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麗秋海棠到瘋狂老母雞，從華夏、中華、淪陷地、祖國、家鄉等定位與形象，到特意被強調、帶有對立感與區分感的「中國」──台灣與龐大對岸關係如此曖昧，一系列仍屬進行式的動態變化，受層層疊疊的權力、政治、文化場域所牽制、形塑。在文學中，中國行旅作為台灣散文的重要題材之一，也可以讀出那條歪斜痕跡。

早年的懷鄉散文，上世紀八十年代起的探親散文，乃至於記者的踏查報導、長期行旅者或移居者的深度探索，還有四九後的大陸移民與當代民間學者種種文史掌故寫作帶出的舊時代煙雲，總合成複數的「中國」。而彷彿散發出時間的麝香一般的「上海」，即是最大熱點。「上海」饒具諸般面向，可是，在文化想像中，存著一個塔尖上的名字。鍾文音《奢華的時光：我的上海華麗與蒼涼紀行》（二○○二）以「華麗」、「蒼涼」來定位「上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以張愛玲為潛文本；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台灣留美客的京滬生活記》（二○○八），點名「台」、「美」交纏的基礎以及身在京滬作「客」的發言位置，雖然「京」「滬」都生活過，但是，對於台灣讀者來說，有哪個民國文學家的名字能比「張愛玲」更具威力？

徐禎苓的第二部散文《時間不感症者》，也可以放到上述脈絡中看。本書主攻中國行旅題材，作者受惠於兩岸學術交流體制，藉交換生身分，以上海（復旦大學）為根據地，輻射至華北、雲南等處。停留上海的時間比章緣短得多，可能比鍾文音來得長或集中一些。令人好奇的恐怕還是：「台灣│上海」書寫還有可能在前行著作磊壓、二十年來台灣人如此輕易就能往來台滬的熟悉感下，再寫出更新鮮、深刻的上海紀行嗎？

首先，徐禎苓的出發點，很罕見的，不是張愛玲。她的學術研究主要關懷為新感覺派作家，因此，出發點是跑到上海文壇去發展的台南人劉吶鷗。憑著劉吶鷗的日記、小說，以及與劉吶鷗同時代的老上海旅遊指南，就像朱天心《古都》中的敘事者拿著日治時代地圖漫遊當代台北，禎苓也拿著一九三○年代指南漫遊當代上海。任何一座有歷史、有故事可說的城市，即使普通遊人行走其間，很難不感受到今昔交映的魅力，更何況下過功夫、攜帶著文學幽靈一起上路？然而，那也不代表這僅僅是趟仿／訪舊之旅。旅者／寫作者／研究者／台灣人／女性／學生，挾帶多重身分，以考掘者之眼，印證所讀，在新廢墟中辨認過去的廢墟，在易代更新後的世界裡感應深埋的霞光，同時，對於商品化樣板化了的「文化上海」，欲拒還迎，天真信賴而後恍然懊惱……瑣碎卻真實。

任何再尋常的台灣與中國人的交會，都難以擺脫文化或族群身分意識的籠罩。自我表述（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為什麼來這裡？）、生活態度的加意選擇（特別守規矩、有禮貌，無論如何堅持排隊）、和新舊朋友談及兩岸話題時到哪裡就得喊停（對方提起六四或網路言論檢查時，真正的用意為何？），都可能涉及小小的政治糾葛，而更加證明身心邊界與現實邊界的存在。一個愛（老）上海、追尋（老）上海，而又具備基本台灣意識的台灣人，來到了當代上海，到底希望泯除界線，或隱隱維持界線？界線其實是做（doing）出來的，我們往往神入，對歷史掌故如數家珍，而又時時區分彼與此，不願被視為一體。那裡頭是對國族的執迷還是對現代性的執迷？

《時間不感症者》核心雖是上海，不過，交換生時光裡，禎苓還有幾次外遊。比如來到太原。寫司機話中有話，分明是占便宜，聽起來倒滿像人生哲學，點到為止，作者也不必分析，讀者都能咀嚼；之後，太原朋友談到新疆莎車暴動，贊同政府鎮壓，又談及六四，只說了故事，沒表達立場，卻壓低聲量提到某某老師幾次被「請喝咖啡」，點到為止，讀者同樣都能咀嚼。在這一類篇章裡，類似的處理手法，都可以看見作者的思量與巧慧。

書名來自劉吶鷗小說，對於時間的「不感」成了「症」，表示已積重成病；事實上，所有寫作者都是對於時間「有感」到成了「症」的一群。禎苓的中國行旅，屢屢藉由歷史資料與文學書寫作為介質，見所未見，於未見中重構欲見或應見，都在在證明了那個「中國」、那個「上海」的名存實銷，僅留夢痕。即使如此，仍要一再追索，這是對時間的「不感」還是「有感」呢？或者，以時間之名就可以解釋一切嗎？這是否太過浪漫？那些抹除記憶的暴力不仍然作用著嗎？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副教授、詩人、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