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裡提到「生離死別」這句成語。漢無名氏〈為焦仲卿妻作〉： 「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乃以「死別」形容「生離」，然而這也只是形容而已， 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我在父親去世後寫過下面這段話：父親去世給我的真實感覺並不是我送走了他，而是我們一起走了很長的一段路，他送我到一個地方──那也就是他在這世界上的最後時刻──然後他站住了，而我越走越遠，漸漸看不見他了。

我的母親也去世了。

父親九十歲冥誕那天，我住在日本高野山一處「宿坊」裡。夜晚寂寥，浮想聯翩： 父親活到現在剛滿九十歲，而他去世已經十八年了。十八年是多麼漫長，這十八年裡發生了多少事情，十八年前去世的父親離我多麼遙遠──遙遠到我已經接受了他去世的這個事實。父親在我心中，已經與籠統的、一般的「死」聯繫起來。這也就意味著，對我來說父親真的是一位故人了。雖然回憶起他，音容笑貌仍然浮現眼前。相比之下，母親的死給我的感覺仍然是單獨的「死」，是「這個人」的「死」，我仍然在體會已經不存在了的她的感受、想法和心境，我還沒有離開「她的世界」。回過頭去，我還看得見她。

有一次去看話劇，忽然悟到：父親去世，我的人生第一幕結束了；母親去世，我的人生第二幕結束了；那麼現在是第三幕，也就是最後一幕了。父母都不在了，對我來說，我出生之前的歲月好像盡皆歸諸虛無，很多歷史的、背景的、親緣的關係隨之消失。當父母之一活著時，我還感覺不到這一點。

這念頭使我悲哀──為父母，也為自己。

那個夜裡，接著大哥報告母親病危的電話，我和兩個姊姊趕到醫院。走進病房，看見母親在病床上大聲捯氣，我想到《莊子》講的「竭澤之魚」：「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可是母親得不到那個「相與」者了，她獨自抵抗不了死亡。呼吸、血壓、心跳相繼衰竭。我一直握著她的手，她的體溫倏忽喪失，手變涼了。我再也沒有母親了。

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親歷一個人從生到死。後來我讀內山完造作〈臨終前的魯迅先生〉，其中寫道：「先生的額頭摸上去還是溫熱的，手也是暖的，可是已經沒有了呼吸，脈搏也停止了跳動。我一隻手握著先生的手，另一隻手輕輕地搭在了先生的額頭上。漸漸地，我感覺到手下的溫暖慢慢地退去了。」不知是否人各有異，但我母親的確不是這樣的死法。

母親死在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三點四十四分。11-22-3-44。像是一首素樸極了的曲子，飄逝而去。

兩天之後，我們護送母親的遺體去殯儀館火化。

遺體火化之後有個「撿骨」儀式，每位親屬用夾子將一塊骨灰放進骨灰盒的絲袋裡。我的外甥沒夾住，骨灰掉在不鏽鋼盤子裡了，啪嗒一聲。在白色的骨灰裡，有一大塊黑色的東西，那是個人工股骨頭，是母親一年前骨折做手術時植入的。不知道它原來就是這種顏色，還是被燒焦了。看見它，比看見母親的骨灰更讓我受到震撼。原本這是不可能看到的，看到它只能是在母親死後，甚至是從這世界上消失之後。沒有比這更讓我確認母親的死了。看見這個東西，還讓人感到是暴露了死者非常隱諱的祕密。殯葬工邊用鋁勺將骨灰壓碎，邊說，這人工股骨頭不要了罷，我們會深埋處理的。

葬禮──向死者告別。實際上所告別的那個對象已經走了。只要活著，就還是「我們」；死則是死者一個人的事。

世上什麼事情都沒有結論，唯獨死亡是結論。然而死亡本身也許還需要一個結論。

母親去世不久，聖誕節到了。家裡收著一封寄給她的賀卡。信封帶點淡淡的黃色，很溫馨，上面寫了寄信人的地址姓名，是她小時候的一位朋友。我把信封放在母親的遺像前，沒有拆開。幾回想到應該去信通知一下，但一直沒有寫。雖然我也知道，這是很失禮的。

此其我想到阿爾貝•卡繆的《局外人》︵按：台譯《異鄉人》︶，好像多少能理解主人公默爾索了。大家對他的印象總說是「冷漠無情」，也許並沒有注意到，這是一篇默爾索的第一人稱小說。作為不得不面對陌生聽眾的敘述者，也許他壓根兒不願意講「今天，媽媽死了」這類事情。我是你們的「局外人」，因為你們不是我的「局內人」。強使之言，也只能如此。

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講述的一個故事與此性質相當，雖然當事人的表現完全兩樣：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啖不輟，神色自若。」

阮籍的舉止有違理法，司馬昭卻不拘表象，看出他「毀頓如此」──也就是什麼都顧不得了，理解自深。劉孝標注云：「《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機滅性。』」

《禮記•檀弓》講了不少死了母親的兒子的故事，多強調為遵守禮而克制情，只有兩則例外，一是：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一是：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講的都是容忍真情，但前一則說可以「不及」，後一則說「過」亦無妨，雖然「過」的表現看上去不僅「不及」，甚至「寡情」。孔子對原壤的態度尤可細細揣摩。孫希旦《禮記集解》：「吳氏澄曰：『從者以壤無禮已甚，欲夫子絕之，夫子以為親故之人雖有過失，未可遽失其為親故，隱惡以全交也。』」孔子若認定原壤有「惡」，何必要「隱」要「全」呢。「或問朱子：『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而過之，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莫大過否？』曰：『如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不可不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今說，則是不要管他，卻非朋友之道矣。』」此話更無道理。孫氏自己說：「然壤之心實非忘哀也，

特以為哀痛在心而禮有所不必拘耳，故夫子原其心而略其跡，而姑以是全其交也。若朝死夕忘，曾鳥獸之不若者，聖人豈容之哉？」雖然稍得要領，但末了補充的幾句卻嫌多餘。孔子「親者」云云，係針對原壤與母親的關係而言，「故者」云云，係針對自己與原壤的關係而言，即原壤並未「失其為親」，我亦勿「失其為故」，這是人情味很重的話。原壤登木而歌，正是其表達悲哀的獨特方式，與阮籍「毀機滅性」相仿；而孔子對此同樣懂得，至於唱的什麼則在所不計。

伊比鳩魯那句著名的話「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我知道很多年了，但如今才真正有所體會。死是不是死者的不幸姑置勿論，但它並不一概是生者的不幸，而只是生者之中很少一部分，甚至是極個別人的不幸。

讀《禮記•曲禮》，將「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 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與「鄰有喪，舂不相；里裡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作一對比，可知自家有喪事，當節哀；別家有喪事，當盡禮。再看陶淵明作〈擬挽歌辭〉：「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在這裡，「他人」並非人情澆薄，實是相送時禮數已盡，還其家後則了無干係了。周作人在〈讀戒律〉中論及陶詩有云：

「此並非單是曠達語，實乃善言世情，所謂亦已歌者即是哭日不歌的另一說法， 蓋送葬回去過了一二日，歌正亦已無妨了。陶公此語與『日暮狐狸眠塚上，夜闌兒女笑燈前』的感情不大相同，他似沒有什麼對於人家的不滿意，只是平實地說這一種情形，是自然的人情，卻也稍感寥寂，此是其佳處也。」

無論如何，在這件事上，要求別人分擔一己的感情不僅無法做到，而且根本不合情理。《詩經•秦風•黃鳥》：「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其聲甚哀；然而這樣的話是不能代表別人去說的。

常常看到這類報導：或天災，或人禍，致若干人無辜罹難。看過也就看過了，頂多引為談資，發點無關痛癢的感慨議論而已。記得宮部美雪所著《無名之毒》有云：「人真是冷漠啊。一旦事情和自己無關，就會立刻忘記。」誰能真正體會世上什麼地方，死者的親人哀慟不已，生活就此改變，不復回頭。假如罹難的僅止一人，遺屬的這份悲痛就更增加一重了。

還是那封賀卡。收到後我的第一反應是：新的一年即將到來，而我的母親已經不在了。她再也沒有以後的日子了。

從前讀亞歷山大•索忍尼辛著《癌病房》，譯後記寫道：「索忍尼辛本人在流放地患過癌症，可是他申請到外地就醫的報告隔了好幾個月才獲批准。當他勉強來到烏茲別克共和國的首都塔什干時，幾乎已經奄奄一息。經過三個月的激素與深度愛克斯光治療後，他才病癒出院。這次住院積累了《癌病房》的素材。」索忍尼辛後來又活了五十多年，假如他因癌症就此死去，《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癌病房》、《古拉格群島》、《紅輪》等等作品根本就不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講，「索忍尼辛」根本就不存在。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卡繆。一九六○年一月四日卡繆死於車禍，終年四十七歲。在他的皮包裡發現了未完成的《第一個人》手稿。該書中譯本序說，卡繆四十四歲時獲諾貝爾文學獎，「他怕自己被過早地蓋棺論定，怕別人誤以為自己的創作生涯已到此結束，而實際上他的創作高峰還遠未到來。他有一個龐大的計畫，即被他自己稱之為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式的巨著，為此他已醞釀了二十多年，他深知那才是自己真正的作品。然而歷史偏偏顯得如此冷酷，不論作者也好，還是讀者也好，不管你願不願意，沒有結束的也不得不結束了，他只留下這部一百四十四頁的殘稿，題目叫『第一個人』。」我讀《第一個人》時感到正如譯者所指出的那樣，「書中有不少疏漏之處，小說的結構不完整，故事各部分之間的聯繫也顯得鬆散」，而這些可以歸結為一個詞：「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