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渥特•本雅明的緣故，漢娜•鄂蘭對「死後聲譽」這東西憤恨不已，她確實有理由這麼生氣，甚至感覺噁心。人們在本雅明死後多年才一擁而來的那些或已超過的讚譽和崇拜（有相當比例是真誠的），要是能夠分一點到他生前，本雅明就不必如此狼狽一生，也可以不會四十幾歲就絕望自殺於法西邊界的庇里牛斯山區。當然，能幫助他救援他的不直接是聲譽，而是聲譽帶來的或說可換得的東西，一些錢、或一本護照。

諸如此類的故事我們其實還能想到許多，比方梵谷也是，還有艾德格•愛倫•坡。馬克思的喪禮當時沒有各國政要也沒洪水般擁到全世界團結起來的工人，事實上一共只有十一個人，比起耶穌的最後晚餐出席人數還少一個，也許我們該把心懷不同企圖而來如官方臥底的猶大給扣除掉，讓十一成為我們該牢牢記住的一個數字，一個有關聲譽生前模樣的歷史常數。

漢娜•鄂蘭其實還寫過另一篇文章，很容易和她寫本雅明的文章想在一起─羅莎•盧森堡，和本雅明一樣不到五十歲就死去，但這位遠比本雅明勇敢、有生命韌性的了不起女士是被殺害的，盧森堡遇害處的碑文寫著：「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卡爾•李卜克內西博士和羅莎•盧森堡博士遭到騎步兵衛隊的毒打及暗殺。當時已死或僅是身受重傷的羅莎•盧森堡被拋入列支敦士登橋附近的運河。」

盧森堡也有她的死後聲譽，當然比本雅明的黯淡多了，也不真誠多了：「除了在俄國革命初期對於布爾什維克政治的精確、令人驚詫的批評之外，羅莎•盧森堡所寫所說的全都沒流傳下來，而它們之所以被保留，是因為那些持『上帝失敗了』論調的人們可以將其當作方便而且完全不恰當的武器來攻擊史大林。她的新崇拜者並不比那些誹謗她的人與她本人有更多共同之處。」─這是鄂蘭對死後聲譽這東西的另一種憤怒（或者說已憤怒無效到成為沮喪了），不僅總是來得太遲，還總是不正確也不乾不淨。

盧森堡的《資本累積論》是一部應該傳世的書。有關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將因為自身的經濟矛盾而自行崩毀的樂觀歷史預言始終全無跡象，盧森堡早早（有點太早了，太早總是只讓自己身陷困境和險境，這是通則）察覺，說出並提出她的解釋，這裡，她駁斥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簡易辯證法，以為資本主義的再生產並非進行於一個封閉系統裡面，資本主義會持續向外擴張，藉吞噬地球上的其他地區其他國度來緩解生產矛盾，也就不創造出對立面進入到所謂的革命情境（如盧森堡指出「現代無產者的確貧窮但還不至於窮困潦倒」，也就是不只剩腳鐐手銬而已）；盧森堡以為資本主義會不斷吸收外部養分來維持其順利運轉，就算談自我毀滅，那也得等到整個地球被其征服和占據之後。

一百年後今天看，當然是盧森堡對─盧森堡總是比較對，包括對蘇維埃革命的種種憂慮，她預見了「道德的崩潰」，指出「革命的扭曲比革命的失敗更加可怕」。

時至今日，我們對本雅明的基本認識算是正確的，只是深刻度、細膩度的問題而已；但對盧森堡，一百年時間依然如鄂蘭所說的，充斥著謬誤─她依然被說成是所謂的「紅色羅莎」，一個狂暴的、動輒失控還喋喋不休的可怕女人云云。盧森堡其實是個溫柔而且沉靜的人，愛鳥、愛花，「有著單純感人的仁慈以及詩意的美好」，她對文學、對詩也有極佳的鑑賞力和閱讀習慣，所以鄂蘭說她，「只是個天生的『書呆子』，如果不是這個世界冒犯了她對於公平和自由的感受，她更甯可埋頭在動物學、植物學，或者歷史學、經濟學和數學之中」。

羅莎•盧森堡最堂皇的墓誌銘出自列寧，這是非常著名的一番話並已成歷史掌故：「讓我們以一個古老的俄國寓言來回答：一隻鷹有時候飛得比雞還低，但是一隻雞永遠飛不到鷹那麼高。羅莎•盧森堡儘管有錯誤，但是她過去和現在仍然是一頭雄鷹。」但有趣的是，盧森堡自己選的卻是另一隻鳥，尋常的大山雀，一九一七年二月她在柏林的監牢裡寫給瑪蒂爾德•雅可布的信：「我的墓碑上只能寫兩個音節『zwi-zwi』。這兩個音節就是大山雀的叫聲，我能夠模仿得很像，一聽到我的聲音，牠們馬上就會飛來。您想想看，這兩個音節往往像閃亮的鋼釘一樣直率而平淡，而從最近幾天以來則帶有一點膽小的顫音，一點細微的胸腔音。雅可布小姐，您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這是即將到來的春天輕輕吹來的第一縷氣息─儘管備受冰雪和孤獨之苦，但我們（大山雀和我）覺得─春天來了！如果我因為煩躁活不到那一天，不要忘記在我的墓碑上刻『zwi-zwi』……除此以外什麼都不要寫。」

大山雀羅莎•盧森堡，一八七一年三月五日生（所以是南魚座人），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死。

千萬不要誤會漢娜•鄂蘭的憤怒，她不是要砸毀聲譽這沒用東西，剛剛好相反，她在乎而且護衛。鄂蘭完全知道這關乎著、牢牢繫著多少極重要的東西，包括基本真相，以及隨真相而來的歷史公平正義講究，還有，只有憑藉著盡可能正確宜當的聲譽，我們才能記得、找到某一個值得記住的人，以及他的作為和作品云云。正因為這樣，鄂蘭不免心急了起來─這一切不能早點完成嗎？趁著他還活著時，讓他安慰的知道自己做到了什麼，可以的話，也讓他過得稍微好一點，凡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