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地下文化的基地與十五年來一直是獨立音樂搖籃的Live House「地下社會」，在二○一二年七月十五日午夜被迫關門了。這一天，正好是台灣解嚴二十五週年。

回到那個冰冷黑暗的戒嚴體制下，我們只有一個「純淨」的社會，只有單一的價值與意識形態（忠黨愛國加經濟發展），而沒有任何異質與異議的可能：在七○年代初期，長髮男子還會被抓進警局中剪頭髮。

也是從七○年代，新的力量，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開始掙脫戒嚴體制的霸權價值：文藝青年們開始打破道德法西斯逐步建立起青年反文化；鄉土／本土意識開始對抗陳舊的大中國意識；民主運動開始對黨國體制的控制提出挑戰；各種社會矛盾也不斷爆發，挑戰以經濟成長為唯一價值的發展策略。

腐朽的單一價值秩序逐漸崩解，國民黨終於被迫在一九八七年解嚴。解嚴更進一步解放了人們被桎梏多年的想像力與實踐可能，更多思想、文化與社會的小革命開始在街頭、在書店、在地下室、在人們的腦中湧現。音樂也是—正好在解嚴後，「新台語歌」和地下音樂開始衝擊八○年代保守的流行音樂。

進入九○年代初期，各種另類的文化與思潮在島嶼的邊緣爆發，到了九○年代中期幾乎成就一個高潮—以音樂來說，出現了春天吶喊音樂祭以及野台開唱的前身，而女巫店、地下社會和更多的live house出現，一個新的地下文化場景於焉浮現。

只是，隨著形式民主的確立（九六年首次總統直選），以及九○年代全球化下新自由主義的霸權，八○年代到九○年代中期的社會反抗與躁動逐漸平息，部分異議之聲與主流和平共存，只剩少數人繼續持續游擊。

從更大的政治經濟結構來看，戒嚴體制下的政治威權加經濟發展的保守價值雖然不斷被挑戰，但是保守主義的核心並沒有被徹底顛覆。民主化二十多年，人民雖然獲得自由，卻沒有成為真正的主人，而是讓資本成為社會的主人，讓金權政治主導了我們的政治。

解嚴二十五年，經歷這麼多場社會運動和政黨輪替，我們赫然發現發展主義的幽靈回來了，而保守主義的幽靈卻始終在此—政治戒嚴解除了，道德戒嚴卻開始了。現在的人們比二十五年前的人更懂得追求「美好生活」，但這個美好生活的想像背後是中產階級的道德觀，是地產霸權作為物質基礎。這是威權統治的當代變種，富有的秩序守護者要剷除那些礙眼的異質，要在城市中消滅那些破敗的房子蓋起嶄新的大樓（在許多例子中建商會先蓋起叫做「台北好好看」的假公園），在城市的河岸拆毀破舊的都市原住民部落，要把吸菸者、遊民、偶爾在公園喝酒談天的文藝青年驅逐出公園，要拒絕癌童中途之家進入他們高貴的社區。

於是，我們將生活在一個乾淨無菌、沒有人渣失敗者流浪漢邊緣人搖滾青年與頹廢詩人，最好也沒有窮人的城市；在那裡，將沒有黑暗的地下社會，只有光亮潔白的地上美麗新世界。

走了一個地下社會，不只代表這個城市失去了多樣的豐富靈魂，或者這個政府對於音樂產業的根源是多麼漠視，而是當這座城市沒有了地下噪音，這個民主之殼也將失去異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