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台灣和香港都經歷了歷史性的公民運動。

一年後，台灣的金曲獎把「年度最佳歌曲」頒給了獨立樂隊滅火器為太陽花運動所寫的歌曲〈島嶼天光〉。這既是一個文化的也是一個政治的歷史時刻：金曲獎這個台灣流行音樂最重要獎項把年度最佳歌曲頒給一個獨立樂隊，並且是一首誕生於社會抗爭的歌曲。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反映出台灣社會這幾年來的劇烈變遷。

在香港雨傘運動後一年多後，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給了一部本地獨立製片、一部非常政治的電影《十年》。這不僅是香港年度文化事件，也會是這個時代的重要記憶。

然而，後太陽花的台灣，氣氛是昂揚的，年輕人覺得被empowered：他們讓柯文哲當選市長，讓國民黨倒台和小英上台，他們覺得他們可以改變些什麼。

香港卻是相反：後雨傘的氣氛是低迷的、是挫敗的，只有主張自決甚至獨立的本土思潮，以及勇武抗爭越來越受到年輕人支持，似乎越來越少人相信透過體制可以改變香港。

《十年》這部影片的成本約五十萬港元，由五部短片分別想像十年後的香港：政府為了推動國安法而暗殺議員以製造混亂；普通話和簡體字成為香港主流，不懂普通話的的士司機難以生存；本地農業受到擠壓、書籍被查禁，而香港少年如紅衛兵般去鬥爭還有本土意識的上一代；一對戀人以製作標本的方式保衛城市「被消失」的事物；最激烈的一部片在二十三條已立法的香港，有人為了港獨理念而絕食，甚至自焚。

上片初期只有個別影院播放，但口碑越來越好，一個月後《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批評《十年》這部片「宣揚絕望」，「帶給香港社會的害處很可能大過好處」，並說該片票房只有三百多萬，影響的只是香港小眾。此話一出，小眾很快成為大眾，兩個月後，《十年》票房累積至六百萬港元，連續三周躋身香港十大賣座電影，並繼續由公民團體組織在香港各大社區放映，反應熱烈。

然後，這部片拿到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

不少人質疑這部片藝術性不夠，以及頒獎的動機是政治性的。當然，一部電影的藝術性是見仁見智的，許多商業片拿到最佳影片也都是可被爭議；而最佳影片到底是什麼判準，每個人心中的尺也都不同—一種看法便是，一旦某部片反映某個時代人心的渴望與焦慮到了成為現象的地步，乃是年度影片的重要精神。

無論如何，當《十年》不只是屬於一種反抗的姿態，而被香港最主流的電影獎項所接受，確實代表香港人心轉變之激烈。這已經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了。

看看從去年十二月《十年》上映到這個春天（二○一六）的香港發生了什麼事：銅鑼灣書店老闆被消失、警察和民眾嚴重流血衝突的旺角騷動、「以本土主義為綱，勇武抗爭為實，堅守港中區隔」的參選人在新界東補選中15％得票率，學民思潮宣布停止。

這是一個極為焦慮與惶惶然的香港，絕望的年輕人只能越來越激進化，或者用另一種文化方式去表達他們的困頓與不滿：如去年香港政治諷刺網路節目「毛記電視」頒獎典禮造成熱潮，人們是在城市不同角落聚集起來一起看；《十年》也在四月一日於三十個以上社區同步舉行放映會和映後導演的線上對談。可以說，這些香港青年世代的集體觀影是對具有濃厚本土情懷的文化想像的肯認、是對當下的拒絕，更是對另一種未來的渴望。

這是當下香港最迫切的命題，但香港主流電影工業卻無能反思，商業電影中偶爾出現的政治暗喻就能讓許多人興奮地覺得那反映出現實。然而，香港電影工業的主流是合拍片，而中港合作的影片怎可能去討論最敏感的中港矛盾或者北京的政治黑手呢？這是當下香港電影文化的最大弔詭。

《十年》或許有不少瑕疵，或許許多人不同意其觀點，但這部影片代表的是香港這一代青年在主流電影界迴避思考自身的命運時，願意去質問他們的未來，並提醒人們，這個島嶼將走向人們不想見到的未來—如果這個城市的人不嘗試奪回他們的未來十年。

「現在還來得及」—這是電影最終的字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