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中，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的張鐵志「飄移出學術軌道」，開始了他以筆為幟，在「公共領域」評論公共議題的生涯。幾年後，他在台灣的筆耕，吸引到一群銳意求變的大陸媒體人的注意，邀他「進入中國的公共領域，認識更多媒體人、文化人和異議份子」，並在當時最開放的重要報刊如《南方都市報》、《東方早報》、《新京報》、《南都週刊》、《鳳凰週刊》、《讀庫》、《財新新世紀》等版面上，發表政論、書評、樂評文章。本世紀的第一個十二年是大陸思想傳媒、公共領域、公民社會較為活躍的階段。

我認識鐵志的時候，他已經是一位足跡遍兩岸、甚受大陸傳媒注意的新銳評論家，也即他自己所說的「中國公共領域的活躍作者。」我們同屬一個三地知識份子的谷歌郵件群組，並有許多傳媒界、學術界的共同朋友。價值觀和世界觀方面，我認為我們堪稱同路。

但時代是倉促的，究竟這已是公共領域日益崩壞的年代，也是公共知識份子處境江河日下甚至有人身風險的時期。我欣賞鐵志的是，他對此趨勢看得很清楚，但卻沒有放棄或只獨善其身，仍選擇兼達天下，他說：「台灣主流媒體的墜落速度讓人難以想像，而中國媒體的言論空間則不斷緊縮」，「我成為一個敏感人物。」一個年輕公共知識份子有這樣的堅毅淑世精神，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難能可貴。
二○一二年，他受聘出任香港《號外》雜誌主編。在他到港履職那天下午，我安排了他與《號外》一眾元老、現任出版人以及編輯一起茶敘。這是我作為退休老號外人的唯一貢獻。隨後幾年的香港社會翻天覆地，而鐵志不負眾望，義無反顧的帶著酷愛弄潮的《號外》再度走到時代的尖端。

兩年半後，回到台灣，他繼續以文章為思想武器，同時以時政網媒、問政視頻以及書店空間為社會公器，矢志「拯救台灣的新聞，重建台灣的媒體公共領域」，堅定地「與這個時代肉博」，將脆弱的公共領域公知事業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