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全世界的騷動之中，傷了根本，而帶來的創傷最難以癒合，後遺症的病程最長的將是中國──中國的文革。目前的症狀和體軀都已顯現，有待社會的和精神的病理學家來加以診斷。中國的後代（由我們這一代開始）都在這漫長難治的病程中掙扎，到哪一代才能真正掙脫，這是難以預測的。這不是太晦澀太悲觀了嗎？然而這是比較文化學，比較社會學，甚至比較文學中真正做了比較後所能得到的唯一真誠的結論，黑格爾不曾故意詆毀中國，但中國文明在他眼裡，是否能脫離文化的搖籃期，則是疑問。
從七九至八二，我的情緒停止了長期鐘擺的動態，而成為一線直徑的形勢。兩端擺盪時，在思想上是歐陸和英倫的(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在文學上是形式主義和內容要求，在行動上，是學院還是脫離學院。


一、關於民族意識增長的問題

相當複雜。作為世界的一員，與其他先進國家並肩探尋人間命運的氣概，中國人一直沒有建立，舉凡世界新事物的建立，難題的突破，中國人很難參與。世界兩極的探險，人類環境的探討，疾病的控制或根除，科學／人文知識的長進等等，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一直在坐享其成的地位上。也就是說，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的心理還是無形地控制著我們。從這一點來看，中國百年來的民族意識是相當萎弱的。
中國人所說的民族主義，經常是指排外而言。把騎在頭上的外國人排出國門，這是不想看到自己做別人的奴隸。這是不錯的，但是我們對自己做了世界的二等公民這一點比較不著急。
百年來的中國歷史一直在民族自大狂和民族自卑感的兩極擺盪。而很少深一層去探究這一個病徵，從而設法做一個健全的現代人，面對世界而生活。
從這一點來看，保釣運動只達成了排外的民族意識，而深一層的民族意識較少觸及。
一個群眾運動只應付眼前的政治問題而沒有以文化信念和人文透視作為基礎總是短命的。保釣運動開始不久，就超越了實際的政治層面而開始探索思想層面的問題，由於這一點，保釣運動才沒有成為只是一個政治運動，而是一個規模較大的文化運動。也由於這一點，它可以呼應前面的那個文化運動(即五四運動）而作為那個運動的承繼者。
也就是說，保釣運動應該是中國百年來時斷時續的啟蒙運動的一個環節，從百日維新、洋務運動、五四而至保釣的一段歷史的連環套去看，可以比較明顯地看出保釣的得失。
釣運、統運、大陸的民主運動或台灣的黨外運動，都是一種面對不合理的社會現象而要求合理化的作為，但是由於中國人人文素養的缺乏，對合理的人類社會的前景沒有具體的藍圖，因此常常是能破而不能立。



二、探討社會主義問題和共產主義問題

馬克思主義與其放在政治層面上，不如放在文化層面上來考慮。
特別是整個中國的國民性還不能脫離農民意識的時候，更不可能在政治上實現馬克思主義。由於馬克思主義的理想過於高標，接近宗教，連先進國家都難以企及，更何況是較落後的國家。
馬克思主義帶有濃厚的前瞻性，對人間未來有一個完美的圖景，而人性，特別是人際關係中體現的人性，又是那麼不完美。以不完美的實際形態強說已經落實了完美的社會生活，往往都是不實的政治宣傳。一些所謂的「自由主義份子」常常喜歡把馬克思主義和實際的共產黨政權兩者混為一談，舉出共產國家的一些「黑暗面」，從而對馬克思主義加以否定，這倒是和共產黨人站在一起的。雙方都是要把共產政權和馬克思主義等同起來。一邊說我們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因為我們實現的國家體制就是馬克思主義；另一邊說，所以從你們的體制就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的糟糕。
真正考慮馬克思主義，恐怕還是得跳過這兩家的利害衝突，從更深一層的人文精神的立場來進行。馬克思主義是為「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相對於國家而言的社會）高度發展後設計的一套社會生活。到那個時候，國家的力量已經被削減，國家的整部機器已經要取消，社會力量相對擴大，馬克思主義順勢成為人們生活的一些規則。
反視今日中國，國家權力龐大，社會力量微弱，國民意識受制於農業生活，這是離實現社會主義條件遠甚的一個國家。五四時期鼓吹馬克思主義的陳獨秀，在審視中國社會結構後，也主張先發展資本主義再論社會主義，在他看來，推展資本主義也就是促使馬克思主義早日誕生。這種論調看似矛盾，然而畢竟有它獨特的洞視和真實性。
考察今日中國的問題，最好擺脫中國政府所標榜的那些意識型態。而直接從「中國的問題歸根結柢是農民問題」這一關鍵著手，即使擺脫了農業社會，在意識上也還長期帶有農民意識。由這一點，也可以看台灣的社會現象。
從這一根本問題進行社會研究或社會改革，毛澤東的一九四九的革命才有可能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一次農民革命，如果中國不設法擺脫意識上牢牢攀附的農民性(也攀在我們留學的知識份子身上），中國仍不免要受黑格爾的「中國沒有歷史，因為它只有朝代的重複」之譏。毛澤東的革命雖有其特殊的色彩，然而終究是重複著中國歷史上趁亂崛起的農民革命。
不管這場革命的原先理想有多高，但其人民的素質如此，輪到辦國家大事時，也只能發揮農民的智慧而已。魯迅說：
大約國民如此，是絕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持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麼？
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華蓋集》
共產黨員就是直接從中國國民中提拔上去的，基本上大致都是沒有什麼教育的農民，建國初年或許還有一些朝氣可以彌補其不足，日子一久，中國的國民性也就暴露出來了，中國大陸在這三十幾年來，正值其他國家都在發展，科技突飛猛進之時，它卻忙於倒行逆施，忙於內亂，忙於整知識份子。這個問題應是保釣人士可以探究的。如果他還秉有最初參加運動的那份赤誠的話。
其實擺在中國人面前的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國民性的問題。再引一句魯迅的話：
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兩地書》
這個「就不肯了」的現象，或許也是保釣人士可以加以深思的課題。
中國需要一個啟蒙運動。
中國還沒有一個「現代」(不指時代而言，指精神而言），中國的「現代」很難產，中國人是前現代(pre-modern）人。
如果在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從麻將桌下來考慮考慮這個問題……。
再看幾段引句：
有人說，人類當中只有一小撮偏執的天才永遠無法完全成熟，他們抱著青年時期的某種理想主義的世界觀活下去，而絕大多數的正常人，不管是革新還是保守，每個人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而活，人是不可能一輩子醉心於祭樂(禮）的。──五木寬之，《飄泊者的旗幟》
信仰是精神方面的能力；動物沒有這種能力；野人和沒開化的人只有恐懼和懷疑。只有高度發展的生物才能夠有信仰。──契訶夫〈札記〉，葉靈鳳編《契訶夫》p.156
這是一種更高級的信仰，最好的例子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人物。
保釣的人，事後觀之，懷有偉大目的的並不多。
再引一句契訶夫的話：
我們憑了活動的目的來判斷人的活動；凡是目的偉大的，那活動才偉大。
(同上， p.144）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紐約《台灣與世界》雜誌主辦的「保釣運動回顧」座談會上的發言；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