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
第一章

林正堂慢慢開著車在莒光路上東張西望。
應該可以找到一個停車位吧?他想。
但車已經到一○七巷的巷口了,他只好轉進巷裡。還是沒發現停車位。「幹!真衰!」他在心裡咒了一聲。突然發現三十六弄裡面有一個車位。
「好啊!」他高興地把車左轉,再掉頭,倒退,慢慢把車停到那個空位裡,他雙手搭在方向盤上,「呼!」地吐了一口氣。然後又不自覺地搖了搖頭。
這裡是莒光路一○七巷三十六弄,弄道寬約二十公尺,長約五十公尺,左右兩邊各有兩棟並排的五層樓房屋,弄道底部也是一棟五層樓的房屋,使得這個三十六弄就變成死弄了。林正堂的家就住在死弄底部那棟五層樓房的四樓。已經三年了。
前幾天,他從漢洋水產飼料公司辭職後,就每天一早開車送兒子女兒去學校,然後再送妻子去上班。回家時,常常要開到滿遠的地方才能找到停車位。今天能把車停在自己家門口,運氣算是很好了。
他下車,關了車門,走向門口。
他上身穿了一件淺灰色波羅衫,胸前小口袋上印著深藍色的「漢洋」的標誌,下身穿著藍色牛仔褲,頭髮蓬蓬鬆鬆的,有點茂盛,但也有些蒼蒼了。額頭高而平坦發亮,一雙眉毛淡淡的,眼眶深邃,鼻梁直挺,有點鷹勾,嘴脣寬大豐厚。臉頰上顴骨有些突出。身高大致一七○,但有一點習慣性的彎駝。
他推開樓下已經有點鏽斑的鐵門,登上四樓。把鑰匙插進鎖孔,用力向右扭轉,連續「卡!卡!卡!」響了三次,他才把門推開。然後關上大門,聽到「卡!」地一聲鎖上了,再把門裡兩道鐵閂緊緊扣上。
「爸爸,大白天為什麼還要把門閂扣起來呢?」
每次,兒子放學回家如果沒把門閂扣上,他都會立刻親自走到門邊來把門閂拉上。
「這樣比較安全。」他說。
「白天又不會有小偷進來。」兒子說。
「只怕萬一,」他說,「還是閂起來比較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國民黨大肆逮捕異議人士。半夜裡,警備總部和調查局的特務破門而入,就把他從家裡帶走了。三年前他從牢裡回來,第一件事就是把家裡大門的鎖換成有三道卡榫的那一種,據說連最專業的小偷都很難打開。他在門後還扣了兩道鐵閂。
「你也別把孩子嚇著了。」他太太柯秋潔在旁邊看他認真地親自在門上釘門閂,便笑笑地提醒他,「都什麼時代了,他們哪敢像以前那樣?……」
自從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又一連串發生了幾件大事,像林義雄家祖孫三人被殘殺的血案、以及台裔美籍作家江南被國民黨派遣的黑道槍手暗殺,等等,都使國民黨的統治威信遭受嚴重打擊。在國內外壓力下,逼得蔣經國不得不公開宣布,放棄已在進行中的讓他兒子依循他的模式:先掌控特務機關、再掌控黨機器、再接政權的接班計畫。所以特務機關從那以後幾乎就群龍無首了。再加上國內的民氣已起,由年輕人辦的黨外雜誌不斷勇敢挑戰國民黨的統治威權,所以,社會就變得比較自由、開放了。
「但是,威權體制都還在,台灣也還在戒嚴中,國民黨隨時可以翻臉的,誰知道啊?」林正堂把門閂最後一個螺絲扭緊了,挺直腰骨站起身,嚴肅地向妻子說,「還是小心一些比較好,國民黨這些人會變好人嗎?不可能的啦!」
他走進屋裡,把出門時來不及收拾的餐桌上的杯盤碗筷拿到廚房,打開水龍頭,嘩啦嘩啦地洗乾淨了,才坐到客廳的沙發上,拿起報紙,把兩條腿擱在茶几上,翻開報紙。頭版頭條的標題立刻引起他極大的興趣和關注。
「民進黨中常會決議,明年二二八將擴大舉行,由二二八和平促進會負責總策劃。」旁邊有一個極小的標題是:「促進會長陳永真醫師說,紀念會將包括在各縣市遊行及演講」。另外有一篇評論,標題是「台灣的戰爭與和平」,文章內容明顯警告民進黨,二二八是歷史的傷痕,舉辦紀念會將再度撕裂歷史創傷,製造社會對立,會使台灣陷入戰爭,破壞和平……。
他仔細看完頭版關於二二八新聞的報導與評論,站起身來走進書房,拿起桌上的菸斗裝滿菸絲,用打火機點燃了,深吸了一口菸。
他把書房兩邊的窗戶都打開了,窗外的車聲喧囂地嘩叫著傳進屋裡,也把白色的煙霧逐出窗外。
他這抽菸斗的習慣從大二就開始了。那時,他和台大哲學系的孫志威們是跨校際的死黨,而台大哲學系的殷海光教授是他們共同崇拜的對象。殷教授經常一邊抽菸斗一邊和他們談哲學、談政治。有一次,殷教授向他們力薦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著作。他受了影響就去買了一本中文和一本英文的羅素的書,封面都是那張羅素手握菸斗的照片。他因此也學他們抽起菸斗來了。久而久之,竟也成了習慣。一直到他因美麗島事件坐牢,才把菸戒掉了。但出獄後去漢洋水產飼料公司上班,常常要獨自開車去督導南部的工廠及各地的外務員,同時也拜訪客戶,沿路實在太單調無聊了,因此,就又恢復抽菸了。
他咬著菸斗,陸續翻著報紙。但腦子裡還是在想著二二八的事。這是國民黨最大的禁忌,民進黨竟然敢挑這個議題到各縣市去辦遊行和演講,還真有勇氣哩。
這些年,黨外運動風起雲湧,黨外雜誌推波助瀾,動不動就發動遊行,抗議政治上各種不公不義的事,直到去年九月,一些黨外人士冒著可能被捕的風險,正式成立了民進黨。到現在還不滿一年,幾乎每個月都有大型的群眾大會,要求解除戒嚴、開放報禁、反政治迫害、要求人權等等,參加人數往往多達幾千幾萬。而國民黨每次都如臨大敵,軍、警、特務全副武裝,也常多達幾百上千,連鎮暴車消防車都出動了,與遊行民眾嚴重對峙。
有一次,他開車經過台北市中華路,親眼看見一群人走過對街,前面一排七八個人,一起拉著一條白布,寫著幾個斗大的紅字:「捉我來當兵,放我回家去!」後面跟著八九十個人,每人身上都穿著一件白布套,布套上寫著:「想家啊!」
他把車停在路邊,和路人一起遠遠地望著對街遊行的隊伍。
「是老芋仔啦!」
「老兵想家也上街頭了?」
「這些老兵大概都是沒結婚的,退伍以後都變成孤單老人了,難怪想家啊!」
「你看你看,竟然有人拿東西丟他們!」突然有人指著對街大聲喊著:「幹你娘哩,你丟什麼?丟什麼?……」
「那麼遠,車聲隆隆叫,伊沒聽到啦……」
「在台灣,不單是外省仔回不去大陸,連台灣人也有很多不能回台灣呀!」
「敢有影?台灣人為什麼袜當回台灣?」
「黑名單呀,若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就不能回台灣了。」
「這哪有道理?台灣人不能回台灣?幹……!」
「這些老芋仔,長期來都是和蔣家穿同一領褲仔,現在竟然也敢出來反抗,我看,……國民黨是要敗了啦!」
人們這樣紛紛議論著。
所以,民進黨明年要為二二八舉辦大型群眾演講會,似乎也就沒有什麼太特別了吧?連組反對黨都沒事了,老兵上街頭遊行也沒事了,還有什麼大不了的呢?也就是說,沒有什麼大風險了啦。
林正堂心裡雖然這樣想,但還是有些興奮。
到時,我一定要去參加!他肯定地對自己說。其實,在這之前,他也做過兩件事與二二八有關。
一九七八年他在基隆參與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第一場私辦政見會就辦在基隆市忠二路的媽祖廟口。在那場演講會上,他就情不自禁地公開要求國民黨公布二二八的真相。
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三個用頭巾包著頭臉的神色略顯慌張的女人相偕來到他的競選辦公室,交給他一包用報紙包著的東西。
「林先生,多謝你啦!」其中一個用有點哆嗦的惶惶的聲音說:「三十年了,阮的親人,在二二八的時陣,不明不白給國民黨刣死,阮忍……,忍氣吞聲,不敢講半句話。……昨暝,昨暝,……」那女人說著說著竟哽咽了,另外兩個站在一旁也拭著眼淚。
「妳慢慢講,慢慢講,緊……」林正堂也有點慌亂地不知所措地安慰她。
「昨暝,」那女人擦了擦眼淚,緩了一口氣又繼續說,「昨暝在媽祖廟埕,第一次聽到有人公開替阮的親人申冤,實在,實在是足,足感謝啦……」
「這,一點點意思啦,」那女人把紙包塞到林正堂手中,「替你助選,祝你,祝你當選啦!」
她們沒留姓名,沒留電話地址,慌慌匆匆就走了。雖然只有三萬元,卻給他留下永難磨滅的印象。
而也是那個下午,他那個在警備總部當組長的表哥也找上他了。
「怎麼?你活得不耐煩了嗎?敢公開講二二八,你實在,實在……七月半鴨仔不知死活啊!這是國民黨最痛的傷疤,你偏偏去摳它。過去,多少人為了二二八,槍殺的、坐牢的,你不知道嗎?」
公開場合不能講二二八,他當然知道。那一天面對那麼多群眾,他就是忍不住呀。特別是,演講的地方只隔一條街就是忠一路,就是基隆港邊。二二八,多少人,在港邊被槍殺,用鐵鍊把手把腳都綑綁了,一個串一個,從背後開槍,整排的人幾乎同時都栽進海裡了。海水是一整片一整片的紅。
林正堂從小,不止一次聽到村裡的長輩們這樣傳述著。因此,關於二二八,在那樣的地點,那樣的場合,他忍不住就講了,就公開要求國民黨要公布二二八的真相了。
「這有罪嗎?為什麼有罪呢?沒道理啊!」他衝著表哥說,「只是要求真相而已啊!都不行嗎?」
第二件是,他出獄時是九月,十二月剛好要選台北市議員。他因為是美麗島事件的受難者,又是還有些知名度的作家,所以頭上有些光環,就被一些候選人拖著請去助選了。他的口才本就不錯,本身又參選過,所以面對選民群眾,他的演講確實獲得了很多的掌聲。但是,選舉完了,他就沒事幹了。整天在家無所事事,就靠太太養,實在,實在太苦悶了!他幾乎要抓狂起痟了!
雖說特務控制已不像他坐牢前那麼嚴密恐怖了。但是,社會上對像他這樣的政治犯還是有顧忌的。所以,他想找工作,確實很難。
有一次在孫志威家,和那幾個自認為是台灣僅存的左翼《夏潮》雜誌的老朋友吃飯喝酒時,志威就說了,「以正堂的個性,讓他在家吃軟飯給太太養,伊會起痟!我看,不如這樣吧,阿堂,就回你的老本行,幫那些黨外雜誌寫稿吧!」
「等等,等等!」那個更早坐過政治牢的小說家蔡惠德沉聲說,「你叫他給那些黨外雜誌寫稿嗎?我看不妥!」
「為什麼?」
「那些黨外雜誌跟我們不同路,不是嗎?」蔡惠德說。
「別再提那些黨外雜誌了,我已不想再介入政治了。」林正堂說。
「哈哈哈,不介入政治?你一出獄不就介入政治了嗎?」孫志威猛喝了一口酒,大笑地說,「謝長廷、周伯倫、顏錦福,……你不是都去助選上台演講了嗎?我都聽到了,掌聲還不少哩。」
「那是還人情,沒辦法!但是我真的不想再搞政治了。」林正堂皺著眉頭,從高而平的發亮的上額,一直到有點豐厚的下巴為止,都已喝得紅通通了。「我真的不是搞政治的料,我沒資格當革命家。」他說。
「這年頭,哪可能有革命家?」蔡惠德有點不屑的,以他醇厚低沉的聲音說,「台灣真正的革命家都死光了,不死的,也許還有一兩個,也都還關在綠島……」
「是啊,台灣哪有革命家?台灣根本沒有革命的客觀條件,哪來革命家?」孫志威又猛喝了一口酒,臉色已經有點白青白青了,「坦白講,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和中壢事件幾乎同時發生,那時我曾幻想,台灣也許會發生革命吧。兩年後《美麗島》雜誌成立,在各縣市舉辦群眾大會,一動員就是幾千幾萬人參加,連國民黨出動消防車、鎮暴車都無法驅散。那時,我還真以為,台灣人民要起來革命了,……」
「別說你啦,連我也曾經以為會這樣啊。」蔡惠德把一截菸蒂往菸灰缸按了按,笑笑地說,「那年,《美麗島》雜誌在高雄開國際人權紀念會,我和幾個老同學都去了。和群眾一起舉火把走在大街上,也以為革命好像要來了,興奮得很啊!但是,他奶奶的!國民黨一鎮壓,大逮捕了,就什麼都沒了!」
「但是,一九七八年我在基隆參選,我真的是以搞革命的心情和意志在搞的。我心裡是以台灣僅存的左翼代表自居的……」林正堂喝紅了臉大聲說,「蔡大哥和阿威、阿凱還有顏婆子顏素如,你們一大夥人不是都參加了嗎?」
「不錯,現在在場的所有的人,以及不在場的顏婆子,我們確實都熱情參與了那次的選舉,因為我們都認同,那是我們共同的志業,台灣戰後僅存的左翼的朋友,也想經由選舉來爭取台灣的民心,替社會主義革命播下一點種子,……」下顎留著一撮山羊鬍鬚的陳崇凱熱情地說,他也喝了不少酒,臉色白裡透紅。
「但是,現在我已知道自己不是搞革命的料,我太兒女情長了,放不下我那個家,放不下老母妻子兒女。所以,過去那五年牢,我很辛苦。我表現太差,完全沒有革命家應有的豁達從容。……」林正堂有些沮喪地低了頭說。
「唉呀,不要老是想當革命家啦,台灣根本沒有革命的條件,誰要你當革命家呢?我們當年都犯了左傾幼稚病才會這樣,」孫志威舉起酒杯大聲說,「來來來,喝酒喝酒,阿堂……」
「是啊,我們都把話扯遠了!」陳崇凱說,「本來是阿威好意建議阿堂給黨外雜誌寫稿,可以有些收入,總比什麼事都沒做好吧?怎麼就扯到革命了呢?阿堂應該罰酒,罰酒……」
「好!這酒我喝,但是我也要向大家講明白,政治我是真的不想再搞了。」林正堂仰首把酒乾了,抹了抹嘴說,「在台灣搞政治就算不是搞革命,就說是搞選舉吧,說真的,我也不適合!為了選票,必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明知是個王八蛋,也要跟他打躬作揖恭維他,太扭曲我的本性了!」
「那你認為,你自己可以做什麼?你想做什麼?我們這群朋友可以幫助你做什麼?」
「這個嘛……說真的,我也不知道。」林正堂苦惱地說,「十年前,當我被國民黨打壓,不能教書、也不能發表作品時,我曾去應徵房屋銷售員,但是,人家看了我的應徵信,就把我打槍了,連考試的機會都不給我。現在,我的專長還是只有教書和寫作,只是又多了一個政治犯的頭銜,再加上年齡已經四十好幾了,誰願意用我這樣的人呢?」
「確實,這有點不好搞。」蔡惠德說,「當年我剛出獄時也差不多是阿堂這個歲數,去應徵了幾個地方都不成,後來是輝瑞這個外國藥廠,是我坐牢前的老東家,我以前有個交情要好的老同事已做到副總了,看在過去的交情才又拉我進去,不然,也是,……」
「台灣人的公司對政治犯還是有顧忌,怕被找麻煩。能不用就不用,誰願自找麻煩啊?」陳崇凱說。
「其實阿堂去搞選舉搞政治是很適合的,十年前大家不就是因為這樣才拱你去選的嗎?」蔡惠德笑著說,「站在講台上自然有那麼一股魅力,口才又那麼好,又那麼有熱忱,……」
「好啦,沒關係啦,大家也不必太為我操心。其實,我還餓不死,我家秋潔在台電上班,也算是鐵飯碗了。」
「哈哈哈,就是嘛,都是你自己虛榮的男性沙文主義在作祟。」孫志威哈哈大笑地說,「我為了照顧你的虛榮心才建議你去給黨外雜誌寫稿,既然你不願意,那我就再提個建議,你乾脆去編選舉書,說不定還會暢銷哩。例如和二二八有關的書,在日本的老戴長期蒐集研究二二八的資料,有一些已經在葉芸芸主編的《台灣與世界》雜誌上發表過了。這雜誌台灣不准進口,我們就拿它的二二八資料來編輯出書,說不定……」
「好!阿威這個建議很不錯,比給黨外雜誌寫稿好。」蔡惠德也笑著附和。
那一天就那樣談出那個結論。林正堂真的就花了大約三個月時間,在孫志威和蔡惠德的協助下,編了三本書,其中一本就是後來在市面上流傳頗廣的那本《二二八的真相》。這就是他曾做過與二二八有關的第二件事。
現在,民進黨要替二二八在各縣市舉辦遊行和演講會,「我一定要去參加!」林正堂興奮地對自己說。
這時,書房的電話突然「歌鈴歌鈴」地響了,他抓起電話筒「喂」了一聲。
「這是副總的家嗎?林正堂副總?……」
「是啦,我是林正堂,你是哪一位?」
「是副總喔,我是詹的啦,枋寮詹水田啦……」
「啊啊,田哥仔,是你哦?你怎麼知道這支電話?」
「是你們漢洋的外務仔說的啦,不然,我怎麼會知道?」詹水田在電話那邊大聲說,「真沒意思,要走,也不講一聲。」
「歹勢,歹勢!代誌有點慌狂,沒去跟你們相辭,真失禮!給你們照顧那麼多……」
「不是做好好的嗎?那些少年外務仔都很佩服你,阮這些客戶,我相識的也都跟你很有話講,怎麼事先都不知,突然說辭就辭了呢?」
「田哥仔,這若要講起來,話頭就很長了,咱們改一天有機會再來談吧,」林正堂抓緊電話說,「我現在先簡單給你講,我若沒走,繼續留在漢洋,會害死江的,會害公司關門。」
「有這麼嚴重嗎?」詹水田說,「你們外務的說,是調查局跟警總找你的麻煩。……但是,你不是已經沒在舞政治了嗎?怎麼還找你的麻煩呢?這些顧面桶(國民黨)的,真夭壽……」

漢洋水產飼料公司的老闆江正德夫婦讀大學時和林正堂是同校同學,他們讀化學系,林正堂讀國文系,和台大的孫志威是同一掛的跨校的好朋友。林正堂出獄後的第一個舊曆年的初一早上,他們夫婦就相偕來拜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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