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uden 寫過一首詩，獻給愛爾蘭前輩詩人 W.B.Yeats，詩句中有：Mad Ireland hurt you into poetry. 「瘋狂的愛爾蘭傷你為詩人」，勉強這樣翻譯，卻翻譯不出詩裡那種無奈的情感。Auden 試圖要說的，應該是愛爾蘭不尋常的歷史經驗，使得 Yeats不得不用詩來表達，來發洩。詩與瘋狂之間，有一種既抵抗又親和的關係，應該也有一種既神妙又痛苦的彼此印證吧。

有一段時間，我常常想起 Auden 的這句詩，還有，Yeats 與愛爾蘭與瘋狂。從詩句我回頭去想，小說之於我的意義究竟為何。我知道就像詩和Yeats 之間夾著愛爾蘭一樣，小說跟我，必然糾纏著台灣。不過，Auden 精準地替 Yeats 捕捉到了「瘋狂」這個主題，那麼台灣呢，台灣是什麼？或者說台灣逼著我不管走到哪裡，不管做了什麼事，不管別人給我掛了什麼頭銜，在內心深處都無法放棄小說，掙扎要用小說表達出來的是什麼？

一度我以為是「荒謬」。老是有不應該出現的事出現了，關連到完全預期不到的人，在錯亂不合邏輯的時間與場景中。應該就是「荒謬」。相應的感覺是啼笑皆非，是無奈慨嘆，是憤怒的情緒上升到一半，就轉成了嘲弄，對錯置與顛倒的嘲弄，也是對自己的憤怒的嘲弄。的確，台灣，過去現在與可預期的未來，都充滿了荒謬。

可是，我無法解釋，為什麼是小說？如果那逼著我不放棄，宿命地與小說綁在一起的，是深烙於我生命情調上的台灣荒誕，那麼，斷裂、跳躍、閃爍、曲折、省略、飄搖、浮動、挑戰著所有文法語法成規的詩，不才是更適合、更對的選擇嗎？

然而，我明明白白，在寫小說的時候，有某種東西，像雷雨來臨前突然遮蔽住天空的濃密烏雲般，雖然無法觸摸，卻絕對沉重、真實、無可取代。

有一天，在北海岸一家新開的時髦地中海風味咖啡館裡，望出去是一片雜亂的沙灘，有人在戲水，有人在開沙灘車，有人在放風箏，有人在擺攤賣冷飲，還有人無所事事單純只是在增加畫面上的雜亂程度。我沒來由想著，我一定要把這個畫面寫進小說裡，一定要讓一件最重要的事，在這個畫面裡發生，因為這個畫面中有我不能錯過的氣氛，一種絕對的、純粹的情緒。

那是什麼樣的情緒？是孤寂嗎？我想起馬奎斯名著《百年孤寂》，想起那本書的英文譯名「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突然腦中迸出了另一個字，destitute，荒涼荒蕪，destitute 和 solitude 幾乎可以互相押韻，用 destitute 代換 solitude 的話，就成了「One Hundred Years of Destitute」，百年荒蕪。唯一問題，這不是對的英文，對的英文應該寫成「One Hundred Years of Destituteness」。

不管他，重點是，百年荒蕪，是「荒蕪」而不是「荒謬」。我發現了這正是我在追索探問的。一種特殊屬於台灣的荒蕪性格長期壓著我的胸臆。為什麼台灣老是缺這個缺那個，為什麼台灣的景致總是顯現著刺眼的荒乾和逼仄？是了，這是讓我多年來逃躲不掉的大問題。

荒蕪只能用複雜來接近。最複雜的文類才能碰觸到荒蕪。而小說最大的本事，小說存在的根底理由，就是複雜，就是拒絕簡化。海浪呼呼襲拍，我悟知了小說迷人與不可抗拒的地方。荒蕪來自於簡化，於是當我們用複雜的小說去探測荒蕪的歷史地景時，就建構了一片想像的，依附於荒蕪，卻又對反否定荒蕪的視野。那視野，是荒蕪的一部分，離開荒蕪便沒有了意義，然而虛構視野浮顯，荒蕪便失去了其絕對性，失去了定義主宰我們生命情調的霸道力量。在這裡，小說與荒蕪，就像詩與瘋狂，拉扯跳著漾動心魄的激烈雙人舞……

Auden 寫給 Yeats 的詩說：「現在，愛爾蘭依舊有著他的瘋狂與他的天氣。」愛爾蘭不會因 Yeats 的詩而改變其瘋狂，更不會改變其天氣，不過詩不會白寫，多少愛爾蘭人藉由 Yeats 而找到了擺脫瘋狂，化瘋狂為文明力量的崎嶇道路。那路，不再通往愈來愈黯潮的精神病院，而在繞過一片割腳的嶙峋岩場後，豁然開展一片美麗的大海。

那個下午，我決定開始一個長期的小說寫作計畫。為二十世紀的台灣，寫一百篇小說，每一個年分一篇，用歷史研究與虛構想像的交雜，挖開表面的荒蕪，測探底層的複雜。在一切似乎都無可回頭地走向簡化，走向輕薄的時代，我相信，我更加相信，只有在厚重與複雜中，藏著我們文明的救贖。或許有一天，也有人會通過我的小說，看到不一樣的，荒蕪之外的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