是幾名士兵的皮靴聲，由遠而近，竟然在我們三十四號房停住了，接著鐵門被打開，走進三名班長，帶頭的是一名士官，我們被驚醒了，劉班長以「溫婉」的聲音唱名：

「藍振基！」這一唱名不打緊，藍老師在一角知道了這是自己最後的命運到了，整個人便顫抖癱瘓下來，哭喊著說：「我不是匪諜、我不是匪諜，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你們殘害忠良！」儘管如此，兩名班長已一個箭步走到他面前，如同老鷹抓小雞一般，一左一右將藍老師的手臂架起來，半拖半拉的帶出牢門！班長在後面，又對我們說：

「不要亂動，與你們無關。」我們當然無能為力，只能聽到藍老師拚命的哭喊：

「我不是匪諜、我不是匪諜，我是冤枉的……」淒厲悲切號哭、夾雜著沉重的皮靴走在長廊的腳步，又混淆了藍老師腳鐐撞擊，如同一曲悲慘的交響樂，由高而低、由近而遠，逐漸在長廊的盡頭消失。聽說，到長廊盡頭，劉班長會以濕毛巾掩住死囚的嘴巴，而在長廊中任憑死囚哭號，具有「殺雞儆猴」的作用。

我們面面相覷，透過鐵窗外黯淡的燈光，我們再也不能入睡了！也不能相互交談，每個人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默然祈禱，有的口念阿彌陀佛，有的向看不見的上帝祈禱：「生命來自塵土、也歸於塵土。」我呢？雖不是任何宗教信仰者，但也習慣性的默念著：「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算是為藍老師的訣別祈禱！

在我轉押到景美看守所時，藍振基雖不是和我們一般的「樂觀」「高興」，因為他已被戴上了一頂「紅帽子」的罪名，第一審已被判決死刑，覆判只是形式，否則也不會戴上腳鐐，和我們共處一室。在這期間，他曾與我交談，並且與我下車馬炮暗棋，消磨度日如年的囚徒生涯。因為下象棋，明棋要費腦力，暗棋一翻兩瞪眼，全靠運氣。當然，相處幾個月，他的情況、我的遭遇，彼此都有些了解。他「忠黨愛國」，曾是國民黨部隊的軍人，當初被共產黨俘虜，如果不「忠黨愛國」，他又何必冒著危險，從廈門游泳逃回到故鄉金門，又從金門來到台灣求學，派到彰化縣某國小擔任老師，結了婚，還有稚齡的兒女。只因上課之時，向小朋友說了幾句不該說的話，偶爾與同事談一談時局，便給安全的人事部門，打了小報告，說他為匪宣傳是匪諜，加上警總情治人員到他家逮捕、搜索時，又搜查到他有三十年代某些大陸文藝作家的「禁書」，於是以第二條第一項起訴，落實了他的罪名。

今天，他終於走上「斷頭台」；面對無辜的罪名，我不禁在想，他真的犯下滔天大罪嗎？瘦小的他，能推翻這個軍、情、特龐大組織的國民黨政權嗎？國民黨不是以自由、民主自誇自大嗎？國民黨不是講萬惡的共匪，只會殺害老百姓，剝奪人民財產生命嗎？可是國民黨統治之下，像藍老師這樣的人，只說了幾句話、看了幾本「禁書」，就被剝奪了生命，剝奪了生存權，這又是什麼自由和民主？豈不是和共產政權一丘之貉嗎？藍老師走了，死不瞑目，他的妻子、兒女，將如何生活下去？是否又將被他人歧視，是否被稱為「匪諜」的妻子？「匪諜」的兒女？政治！政治！這就是國民黨口口聲聲的民主政治？或許國民黨還認為寬大慈悲呢？沒有滅九族，沒有將連保人一併收押治罪，已是實施「德政」的民主國呢！

藍老師被架走了，早餐之後，老士官進來收拾藍老師的遺物，其實關在牢中的死囚，有什麼遺物可收拾呢？只是一些換洗的內衣、內褲，以及什麼起訴書、判決書、上訴書狀之類的文件和盥洗的用具而已。這些雜物，老士官以一床軍毯，包在一起，我們靜靜的看著，誰也不敢問一聲，只見老士官包好，搖搖頭，似乎是對我們說，也似乎自言自語：

「唉！真夠慘了！挨了七、八槍，才斷了氣，何苦呢？看什麼共匪的書。」

我們不曉得在藍老師一堆遺物中有沒有遺書，在他臨終的一瞬間，他的腦海裡，想起的將是他的妻兒吧？和他共處一室幾個月，自然有同病相憐的感情，一旦少了他，我們油然地感覺到失落了什麼，他永遠不會再回來了！他的妻子稚子能不能看到他最後一面，因為我們知道很多被槍斃的人，是埋骨於亂葬坑中，家屬連收屍的權利也沒有，人間的慘事，莫過於此。

還有一種傳說，槍斃匪諜的劊子手，十有八九是憲兵擔任，這群憲兵被稱為「領袖的鐵衛隊」，他們的腦筋極多數是僵化的，被灌輸了黨即是國、國即是蔣介石，誰反對蔣介石，便是反對黨、反對國。因此，對匪諜視之如外國的仇敵，槍斃他們理所當然。他們槍斃了一名匪諜，如同在前線殺死一名敵人，聽說還有紅包可拿。這些「合法」槍殺自己同胞的劊子手，他們經過特殊訓練，也並不是每一個憲兵都是合格的「槍手」。據說，憲兵司令部的調查組，也是情治機構之一，與調查局、運事情報局、驚總保安處的情治人員，並駕齊驅，是抓「紅帽子」、「獨帽子」的核心。

自從藍老師走了之後，同樣被腳鐐住的郭子猷老師，最為鬱卒，因為他也是 「紅帽子」一頂，眼見藍老師走了，他內心的悲哀，從他的臉上就看出來了。我們無法勸慰他，所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只有互相傳遞老鼠尾巴，吸它兩口菸來消除心中的愁悶。


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和市

當我回顧藍老師被帶走槍決的那天，至今雖已是二十年了。內心還有著戰慄的情緒，他那瘦弱蒼白的面容依然清晰在我思維恍然出現，在那暗寂的凌晨，他號哭的悲泣：「我是冤枉的，你們殘害忠良。」又在我身旁微弱的響起。藍老師被槍決的悲慘，我雖沒有目睹他遭槍決後流血的掙扎，如果老士官所說他挨了七、八槍才死去，可見藍老師在最後還以堅韌的生之意志，為生命掙扎，而其痛苦也就可以了解了。

在這以後，當我從死裡逃生，沒有遭受唯一死刑的判決，而且幸運的因為自己是醫師，能調服外役；在景美看守所，陸陸續續，看到不少的死刑判決犯。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在六十多歲的年紀，回想到三十年前在牢獄中的難友，也有幸運逃過一劫，有的只被判三年、五載，也有的宣告無罪開釋，但已無辜的被關押了一年多，別說那時沒有冤獄賠償法，即是有，因政治犯、思想的罪名受到牽連的，誰敢向國民黨政權索取坐冤獄的賠償金呢？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警總景美看守所

自我被起訴，心中雖不致一塊石頭落了地，卻也感到事情將會有個了結，雖然不知道自己將會不會
是死路一條，就不去管他了。更令我高興的是，既被起訴，便可面會自己的親人。軍事法庭與普通法院一條鞭的作法。認為被告未起訴前，禁止面會唯一的藉口，是怕被告與外界串通口供，已被起訴則無此顧慮。

因而我在起訴後，即可與阿爸、憲子面會了。面會的日子是每週的星期四，相互隔著一道玻璃，只能拿起對話聽筒一問一答，我這邊還有一名士官監視，當然錄音器材是免不了的，惟恐外面的人替裡面的人通風報信，也怕裡面的被告有什麼事要探望的親友轉達給其他人。其實，這些顧慮是多餘的，因為我只是政治犯、思想犯，又不是罪大惡極的殺人犯、槍擊要犯，外面還有什麼要他人替我串口供？只是第一次看到阿爸和憲子的時候，短短半年，心頭情緒的激動不是文字可以描述的，只見蒼老的阿爸，半年不見，僅是花甲之年，白髮更是增多，臉上的皺紋更形緊密，老人斑已隱約可見，我只能以抖動的聲音對著聽筒呼喊：

「阿爸！阿爸！我……我……。」眼眶中的淚水，忍不住汨汨落下來。

「中統！振作起來！不要怕！男人嘛！我會想辦法。」

「兒子不孝，辜負了你。」我以顫抖的聲音說。

「你小時候，我是怎麼教你的！自強、振作！挺起胸膛。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阿爸的中氣十足，他就是這樣教導自己的兒女，一生雖受盡橫逆，在兒女的面前，從來不說洩氣的話。

和憲子見面，我更是慚愧，從相識到結婚，我們兩人可是一見鐘情，所學相近，志趣相投，結婚不及一月，我就入牢為囚，除了在法庭見了一次，她為我辯解最後的一句話是：「我的丈夫是好人。」在面會時，雖隔著一層玻璃，顯然，二十五歲的憲子，也為我憂愁不已，人已消瘦，我的右手顫抖的拿著聽筒，只能說：

「憲子！我對不起你，害你為我操心、為我受苦。」

「中統！別這麼說，我不怕！我相信你！你不會……」

「憲子！我已有最壞的打算，如果我不幸，你一定不必為我……」確實，我既以二條一項起訴，當然要有最壞的心理準備，我不能要年輕的憲子，為我……。隔著玻璃憲子卻以左手貼近玻璃，似乎以她溫柔的手，掩住我的嘴巴：

「中統！別這麼說，事情沒有到絕望的時候。」

「憲子！我真對不起你，害你為我擔驚受怕，必要的時候，你可與我……」下面兩個字我還沒說出來，憲子便在聽筒那邊說：

「不會！不會！我不會答應的。」憲子就是這麼堅強可愛的女性，更使我慚愧、內疚地無地自容，縱使我明白、我了解我無罪。但在不講黑白、不講是非的政權統治下，我無罪法官能認同嗎？尤其是軍事法庭。

該來的終於要來了，被起訴後，我曾由三十四號房調押到三十八號房。如此的轉押囚房，可能的顧慮，是怕同牢房的難友「混」熟了，可能會耍什麼陰謀詭計，其實這也是過分顧慮了，司法案件的看守所、監獄，關押的一些黑道兄弟，或是一群亡命之徒，可能發生的事，在軍法處看守所裡，應該不會發生的，不是我們自負極高，而是我們有信心自認為自己無罪。

七月二十一日，我被傳喚出庭，這是宣判的一天，有模有樣的法庭，主審法官坐在中間，兩名陪審法官一左一右，我認為還有答辯的機會，旁聽席上卻空空如也，除了持槍的警衛，就是我一人站立在高高在上的法官前面，主審法官，面帶嚴肅的站起來，拿著判決書宣讀：

「被告陳中統因……判決有期徒刑十五年」如此簡單，三言兩語「定」了我的罪，我頭暈暈、腦昏昏，不知那來的勇氣說：

「報告法官，我有話要說。」主審卻不屑理睬的講：

「如有不服，接到判決書十天之內，可向國防部上訴覆判。退庭！」

三位「主審團」便從座位站起，依序而起走出法庭。我呢？癡呆的站著，十五年！十五年，我現在才三十二歲，十五年後，我已是四十七歲，那時，我還能做什麼？警衛的士官，看我愣著、呆立著，帶著同情的口吻說：

「陳中統！別難過，還可以上訴呢！走吧！回房去！」說完，還輕輕的拍拍我的肩膀，我能怎麼辦呢？只有茫茫然、眼花花的跟在士官班長後面，在他的後面走出法庭。門口持槍的衛兵，當然緊跟在我的後面，惟恐有什麼對他人，或是自己不利的動作。

人性總是脆弱的，我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最初，如同轟雷一般炸破了我的心靈，等到回到牢房，難友們紛紛前來探問，一聽說判刑十五年，有的便為我輕輕鼓掌：

「中統，你該高興，你能從唯一死刑的條文中逃生，後福無窮。」

「陳中統！不要難過，還可以上訴呢！」

難友們七嘴八舌安慰，也使我有了「阿Q精神」，確實二條一項，依照起訴條文，是唯一死刑，而我只被判了十五年，豈不是死裡逃生嗎？何況覆判說不定還會減刑？一想到，我沒有犯下任何滔天大罪，為什麼平白無辜的坐十五年的牢，這又是那來的法律？那來的真理？心中沒有憤慨、沒有怨怒？怎麼能使我心服、口服？

我們在牢房中講話，往往只能靜靜的說，悄悄的說，因為每一間囚房裡，都裝有竊聽的器材，這是軍方看守所「光明正大」的事，因此，我們除了談談個人案情，其他不滿意的話，只能「以目傳情」了。在牢房中，有擴音器，每天在午休、晚休的時候，可以聽聽音樂，或是聽聽一位熟悉的女聲播報一兩則新聞，例如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登陸月球，是廣播聽來的，這熟悉的聲音，後來我才知道是因「匪諜案」被關押在看守內的崔小萍小姐調服「外役」的工作。有時候，也有幾位女政工人員，替我們播放洗腦的八股教條！唱唱「殺朱拔毛」的反共歌曲！陳中統真偉大，宣判的這天竟是阿姆斯壯登陸月球的同一天！壯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