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香港書展，梁文道特別找了個我們兩人可抽菸的說話地方，很大一部分時間我們談一個大致已消失掉的書種，「小冊子」——原生地是歐陸，時間是感覺有事發生、人得做點事的現實風雨時日。小冊子一度是遍在的，很代表性的是昔日英國的「費邊社」，幾個熱切關注現實世界又要自己保持耐心沉靜和理智的讀書人，一本書只專注的、徹底的談一個問題，把整個世界仔細拆解開來一樣一樣對付。我記得我們還鄭重約定一起來寫小冊子，香港、台灣、中國大陸三地都各有難題且又糾結一團，當然是梁文道約我定。
我們也都曉得這並不容易執行，梁文道缺的是足夠大塊完整的時間，我缺的則是足夠的熱切之心，習慣退後半步（可能不止）、習慣旁觀，但這個二○一○香港約定是季札掛劒……
是以，這本《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便是始生於那個熱天午後的香港露天咖啡座，是我始終記得要寫的小冊子（世事蜩螗，書寫題目當然一直換來換去、隨風而轉），快六年了。
只是不知道這樣是否算交差、達到梁文道的起碼要求？
簡單，是小冊子書寫的基本守則，它設定的書寫位置得更低一些、更近一點——這本《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我於是把自己限定於一般常識的層面，沒有任何深奧的東西（說穿了，我也深奧不起來），包括書寫內容，包括文字選擇，也包括使用的實例和文本。這回，我引述的書，像《華爾騰湖》《基度山恩仇記》《環遊世界八十天》等等，盡可能選用一般人讀過的、至少有印象的（更通俗的書就真的有困難了，實在沒什麼可說可用的東西），如果這樣話還講不明白，那就單純是能力問題了。
常識，正是梁文道一本重要著作的書名（我尤其推薦他的自序那篇精采文字）。我自己這麼想─常識，從其來歷看，其實原來多是一個一個深奧高遠乃至於會嚇到人的東西，這是我們一般所說從睿智界到常識界的必要轉變，很長一段時日只存在於某人、某些人不懈的猜想、觀察、反覆思索修整之中，也是一般人們需要很久很久時間才總算弄懂或依然不太懂但安心接受的東西，像地球繞著太陽轉這一來自瀕死的伽利略（以及更早那幾位智者哲人）的今日常識便是。常識的結晶出來，因此多是結論性的，不帶著它的思索發現過程，只留其然不留其所以然，最終往往就是獨立的一句話，一個教訓，一個命令，空蕩蕩的，這個常識和那個常識彼此不銜接，其間處處是空白。
極可能不只是彼此不相銜接而已。正因為原是一個一個特定思維末端的結論東西，在這樣一個必然諸神衝突的人類現實世界裡，像源自於李嘉圖和源自於馬克思的基本常識極可能便是矛盾的、彼此吵架的，我們該聽誰的呢？當然，我們一般總是徹底實用主義的，看哪個當下合用、當下舒服或有利說哪個，但我想，我們生活中、生命裡總會有一些不好這麼混下去的特殊時刻、特殊問題（我近年來很喜歡、很有感於這句國王新衣也似的坦白話語：「台灣真的打算一直這樣混下去嗎？」），總會碰到非認真一點不可的問題，總也有需要弄得更清楚的時候。
回憶常識的生成過程，我們也許會想到更多事情，比方，常識因此可能是不足的、是錯的，是一種難以察知的時代限制，不因為有過多的人信它為真就自動正確，我們多少得警覺它可能謬誤又無礙其強大的不恰當力量；常識是需要不斷更新的，它的真正價值，毋庸在於人相信、並要自己保持明智、開放、不偏不倚的心，而不是特定哪句話，太過黏著蠻橫的常識有另一個或更合適的名字：愚行，集體的愚行；常識也是有限的，相對於人的認知進展有過早的盡頭、過早的結論，它的邊界就是人集體的公約數認知，從另一面來看是陷縮的，人類正的思維成果可遠遠不止如此；還有，我們是否也因此想起來並稍微感激為我們發覺它、最早說出來的那個人？以及不斷說明它的那些人？並因此給予今天仍奮力往更深處更正確處探問的人一點空間、一點最起碼的敬意、以及一點合情合理的支持─但不急，我們一樣一樣來吧。
認定這本《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是小冊子，把自己限制在一般常識層面上，用常識性材料工作，並時時問自己某一個很簡單但其實並沒太認真想過的問題，原來這樣的書寫也是很有樂趣的。也許我這麼說有點怪怪的，這有著某種手工匠人的樂趣，把船划好把魚釣好，我因此想到日本一位大陶藝師匠的感想：「不能一直只想藝術作品，偶爾也該燒一些日常實用東西，這樣作品才不會不知不覺變得單薄。」─這一整年，我腦中的釘子戶字詞是「稠密」，卡爾維諾想好了但來不及講出的題目（他會怎麼說呢？）。我用我自己會的方式，努力把這一個個四下散落的常識試著聚攏起來、聯綴起來，找東西填補其間的空白，盡可能夯打結實，並希望它們各自「回到」自己較恰當的位置上。當這些認識和判斷、這一個個勸誡和命令不再四海皆準，縮小回它們各自原來的尺寸大小，果然如吳清源講的（「當碁子在正確的位置，每一顆都閃閃發光。」），它們不僅更加明智，還帶著柔和準確的關懷光亮，是講給哪些人或怎麼一種處境時刻的人聽的。
只是我完全曉得，這本《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無法真的是一本小冊子。小冊子根本上是辯論的、說服的，有著堅決如矢的糾正企圖，而這是我不可能做到的─我很早（遠早於知道愛默森所說辯論無法真正說服人這句話）就不怎麼相信辯論和說服，我最遠只相信到「說明」這一步。就連說明都是有條件有前提的，人得對文字語言保有最起碼的信任和善意才行，並共同服膺一些傳統的（波赫士用語）、其實也就是人思維言說在悠悠時間裡凝結的「規矩」（也是其途徑），這樣才進行得下去。沒看錯的話，這正是我們此時此刻不斷在失去的東西，我們相當意義上正回返古早的部落時代，就連我們這些最抗拒、並意圖消解部落主義的人都無可避免被擠成個部落，封閉並不斷縮小的部落。
托克維爾講過這樣一番話，容易誤解但實在說得太好了：「一旦我認為一件事是真理，我就不想讓它捲入辯論的危險裡，我覺得那好像一盞燈，來回搖晃就可能熄滅。」
「所有的言詞都需要一種共同的經驗。」波赫士這句話，我注意到是寫在《莎士比亞的記憶》這本奇妙的書裡，可以很簡單，也可以很深刻─人的經驗也許指的不只是實際上經歷過的事而已，經驗的獲取和存有，仍得取決於人事情發生當時的心思狀態、意識狀態，以及稍後的回想整理。人一直在遺忘，自然的，當然也常常是有益的；記憶則多少有勉強刻意的成分，也屢屢帶點痛楚和不堪負荷之感。所以說，就連常識也會得而復失，隨著共同經驗、共同記憶不再，背反於我們對常識只增不減、只更新不遺失的開朗習見。
那為什麼還寫呢？是啊。如今，我把人類的書寫、人類的智識成果想成某個小池子（曾經都說是大海，但我恰當的縮小了它，這樣似乎也可用來許願了），我們只是一個一個、一代一代把自己的書寫結果丟進去，單向的，不問後果後續。報稱不發生於我們單一個人上、單一作品上，這包含在一整個更大、更長時間的循環裡。也許真正的事實是倒過來的，每一個書寫者一無例外都是讀者、先是讀者，我們每個人都先拿走報償，不斷從這一任意取用的池子裡拿走自己要的，由此構成現在的一整個自己。所以，不是給予，而是要還的。
接近於一種義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