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鴿木蘭──烽火中的大愛
<序>獻給我從未見過面的公公婆婆

一九六三年,民國五十二年。台灣,台北。

大年初七的凌晨,天還未全亮。介民和明珠終於又見到面了。這次,他倆要一起上路。

四年又四個半月以來,明珠和介民只在聆聽宣判的法庭上匆匆見過一面。明珠捨不得將眼光從介民臉上移開—縱使消瘦憔悴,從他方正的臉型和俊毅的眉宇間,她還是看得出他倆的兒子的形貌。兒子剛滿十五歲,還有兩個分別是十三和十一歲的妹妹,他們都還不知道父母親即將遠行永不回來。明珠可以毫無畏懼的與介民一起上路,卻無法不依戀地在心中頻頻回顧她的三個孩子……

介民的上半身被繩索緊緊捆綁著。明天,農曆初八,是他的生日。他將看不見自己四十七歲生日的那天。但他的神色平靜,或許他的靈魂已先於他的軀體,翱翔到他深切想念的土地上去了。

數聲槍響。冬日的陽光無力地漸漸展現。

後來,成了孤兒的他們的兒子,在夜晚常做飛翔的夢。許多年之後,那個長大了的兒子才恍然大悟:夢中的他,是化身成了記憶深處的一隻白鴿。

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一九八八年。他們的兒子四十一歲了—那正是介民失去自由的年齡。已步入中年的兒子,像是應答著做醫生的母親在冥冥中的召喚,已是美國加州大學醫學院的教授。他在離鄉十八年後才回到台北—那個當年離開時感覺上是亡命逃走的地方,將父母親的骨灰盒捧到美國,安葬在他加州聖地亞哥家附近一處寧謐的墓園裡。

又再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夏天,台北。一個看起來四十歲不到、相貌俊朗的外國男子,來到城中的「中正紀念堂」。從那身隨意的衣著,周遭的人看不出他是美國頂尖高科技公司惠普的副總裁;從他西歐的外貌—栗殼帶金色的頭髮、藍灰色的眼珠,更看不出他出生在南美洲哥倫比亞的叢林裡,並且有一半東方血統。不像一般的外國遊客,他嚴肅的神態中帶著一絲難以覺察的壓抑的情緒。他走到「紀念堂」大廳那座以其為名的銅像前面,昂首默默凝視那個對於他是完全陌生的面孔,默立片刻之後轉身離去。沒有人聽見他對銅像發出的質問,雖然那無聲無形的質問,一個字、一個字撞擊著高聳的石壁:

「Why did you kill my grandparents?」

英文裡,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是同一個字。他問那個高踞的冷硬的銅像:你,為什麼,殺害,我的,外祖父母?

作為他們從未見過面的媳婦,我也曾想過提出這個問題,但不是對著那座冷硬的銅像——我知道那不只是由一個人、一雙手犯下的謀殺;甚至也不只是由不計其數的策謀者、逮捕者、刑訊者、審判者和執行者的集體合謀。許多年以前,從片段的耳語、陳舊的文件、碎裂的回憶,我只能推測那是一段曲折複雜又沉痛的家史;一對滿懷理想、彼此相愛至死不渝的夫婦並肩赴死,遺下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和太多無解的疑問。因為傷痛太劇烈,恐懼又太巨大,在那個年代沒有人——尤其是孩子們,敢於去觸碰禁忌,更無能為力去追詢那些疑問的解答和謎底。

當我最初遇見那個常做飛翔夢的男孩時,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將會踏進一個被粗暴地埋藏、被殘忍地強迫忘卻的迷宮。略為知情的人好意的勸告我:不要去試著揭開那些封條、追問那些謎語,因為那都是禁忌,去觸碰只可能帶來更多的傷害甚至災難。而那三個長大了的孩子,多年來無比艱辛地以自覺或不自覺的遺忘去癒合他們的傷口,追憶只會讓傷口撕裂,任誰也不忍心要求他們去挖掘那些深深沉埋的往事。

十年、二十年過去了,我日益有一份急迫和恐懼:我怕時間會把已經被清除得所剩無幾的紀錄悉數抹去,真相再也無法呈現;身為這家唯一的媳婦、兩個兒子的母親,我責無旁貸的要承擔這份還原家史真相的責任——至少對我的孩子,我必須在他們問起自己的祖父母時,給他們一個可信的交代。我必須去試著推開那扇迷宮的門,打撈那些沉寂埋沒在時間、遺忘、扭曲和謊言的泥沼底層的碎片,拼圖般拼出一段雖不完整,但足以清晰辨認的歷史。

下了這個決心之後,算一算,我用了不止二十年的時間。終於——

二○一四年春天,北京。介民和明珠離開世間半個世紀之後,終於回到他們生長的故土。在一場莊嚴的儀式和三名子女的護送下,他倆被迎進八寶山上的烈士陵園。生前死後,他們都辛苦跋涉了迢迢遠道,從此總算可以安息長眠,不再冷清孤寂。

那條迢迢遠道是一個曲折漫長的故事,承載在一段更曲折漫長的歷史之中。這固然是我原先以為的一段家族史,但在追尋的過程中,我逐漸發現他們背後那牢不可分的、宏大的國族史。這不僅是兩個人的故事,更是一個大時代的故事。

故事的最開頭,要追溯到將近一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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