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老友王拓，和我同歲，出生於一九四四年，日本時代結束前一年。我們從年輕時候相識相知，逾四十年，雖然我一直定居農村，王拓則四處奔波，大風大浪，我們的生活形態差異太大，卻長久維繫志同道合的同伴情誼，甚多交集。
二○一五年王拓來到我家，告知近況，他已辭去所有的職位，淡出江湖，不再過問世事，終於可以安定下來，專心陪伴牽手，沉潛讀書，重執筆桿，創作醞釀多年的長篇小說，從手提包中拿出一大疊手稿，翻給我看，他說計畫寫三部曲，預計至少五、六十萬字以上。我甚為他高興，無限期待。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總統、副總統就職晚宴，主辦單位安排我們坐在一起，同桌都是資深藝文界人士，氣氛熱絡，大家似有默契，不談政治，只談藝文。我告訴王拓，最近剛為一位家鄉醫師小說家的新書{小鎮醫師診療物語}作序，特別提到他一九七○年代中期的一篇小說〈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做對照。他很好奇，要我寄這本書給他。
我因路途較遠，要趕搭高鐵，晚宴未結束，先離席，王拓擔心我這鄉下人、路不熟，好意陪我走出會場，一面走路一面聊天；久未相聚，我們有太多話題說不盡，談興高昂，不知不覺竟走了數十分鐘，忘了搭計程車。
回家隔天，我就把書寄去，王拓接到書打來電話，我再次期待他的巨著早日完成。
不料只隔二個多月，父親節隔天，驚聞他去世的訊息，不勝悲傷。
我和王拓不只時代背景相同、成長經驗類似，性情也很相近，文學風格、社會懷抱，許多不謀而合之處。
王拓出身貧困漁村，十二歲喪父，依靠母親挑擔賣雜細養育長大，做過很多勞力工作；我出身偏遠農鄉，就讀大專一年級的寒假，父親車禍過世，依賴母親做農，艱辛供應我和弟妹完成大專學業，從年少就要擔負農事。我們對底層勞動人民，特別瞭解，有一份深沉情感。
一樣的出發，不一樣的參差。同時代的文學青年，固然受到整體社會教養的影響，有不少共通性；但因各自不同的性情、出身背景及特殊因緣，而形成差異性。在漂泊文學、現代主義風潮正盛行的七○年代，我和王拓並不跟隨台北主流文學風尚，而是泛稱的社會主義信仰者，奉行現實主義，立足台灣土地，關注社會結構，貼近大眾生活。是同時代文學青年中，文學信念最近似。

很巧合的是，一九七四年我發表了「泥土篇」系列詩作，王拓一九七五年發表了重要小說〈金水嬸〉，都是以母親為主題。一九七六年，鄉土文學論戰爆發前一年，王拓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金水嬸》，我則出版了詩集《吾鄉印象》。《金水嬸》是以王拓母親的畫像做為封面，而我稍後出版的詩集《泥土》，也是以我母親的畫像做為封面。我們共同的年輕朋友陳文彬導演留意到，這大概是台灣作家中，「唯二」以母親為題材，並以母親畫像做為封面的文學作品。
我常比較王拓與我，社會思想相近、文學信念相合，際遇卻大不同的關鍵。
我偏居農鄉、遠離台北，實際務農，農民性格傾向安定，況且我的個性情緒起伏不定，容易淪陷在無謂的感傷中，不夠勇往直前，又有暈眩宿疾，太激動就很容易發作，天眩地轉、頭疼欲裂、全身冒冷汗，往往要平躺著睡一、二天，才慢慢平復，從年少糾纏至今，苦不堪言。偶爾參與一些黨外活動，每逢選舉，積極為黨外人士助選，自知不足以擔當重任，只能站在第二線，雖然多次被情治單位調查，都有驚無險度過。
但在台北，出身中文系、中文研究所，又與尉天驄等人交往密切的王拓，「海洋」性格強悍開闊，重江湖義氣，社會使命感比我更強烈。在一九七○年代風起雲湧的民主浪潮中，鄉土文學論戰中，王拓縱身投入，站到第一線戰鬥，意志高昂，從不退怯；他的思想敏捷、才華洋溢、筆鋒銳利、雄辯滔滔，除了創作，同時投入論辯，進而忍不住直接參與選舉，勇猛實踐社會懷抱，終而惹來牢獄之災。
二○一一年五月十九日，趨勢教育基金會舉辦了一場名為「向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致敬」的活動，主要是歡迎寫作計劃靈魂人物聶華苓返台。主辦單位安排了白先勇、瘂弦、香港董啓章和我（瘂弦戲稱是士、農、工、兵），代表去過愛荷華的作家致歡迎詞。
我特別提到，我是台美斷交後第一位受邀赴美的台灣作家。當年愛荷華寫作班和台灣當局關係不良好，我的邀請函是透過鄭文韜（鄭愁予）悄悄寄給我，瘂弦老師再三叮嚀我不可張揚，低調進行出國手續。我到了愛荷華才知道，原來前一年，一九七九年，邀請王拓，受到阻擾，未能成行，接著爆發美麗島事件，怕我也會有麻煩，才「祕密進行」。我確實遭到重重刁難，因為從縣政府到省政府到教育部的「人二室」，我的「安全資料」都記載：思想偏激、有安全顧慮。每一關卡幸賴「有力人士」出面才得以通過。或許我的資料案底沒有王拓那麼「黑」，「關係」才有用吧。王拓直到出獄後，一九八六年終於應邀赴美，因此也在歡迎會現場。

2.

一九七九年十月下旬，我到台北市耕莘文教院演講，講題大概是「文學與社會責任」，我的措詞頗為激昂，最後交流時間討論十分熱烈。聽眾滿堂，王拓也在座。
演講結束，王拓帶我到他的雜誌社。雜誌社在羅斯福路三段240巷，和耕莘文教院相距不遠，我們步行，一面交談。
七○年代中、後期，民間泛稱的黨外政論雜誌，紛紛出擊，一波接一波。陳鼓應為名的《鼓聲》，一九七九年九月出版第一卷第一期，被查扣；王拓接辦，重組，更換名稱《春風》，已經編輯完成，預計十一月出版創刊號。我們到了雜誌社，總編輯蘇逸凡（蘇慶黎）也在場。
王拓意氣飛揚，亢奮暢談如何挑戰國民黨威權體制。
彼時，十月三日，我和王拓都敬重的陳映真，半夜被逮捕，審訊數日，因國際人士壓力而釋放，同時間逮捕的還有李慶榮，則被羈押。以「美麗島雜誌社」為核心的民主運動，在台灣各地捲起澎湃風潮。王拓也是重要成員。
黨外聲勢越滾越大，敏感人士隱隱嗅聞得到當權者肅殺之氣潛伏其中。
要去台北耕莘文教院演講前數日，我曾和幾位關心時事的在地文學朋友，去彰化大村民主前輩黃順興家。黃順興憂心忡忡說：這群少年仔不知死活，國民黨不可能如此大度，放任黨外勢力快速蔓延，免多久必定會出手捉人。
許多跡象，依我的直覺和判斷，我也認為這是山雨欲來、暴風雨來臨的前夕。我將這疑慮直率提醒王拓，王拓手一揮，截斷我的話：驚啥小，打斷手骨顛倒勇。他那豪氣干雲的氣勢，我永遠折服。蘇慶黎也跟著說：對付國民黨，不可以說怕。語氣中有些教示意味。我不敢再多言。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日，高雄一場大遊行，演變成震驚海內外的政治大迫害「美麗島事件」，執政當局羅織意圖判亂罪名，大肆逮捕，王拓列名第一批首謀重犯逮捕名單。
一九八○年年初，旅美作家陳若曦，去國十八載，特地首次回國，帶著一份海外學者作家要求釋放王拓、楊青矗二位作家的連署書，透過「社會賢達」安排和蔣經國見面，直陳叛亂罪名的不當。當時講了一句名言：「未暴先鎮，先鎮後暴」，即軍警先有強力鎮壓行動，民眾才因驚慌發生暴亂，顯示事件乃是執政當局存心設局的預謀。
若曦女士返國不久，由陳映真、黃春明具名邀集藝文界人士，舉行了一個歡迎會，中南部作家似乎只有我和洪醒夫北上參加。名為歡迎會，實則是聲援若曦女士回國的重要任務，營救被拘捕的作家王拓、楊青矗。
歡迎會上，多位前輩作家針對事件表達憤慨，我也忍不住起來發言，痛斥媒體勿充當不義政權施行政治迫害的工具和打手。記得王拓夫人也在場。在滿室凝重、戚傷的氣氛下，更催化了我積鬱多日的悲憤心情，即時草擬了一首詩「不要忘記」，以兄弟相處做比喻，訓誡大哥要有包容批判的胸襟。經數日修訂，終於完成了這首詩，而於三月間《現代文學》雜誌發表。每當重讀這首詩，其中的隱喻，固然有詩藝的必要性，有更寬廣的想像空間，然則總覺得太軟弱，深憾未能披肝瀝膽、直接表達抗議。

3.

「美麗島事件」絕對不是突發事件，而是預謀已久。至少，早在「鄉土文學論戰」就已埋下導火線，尤其是王拓，當時就已惹禍上身。
「鄉土文學論戰」表面上是「文學」論戰，卻瀰漫肅殺之氣，絕對是政治思想的清算，王拓曾回顧，「因有幾位外省前輩紛紛站出來仗義執言，大力保護」，執政當局顧忌整肅文人的惡名而隱忍作罷，轉而趁勢策劃擴大逮捕行動的「謀略」。
一九七七年四月，王拓在《仙人掌》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詳盡分析台灣「鄉土文學」潮流的歷史淵源、社會背景及必然趨勢，引起很大的迴響。同年八月，主張文學應植根於所生所長土地上，進而關注社會現實、關心廣大人民的作家及作品，遭受一批當朝文人結合黨政軍特勢力圍剿，發動一連串誣陷批評。當時，王拓是主要被指名批判的對象之一，他沒有怯戰，挺身而出，接續發表「鄉土文學與現實主義」及「擁抱健康大地」等多篇論述，深入辯正、闡明「我所寫的文字，包括小說、報導和評論，都是從對這塊土地、和這塊土地上的人，堅定不移的愛心和信心出發的」，文意深刻、立論精闢，為鄉土文學奠定更厚實的理論基礎，確定了立足台灣土地的文學價值，啓蒙眾多文學青年，影響至為深遠。
王拓的思想論述，和文學創作合為一體，早在一九七六年，就已出版了《金水嬸》小說集；一九七七年九月，鄉土文學論戰正如火如荼之際，王拓又出版了《望君早歸》小說集。這二本小說集，標誌著台灣寫實文學中新風格的誕生，意義非凡；小說中的人物，不再像六○年代，通常受壓迫而卑屈認命，而是洋溢著堅韌的生命力、勇敢為公義發聲、新興的正面道德力量。
其實，王拓小說人物的昂揚精神，正是王拓積極強悍的人格投射。
基於「在這個時代做一個作家，只在書房裡寫作是不夠的；應對社會付出更多的關懷、做出更大的貢獻。」這樣明確的信念，王拓研究所畢業之後，短暫教了幾年書，不惜辭去安穩的教職，創作小說之外，花了很大的時間心力，不斷走入漁村、礦場、工廠、各個偏遠的農村，去瞭解這個社會比較全面的實際情況，並將心得抒發為一篇篇社會評論，為他所關切的漁民、農民、工人等廣大勞動人民，尋求更公平合理的制度。大量文章集結成冊，一九七六年三月出版《街巷鼓聲》、一九七八年八月出版《民眾的眼睛》，真正是「吐盡心頭血、句句為人民」。
時值創作力豐沛的期間，改造社會的熱情，也一再催喚王拓走上街頭，投身社會運動。他訪問北、中、南各自為台灣民主政治犧牲奉獻的「黨外人士」，串連起來，集結成《黨外的聲音》一書，為「黨外運動」組織的成形，發揮更強大的推波助瀾的力量，本書功不可沒。進而，由於王拓本身強烈的使命感，驅使他，選擇，將文學的道路轉往更直接的政治實踐，加上民主前輩的感召，站上第一線參與公職選舉。選舉，需要的是更大的魄力與勇氣，王拓當時那樣選擇了。也因此，光書寫就會被查禁甚至關押的年代，真正跨入政治參與，那是迎向更狂風暴浪的選擇。
本質上文學應是王拓最大的夢想，他心心念念的還是小說創作。
一九八四年九月王拓假釋出獄，隔年就出版了二部長篇小說，一是《台北．台北》上、下二冊，二是《牛肚港的故事》，都是在牢獄中完成的創作。這二部長篇小說，仍以漁民、勞工等底層社會小人物為生活主軸，庶民語言十分豐富、生動、鮮活，格局開闊，特別是從農業社會跨入工商時代，經濟發展過程中，流轉的勞動人力，如何受雇主壓榨剝削，許多心酸血淚故事，絕對是台灣小說不容忽視的重要作品。
另外還有為想念家中小孩而寫的《咕咕精與小老頭》、《小豆子歷險記》等長篇童話故事。可見王拓的文學能量，何其驚人，四年八個月的牢獄生涯，竟有如此豐碩成果，如果能安定下來寫作，他的成就必可創造更崇高的顛峰。

4.

一九八四年九月，王拓假釋出獄，十分徬徨，短暫任職於友人經營的飼料公司，好像是一份不太重要職務的閒差，我曾去台北他的辦公室看他，聽他講述情治人員如何逼供、如何扭曲人性的手段，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話，大意是說，人總有脆弱平凡的一面，社會大眾卻是嚴苛要求政治犯要當聖人，未免太殘酷。語氣中流露人世的滄桑，相較於入獄前「打斷手骨顛倒勇」的慷慨激昂，我有深深感喟，牢獄的磨難折騰，豈是平順過日的我們所可想像？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王拓第一次來我家。我為什麼日期記得這樣清楚呢？因為他送給我一本〈牛肚港的故事〉，簽名留念。

吳晟老弟留存
閒時可讀
1987.5.12 於圳寮

王拓總是稱呼我老弟，其實我們同歲，他年頭出生，只大我八、九個月，想必是他向來有老大的架勢，拓哥、拓哥被叫習慣了，在他眼中，平時木訥、鈍拙的我，顯得「年幼」。
王拓第一次來我家，「發生」了我們數十年交情中，最有趣味的一件故事。那天傍晚，王拓剛來不久，我們在三合院曬穀場上聊天，適巧我女兒音寧騎著腳踏車放學歸來。那年音寧讀國三，即將高中聯考。王拓甚為讚賞，私下向我表示，看到音寧這樣健康、爽朗又雅氣的鄉村小姑娘，很是「中意」，一定要介紹給他兒子醒之「認識」。醒之和音寧也是同齡。但說過之後，未再提起。
隔不久和王拓見面，我未忘記他的「建議」，故意問他：你不是要帶兒子來和我女兒認識嗎？王拓有些尷尬：你女兒那麼優秀，讀好學校，我兒子高中聯考考得不理想，不好意思帶來。我笑他：原來你也有這樣封建世俗的觀念。
此後多年，偶爾有機會在台北聚會，王拓總會公開讚揚「吳晟的女兒」有多優秀、多漂亮，我回應他：因為老爸沒什麼可稱道，只好讚許女兒。
直到音寧大三那一年，某個場合王拓遇到音寧，據說起先認不出來，有人告訴他那是吳晟女兒，王拓嚇了一大跳，不可置信，直說：你怎麼變成這樣呢？
變成怎樣呢？當老爸的當然知道，那幾年是我對音寧最操心的時候。音寧從小耳濡目染，高中就發表「致張學良」等詩作，高中畢業上台北就讀大學，銜接野百合學運，交往的朋友全是一大群當年所謂「最進步」的青年，他們一同推動「廢除刑法一百條」、「反對軍人干政」等等一連串社會運動，生活作息很不正常，熬夜是常態，不只疏於課業，最糟糕的是學會抽菸、喝酒，好像那樣才算「革命青年」，非常不健康，我曾數度專程北上勸導，但傳統父親循規蹈矩的道理，面對一大堆我實在難以理解的「進步思想」，哪有說服力，越爭論徒然「撕裂」感情，只好任由她安排自己的人生了。
王拓遇見音寧時，正是音寧最「叛逆」的階段，我聽多方轉述，「推想」當時最令王拓「嚇一大跳」的是，音寧理了光頭、瘦瘦黑黑，穿著、舉止都很隨便，昔日那位清秀健朗小姑娘的美好形象，完全破滅。
隔了一、二年，我和王拓見面，談及此事，故意問他：還要不要介紹你兒子和我女兒認識？王拓表情尷尬，不做表示。我調侃他：現在換你嫌我女兒了，原來你仍然有封建世俗的一面。
這一樁「有聲無影」的「兒女私情」，是我和王拓身為父親的祕密故事。

5.

一般形容女兒是父親的掌上明珠，音寧形容自己是父親的「掌心雷」，要小心翼翼對待，以免被炸到。據我側面得知，王拓和兒子的關係，很長一段時間很緊張，甚至不少衝突，比我和女兒之間更嚴重、更苦惱。我約略知道，政治立場的歧異是一大因素。
一九七○年代中期，王拓與我，和夏潮雜誌成員理念相合而有很深的淵源，王拓更是夏潮親密的夥伴。一九八七年王拓出獄數年，終究還是返回社會運動場域，「第一件差事」便是擔任夏潮聯誼會第一任會長，並參與創建工黨，一九八八年擔任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社長，只一年即離開，什麼原因，詳細情形我不瞭解。
一九八九年王拓加入新建立的民進黨，並擔任黨職，進而代表民進黨參選基隆市長、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這是王拓繼一九七八年加入「黨外政團」、投入選舉，政治生涯再一次最大轉捩點。相同的是，二次重大抉擇，都受傷不輕。加入黨外政團，遭受牢獄之災；加入民進黨，聽說昔日夏潮夥伴及一起籌組工黨的社運朋友，頗多不諒解，包括他兒子醒之，對父親進入國家體制內的「國會殿堂」，也曾直接對撞。這段歷程，醒之在父親的告別式也有做告白，令人心酸。
政治上的立場，是非恩怨糾葛，我約略知道，但政治場域實在太複雜，我畢竟是局外人，不敢多所論評，況且王拓和我每次見面，文學話題總是多於政治，即便談「政治」，也多是共同關注的社會議題，例如農業、生態環境，甚少涉及人事。不知王拓怎樣去面對昔日同志的批判、甚至嚴厲指責，但我確實未曾聽他說過一言一語的抱怨、不平，我想他的心情必定很難過，卻是懷抱著理解與包容吧。
近日和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廖振富教授談及王拓，他告訴我有位研究生林肇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許俊雅教授指導的碩士論文，正是《王拓的文學與思想研究》，請這位研究生寄贈一冊給我，對於王拓的「立場」爭議，有很精闢周延的剖析，也有訪談王拓自述的記載，我在閱讀中無比感慨。
在我和王拓逾四十年的情誼中，我最深的印象，王拓是直率的血性男兒，一輩子始終懷抱單純的社會熱情，連繫著、記掛著台灣土地和人民，義無返顧投入政治，參與選舉，無非是為了落實文學關懷的信念，具體實踐民主信仰、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在我心目中，他是勇於行動的俠者。
二○○八年五月，在民進黨最慘澹時，王拓「臨危受命」，出任民進黨祕書長，協助蔡英文主席整頓黨務、償還債務、為民進黨開創再出發的基礎。但他念念不忘的還是小說創作。年底，民進黨「盤整」底定，王拓毅然辭去祕書長職務，提出辭呈的理由是「將以餘生，努力文學創作」、「此願未酬，死難瞑目!」，歷經多年潛心讀書，預計將一生風浪，融合，轉化為長篇小說三部曲，可惜只完成了二部，第三部未及完稿，留下無比缺憾。
我深切瞭解，作家不必然要介入社會現實，更不必然要參與公共事務，但強烈使命感的召喚，不得已投入其中，越陷越深，又不能忘情文學創作，內心其實很掙扎。
王拓曾說：「最羨慕從事文學又可以把政治搞好的人，像馬奎斯，是作家，也是革命家。」實在說，談何容易。但平心而論，在我們的時代裡，既能如此投入政治改革，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又能如此創作豐沛、成果豐碩的作家，捨王拓，還有誰呢？
今日我們追念他，緬懷他對台灣的巨大貢獻，萬分不捨。我想，他並沒有真正的離去，他就在他的作品裡，等待人們去那裡相會。
王拓喜歡稱呼我老弟，那麼，拓哥，請安心離去，你的一生，已為台灣拼盡心力；你留下來的著作，臺灣文學史必定佔很重要的位置。
不過，年過七十，我更深體悟，聲名悠悠如浮雲，但求此生本乎真誠，竭盡所能，後世如何評價、如何定位，無需在意、也無從在意。

6

王拓常說：「我本來希望，自己能成為文學教授、成為作家，能整天在書房讀書寫作，我就心滿意足了」，「我也不喜歡政治，我只想搞文學」。
是什麼樣的因緣、什麼樣的命運、將他推入「不喜歡的政治」？依王拓自己說：「是無奈、是生不逢時、是生在一個思想要不斷被檢查的時代。」
直到二○○九年，王拓二度縱身政治風浪二十年，毅然辭去任何職位，遠離江湖，回歸他最愛的書房，閉門讀書、天天讀書。據說經常一天讀十二個小時，至少歷經兩、三年時間的沉潛修練，注入清明活水，世事浮渣逐漸沉澱，重新尋找文學的初心，蓄積寫作能量。
王拓性格直率，曾向多位友人透露，他正在進行的寫作大計畫，預計將一生親身經歷的故事，轉化為長篇小說三部曲，文壇上「盛傳」這個訊息，都無限期待。
不料二○一六年七月底，王拓猝然病倒，父親節隔天辭世，聽說只完成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尚未動筆，留下無比缺憾。
前些日，接到王醒之寄來王拓已完成的兩部小說打字稿，我連日專注閱讀，不時攪動複雜的心緒，有低迴感傷、有慷慨激昂、有無限懷思，更多的是欽佩。
書稿上註明，第一部《吶喊》，二○一二年七月完成初稿，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完成修定稿；第二部《呼喚》，二○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完成初稿，二○一六年七月十四日完成第三次修訂。
王拓這兩部遺著，無疑是自傳體小說，承載一九七○年代中期到一九八○年代末，台灣社會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王拓身歷其境、縱身其中，真正發生的故事，見證那個時代的歷史脈動。
王拓到底是吶喊什麼？為什麼吶喊？如何吶喊？又是呼喚什麼？如何呼喚？
小說主要人物的思想、言論和作為，在那個時代，都好像「來自地底的聲音，被冰封的大地隔絕了。」他們是一群被打擊、被壓迫、卻又堅持理想、熱情、勇敢反抗的人。
第一部《吶喊》，總計二十一章，從家鄉南仔寮垃圾場的抗爭運動開始，到鄉土文學論戰、夏潮雜誌創辦、中壢事件現場的震撼、加入黨外陣營，決定參與選舉，國民黨政府以「台美斷交、中美建交」、時局動盪為理由，終止選舉活動。最後篇章，記述聲援高雄余登發父子「涉嫌叛亂」被逮捕的遊行。
第二部《呼喚》，總計十八章，從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美麗島事件牢獄之災，一九八四年出獄後，任職水產飼料公司，公司受到情治單位干擾，被迫離職，轉而擔任《民間》（人間）雜誌社社長，籌組夏潮聯誼會，籌組工黨，帶領外省老兵返鄉團回「大陸」，終結於「中國統一聯盟」、國族認同的思想分岐、衝突、爭辯。王拓毫不掩飾表明立場。
這兩部小說，多取材於現實，一個一個章節，敘述一個一個事件，串連起來，和時代脈動環環相扣，思想脈絡清晰分明，情節十分緊湊，時而引人慷慨激昂，時而引人義憤不平，時而溫情感人，尤其是主角與兩位偉大女性的愛情故事，一個是堅強支柱的妻子，一個是曖昧難捨的紅粉知己、革命情侶，細膩纏綿，動人心弦。
王拓的文學風格，最大特色，採取他一貫信奉的寫實主義手法，並大量穿插對話，無論是基層平民，或是小說中幾位要角知識分子，貼近大眾的生活語言，參雜台語，十分鮮活勇猛，暢快淋漓，即使論辯說理，談論時事，也鮮少文人氣，書卷氣，彷如日常開講，親切、清楚而順暢。
對於一九七○年代、一九八○年代，台灣社會如何衝撞黨國威權體制，如何捲起民主運動風雲，多少有些瞭解，甚至曾經參與的讀者，閱讀這兩部小說，等於重新回顧那段歷史，必然心領神會，勾引起一波又一波回憶的浪潮，而有深深感觸。對於那個時代的政治體制，如何劇烈變動，不甚瞭解的讀者，閱讀這兩部小說，則如同上了一堂非常重要的台灣現代史課程。
這兩部小說中，每一個事件，大多非常真實，我唯一不確定的是，男女主角的情感糾葛，真實性如何，令人尋味。特別有趣的是，小說人物的名字，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大半是真名；而男女主角和多位要角，則另取名字，例如吶喊主角陳宏和鄭黎明，無疑是王拓和蘇慶黎的化身；第二部呼喚則改名為林正堂和顏素如，不知有什麼特殊意涵?其他人物，讀者可以依據自己的認識去猜測、去「對號」、去判斷誰是誰。似乎增加不少小說的趣味性。
依王拓自述：「我寫的是這群人的故事，但它是小說，不是歷史」，為了充分營造文學想像空間，才如此處理吧！
文學不外乎人性，而政治場域的人性最複雜，王拓在故事情節的進展中，不時流露自我省思；我印象最深刻、最悸動的是：在描述審訊、刑求過程中，他一面表現義無反顧的勇氣，一面省視內心的脆弱，他說：「人的肉體是很軟弱的，經不起痛苦的考驗。我終於明白，我不是勇者，我沒有資格成為革命家。」
文人不滿於時政，而介入於實際行動，總是帶一點浪漫的理想主義。然而，在政治的現實中，鬥爭往往打敗理念，算計常常贏過理想，作家從政，回歸文學創作，視野自然更開闊，人性的理解更深入。
台灣優秀作家多以，而直接參與政治者少之又少；為推動政治改革犧牲奉獻的傑出人士多以！然鮮少傑出小說家，兩者兼具如王拓，更是少之又少。依據《吶喊》和《呼喚》的故事情節，第三部已經定名為「糾纏」，情節架構已完備，可以想見應該是從一九八九年加入民進黨，擔任黨職、擔任公職，歷經台灣首度政黨輪替，「縱橫政壇」二十年，糾糾纏纏、恩恩怨怨、權力傾軋的豐富故事，以王拓寫實、率真、敏銳、直言不諱的寫作風格，這部小說如果完成，定然精彩可期，必將引起更大震撼。可嘆壯志未酬即離去，誠然是台灣文學無可彌補的大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