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太史公」？

在司馬遷寫了《史記》之後，中國人看待歷史的方式有了非常大的變化。並不是司馬遷之前的中國人不重視歷史，或不知道歷史是什麼，而是司馬遷從概念上對「歷史是什麼」、「我們如何看待歷史」給出了新的答案，更寫了一部龐大作品來親自示範。因此，要深切地理解《史記》，就應該先瞭解司馬遷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活在什麼樣的時代，有些什麼樣的精神，而這些精神又源於何種生平經歷。

瞭解司馬遷的重要資料是《漢書•司馬遷傳》，但是班固在寫《司馬遷傳》的時候真是偷懶，這篇傳記幾乎找不到班固自己寫的內容，從頭到尾就是抄兩篇文章：前面抄的是《太史公自序》，也就是《史記》的最後一卷；後面抄的是一封信，即司馬遷寫完《史記》之後，在非常特別的情境下寫給任安的信。班固沒有再多加什麼內容，但通過這兩篇文章，我們已經能夠清楚地認識到司馬遷是什麼樣的人，以及他為什麼寫《史記》。

在《漢書》中寫司馬遷的這篇文章叫《司馬遷傳》，沒有加「太史公」三個字。然而，要瞭解司馬遷和《史記》，就不能不追究為什麼司馬遷叫「太史公」，以及「太史公」是怎麼來的。

東漢的時候，衛宏有一本解釋漢代朝廷制度的重要著作，叫做《漢儀注》，其中有一小段紀錄對後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擾。書裡說到，武帝時曾經立過一個叫做「太史公」的官職，高於丞相：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

換句話說，各種朝廷資料的正本先要給太史公，副本才給丞相。然而這只是一個孤證，可能是衛宏搞錯了。但這就涉及兩個有趣的問題：一、衛宏為什麼這樣講？二、如果沒這個官，司馬遷為何自稱太史公？

司馬遷和父親司馬談在武帝時期擔任的都是太史令，再加上司馬遷把這個官職看得非常重要，從而誤導了衛宏，讓他覺得武帝設置了一個了不起的官職，司馬遷才會把它記錄下來。

衛宏的錯誤是一個重要的提示，反而讓我們能更精確地掌握司馬遷的想法。其實中國本沒有太史公這個官職，司馬遷擔任的是「太史令」。太史令最早掌管天文、儀式，後來慢慢開始負責記錄，這就是為什麼《漢儀注》說「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其實應該是「先上太史令」），他掌管的不過是一個資料保存中心，地位不可能比丞相高。這個職位既然位階不高，又不那麼重要，為什麼司馬遷要「自抬身價」，稱自己為太史公呢？實際上司馬遷並沒有私心，他不是為了炫耀自己官做到多大，父親官做到多大。認真讀一下《太史公自序》和《漢書•司馬遷傳》，我們就可以解開這個謎。從漢代官職的現實去看，太史令其實不是什麼重要的官，但司馬遷擴大了太史令所做的事，改寫了自己的使命。

他認定，太史令應該保存古往今來所有重要的史料。

本來太史令是一個普通工作，很多人都做過，但是司馬遷極其認真地看待這個工作，以至把它變成一種vocation─這個詞在英文裡有一種宗教式的意涵─是一個calling，是更高、更神聖的聲音召喚你去實現生命最大的意義。

在原本微不足道的太史令工作上，司馬遷有近乎宗教式的自我提升，這個提升不在於別人怎麼認定他，而在於他如何認定自己。這部分來自他對父親的崇拜，如果進一步溯源，則還有歷史、傳統、家世所給予的一種命運讓他不得不承擔。所以，「太史公」三個字含有宗教式的情懷，在這個信仰面前，其他的都沒有那麼重要。也是從這裡，我們才能理解司馬遷生命中的悲歡，以及種種決定。如果沒有這種宗教性的堅持，司馬遷不可能在遭遇到這麼大的打擊後還能堅持下去。

這個最大的打擊，就是「李陵之禍」。在這個事件中，司馬遷觸怒了漢武帝，他那時面臨兩個選擇：要麼去死，要麼接受宮刑。如果對漢代人最基本的尊嚴稍有理解，你就會知道司馬遷幾乎沒有選擇。選擇接受宮刑，被養在宮中，那是比死還要痛苦的事。可是最終在考量之後，司馬遷沒有選擇死，而是苟活下來，去完成他應該完成的事情。

所以，當他寫《太史公自序》或者《報任安書》時，這些事情已經在腦海裡折磨他很多年。司馬遷是如此嚴肅地看待「太史公」這三個字，把它當作自己的命運，即使付出最屈辱、最不堪的代價也非完成不可。

在《太史公自序》一開始，我們就看到他解釋這個命運如何落到自己身上：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他把太史公的傳承一路往前推，推到黃帝的孫子顓頊的時代，即文明剛開始的時候。顓頊時有什麼特殊官職，到了堯舜時代又有什麼樣的官職，然後一步步到了夏商。

而司馬家的由來可以追溯到周宣王的時候。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坑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

關鍵的一句話是「司馬氏世典周史」，就是說，已經不知道多少代，姓司馬的人的職責就是記錄周代的歷史。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司馬氏分散各地，出了好多名人。他一代一代地開始講這些留下名字的人，先講了司馬昌，司馬昌之後是司馬無澤，司馬無澤之後是司馬喜，司馬喜之後是司馬談。

到了這一段的結尾，他稱司馬談為「太史公」。這是文章中第一次出現這個詞。司馬遷想告訴我們，他父親不僅繼承了家族長久的歷史淵源，而且是被正式任命為該官職的。這也意味著，司馬談已經用太史公的自我期許來看待自己的工作了。

於是，一種清楚的、高貴的、昂揚的史家意識形成了。能夠記錄歷史的人是光榮的，而且這個人是繼承了責無旁貸的使命的。司馬遷秉持著這種態度，不是為寫書而寫書，而是為了可能已經傳承了近千年的家世傳統，因此《史記》才會有這樣令人驚訝的、突破性的創意和成就。

太史公的成長之路

司馬遷，這位中國史學上最重要的人才，絕對不是憑空而來的。

對於自己的來歷，他在《太史公自序》裡面交代得清清楚楚。

他的自豪首先來自家世。司馬家原本就是一個史學世家，司馬談在武帝朝擔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裡完整收錄了他的《論六家要旨》，彰顯了其學術和思想。

這裡有幾個可能的用意。其一當然是司馬遷作為兒子，不僅想留住父親的名字，而且要把父親的重要貢獻藉由自己的著作保留下來；其二，他想展示，司馬談這樣一個傑出的歷史學家，最大的本事是把過去幾百年非常繁雜的現象化繁為簡，同時不扭曲地表現出來。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各種思想同時冒出來互相競爭，各個流派出現了諸多人才、著作、思想，彼此錯雜影響。這種情況貫穿了三、四百年。面對這一現象，如果沒有史學家來整理，我們可能手足無措，很可能也無法將其收錄在人類經驗當中。這也是司馬遷收錄《論六家要旨》的重要用意之一。

六家指的是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司馬談對其都有非常簡要的說明及統納。他先從陰陽家開始說起：「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陰陽很繁雜，它很重要的一個作用是使人感覺這個世界有很複雜的運作道理，在生活當中必須要和陰陽五行的各種元素配合。這是它的重點，同時也是它的問題。司馬談接下來說，「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陰陽有它的好處，就是讓人感覺到天道流行中的模式，以及和我們之間可能產生的關係。

接下來講儒。儒家的不足在於它有非常複雜的六藝，加上《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各樣著作，讓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辦法搞清楚，甚至父子兩代都不行。從這個角度來看，儒家並沒有一個簡要的原理。但儒家的好處是有一個貫穿始終的理念，即「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將人倫規範清楚，告訴每一個人在人倫關係中應該做的事情，這是儒家絕不能被抹殺的功勞。

通篇看下來，我們會知道司馬談在六家當中有所選擇，《論六家要旨》談得最多的不是儒家，而是道家─「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這些都是正面的。道家無為，但同時又無不為，正因為無為，所以才能無所不為。用語言把道家的道理講清楚非常困難，可是如果落實在生活上面，道家卻又是最簡單的。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先是追溯了自己的家世，而後又彰顯了父親的教導和成就：把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整合為六家，又釐清六家的要旨，交代其脈絡淵源，讓人一下子就能領會。能夠用精到的文字把複雜的東西說清楚，這也是史學精神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

再然後，司馬遷終於說到了自己：「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司馬遷受教於家世，還有經學。當時經學有今文經和古文經，司馬遷學的是古文經這一派。二十歲的時候，他開始壯遊。

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阨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若把這些地名全部在地圖上鋪陳開來，會發現他遊歷了很龐大的區域。此外，壯遊意味著他不是去當觀光客，而是抱著生命的生成這種想法的。顯然，他的遊歷是要完成對歷史的探索，所以他「上會稽，探禹穴」，是去探索傳說當中大禹治水的痕跡；「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不只是為了看山東的山水、民風，更重要的是去憑弔孔子的遺跡。

壯遊徹底改變了司馬遷對很多事情的看法，這是他成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我們都應該思考，壯遊跟年輕人的成長可以有什麼樣的關係─如果沒有這樣的機會，沒有抱持這樣的態度去遊歷世界，那麼要如何才能成熟，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麼、做什麼樣的人呢？我們今天可以去到很多地方，但不見得就有壯遊的經驗。壯遊需要強大的自覺，不只是要看到一個廣大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要被這個世界衝擊，從而檢討、反省在離開家門之前的那個自己是多麼有限，藉此去追求更廣、更大、更高的經歷及思想。

等到司馬遷回到長安，又有一件事情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那就是父親的死。父親之死是因為漢武帝封禪。封禪是歷史性的重要儀式，漢武帝沒有帶太史令去，司馬談、司馬遷這兩代顯然都不能認同，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如此重要的事情，竟然沒有讓負責記錄歷史事件的太史令同去。司馬談覺得自己的職責沒有辦法盡到，人也受到了侮辱，因而「發憤且卒」。

那時剛好司馬遷回來，「見父於河洛之間」，在病榻臨終之時，司馬談握著兒子的手，哭著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他有巨大的焦慮，即司馬氏一路下來所做的這些有意義的事情，到自己這一代難道就結束了嗎？不可以這樣！

因此，他交代司馬遷說：
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他留給司馬遷繼續完成的使命，就是要寫出漢武帝時代是什麼樣的時代，封禪這個事件從歷史上又該如何看待。這裡的兩個目標，是後來成就《史記》的關鍵。其一，如果認定某件事是歷史性的關鍵事件，一定要知道歷史是什麼。一定要有歷史的模式，我們才會知道在古今之變中哪些事情重要，哪些沒那麼重要；其二，要能夠探索當下時代，尤其是司馬談、司馬遷所生活的漢武帝這一朝。漢武帝到底做了什麼，在漢武帝之後，時代發生了什麼變化？一個史家，如果沒有完成這兩件事，沒有把歷史從古到今的大模式探究出來，把當下這個時代放進歷史長流中解釋、彰顯它的特色，那就是沒有完成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