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的愛，未遂的死，貫穿龍瑛宗的一生。青春時期所夢想的初戀，即使未曾開花結果，卻永恆地保留在靈魂深處。結婚後的龍瑛宗過著不快樂的日子，一直到六十歲之前，他常常有著自殺的意念。求愛未成，求死不得，構成了龍瑛宗文學最迷人之處。生命的完成總是以殘缺的形式呈現，他有許多話想說，卻從來沒有完整表達的機會；他有許多願望想要實現，卻都最後找不到破土的機會。他的一生，就是一首未完成的長詩。跨越兩個時代，他從未輝煌過，就像詩那樣充滿了象徵、隱喻、暗示，具體的內容卻都隱藏起來。
周芬伶的《龍瑛宗傳》，把跨越兩個時代的台灣作家，相當生動地描寫出來。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一本精彩的作家傳記，可以寫得如此動人。她寫了二十年，斷斷續續，終於沒有擱筆。在漫長的歲月裡，周芬伶的散文與小說日益精進，卻從來沒有忘懷她要為龍瑛宗立傳。這部作品如果完成於十年前，恐怕無法臻於完美的形式。遲到與延宕的書寫，本身就是一種折磨，但也是一種等待。二十年後，周芬伶的散文技藝已經到了不容失誤的地步，只要她一出手，就是令人擊節讚嘆的文字。恰恰就是她在文學最成熟的階段，她適時完成這部傳記的書寫，果然就是出手不凡。從第一章描寫劉家從唐山渡台的故事，便緊緊扣住讀者的心。劉氏家族的傳承，經歷太多的夭折與死亡，那樣坎坷的命運竟然孕育了一個傑出的文學靈魂，簡直是近乎傳奇。
龍瑛宗最精彩的文學生涯，其實相當短暫。一九三七年，他所發表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讓他獲得日本《改造》雜誌的文學獎。那年他二十六歲，這個獎項燃燒了他的生命。身為銀行的職員，總是在數字裡討生活，他卻在文字中找到心靈的寄託。經歷太平洋戰爭，他慢慢覺悟文學並不是純粹的藝術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受到政治權力的干涉。如此早熟的台灣作家，也預告了他日後早夭的文學生命。他從未預知舊的時代很快就要消失，新的時代則又匆匆到來。在兩個時代交錯而過之際，並不僅僅是政治權力的轉移而已，其中還有相當惱人的語言轉換。
《龍瑛宗傳》無論就結構或文字而言，都可視為周芬伶書寫的高峰。書中所承載的藝術價值，完全不亞於她的小說與散文。或者更確切而言，如果沒有小說與散文的藝術造詣，也許不可能使這本傳記到達一定的高度。開篇的序曲，出手就頗不尋常。她優先從青年龍瑛宗的愛書歲月寫起，然後分成兩頭敘述，追蹤劉家祖先如何渡台、開拓，並且也開始建構獲獎之後龍瑛宗的文學生涯。她穩定掌控著作家的生命節奏，探索戰爭時代的文學心靈，如何被當時各種不明的政治挑戰所覆蓋。
全書的序曲「愛看站書的年輕行員」，便是描述一九三○年代初入銀行的年輕人，如何在當時台北銀座的書店站著看書。彷彿是一場黑白影片的開端，顏色恰到好處，準確掌握了那個時代的光與影。這位年輕人不僅僅是看書而已，內心裡還暗藏著一個文學夢。這位殖民地青年，對於遠在東京的中央文壇懷抱著一定的願望，希望有一天他的作品能夠被看見。一九三七年，他寫出〈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雖然是推薦佳作，卻是在八百餘位投稿的作者中脫穎而出。在日本雜誌入圍，等於也宣告一個殖民地作家的誕生，他的生活與思考從此有了巨大的改變。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身為作家，其實比同時代的知識分子還要受到矚目。這樣的身分帶來的不是祝福，而是詛咒。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國民政府來台接收。龍瑛宗以為一個更為美好的時代就要到來，他甚至南下去擔任《中華日報》日文版的編輯，以為可以延續他年少的未遂之夢。他未曾預料，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宣布，從此禁用日文。作家所能憑藉的思考武器，無非就是語言。當日文使用受到禁止時，對他而言，中文反而是一種折磨。在傳記中，周芬伶對語言問題的描述用功甚深，從而也反襯了龍瑛宗所承受失語症的痛苦。龍瑛宗在日語禁用的前夕，寫了一篇〈台北的表情〉，深深感嘆為什麼戰爭結束之初，台北市民的笑容處處可見，一年之後，所有的表情都化為苦悶。龍瑛宗寫的是城市的表情，無疑也是在寫他自己的心情。殖民地知識分子的悲哀，莫此為甚。
這本傳記最為精彩之處，便是觸及龍瑛宗的文學過從。她寫戰爭時期的文壇時，以「這些與那些文人們」為題，點出龍瑛宗分別與日本作家、台籍作家的往來經過。這是書中最迷人的一章，藉由龍瑛宗所處的位置，可以窺探當時活躍文壇的作家身影。在考察友情時，周芬伶特別彰顯龍瑛宗與台籍作家呂赫若、張文環是如何親近，對日籍作家西川滿、濱田隼雄是何等厭惡。在檢查作家之間的親與疏，周芬伶還特別閱讀雙方的文字記載。凡是熟悉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史者，都知道台籍、日籍作家之間的緊張關係，表面是虛與委蛇，背後則是頗多微詞。很少有人如此生動寫出作家之間的感情升降，周芬伶為我們鋪陳了一個較為完整的面貌。雖然描寫的是友情問題，卻也精確掌握了戰爭時期文壇的生態。
這樣的筆法，也延伸到戰後時期。戰後新時代的誕生，竟是以悲劇的二二八事件作為歷史的開幕。龍瑛宗目睹自己的朋輩一個一個開始停筆，強烈感受恐怖氣氛從四面籠罩起來。一九五○年代初期，他聽聞呂赫若死亡，楊逵、葉石濤入獄，終於不能不承認他所期盼的和平時代，永遠不再到來。但是更為痛苦的是，他無法使用流利的中文，而且也見證了許多文友一個一個開始封筆。他年少時期的文學夢，終於宣告破滅。他能夠寫出日文作品的機會甚少，只有在向日本發行《今日之中國》的宣傳刊物上，能夠發表幾篇短文，除此之外，龍瑛宗徹底變成一個被遺忘的名字。
書中有一段非常生動的畫面，便是龍瑛宗在合作金庫工作時，參加了棒球隊的活動。其中有一段敘述，重建了台灣的棒球史，從嘉農隊參加日本甲子園的比賽寫起，一直到戰後棒球成為台灣體育史上的主流，都有著相當生動的記載。棒球是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體育活動，這可能也暗示了龍瑛宗在心靈上的某種寄託。身為銀行員，他一直沒有放棄追逐文學的夢想，他與吳濁流、張我軍、郭水潭、楊雲萍、王白淵、王詩琅、吳新榮始終保持密切的聯繫，在內心他非常羨慕鍾肇政能夠以中文書寫小說，那是他永遠無法企及的夢。
周芬伶在傳記裡，對於龍瑛宗的家庭生活描述得尤為清晰。龍瑛宗與他的妻子李耐，一直處在緊張的狀態，往往為了瑣事細故而造成語言上的衝突。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龍瑛宗常常想要自殺，那種死亡的陰影甚至他的兒子也能感受。正因如此，他常常想念初戀的日本情人兵藤晴子。這位女性是他永恆的嚮往，沒有完成的戀愛總是完整而美好地保留在心靈深處。懷抱著這份感情，他反而在現實的家庭生活中感到殘缺。周芬伶曾經出版過一冊《憤怒的白鴿》，其中第一篇便是〈作家的妻子：李耐的婚姻故事〉，寫的正是龍瑛宗的婚姻生活。這篇記錄並沒有直接描寫龍瑛宗，卻讓他的妻子李耐、他的媳婦郭淑惠、他的兒子劉知甫發出聲音。這篇文字是一種反白式的紀錄，也就是作家本人沒有發言，卻由他的家族成員從旁描述，終於浮現了作家的生命歷程。這篇訪談的篇幅甚短，卻相當深刻描述了龍瑛宗不為人知的生活。
二十年前，周芬伶便已發願要寫出一部《龍瑛宗傳》，當時我也答應要寫《楊逵傳》。經過這麼多年之後，她始終沒有放棄，反而意志更加堅強。能夠使傳記順利完成，應該歸功於《龍瑛宗全集》的出版。而更重要的是，龍瑛宗的兒子劉文甫與劉知甫都樂於接受訪談，他們都說出不為人知的龍瑛宗。置身於龐雜的史料、作品、訪談之間，周芬伶可以有條不紊理出一條記憶的線索，那樣清楚，又那樣起落有致。我曾經去拜訪過龍瑛宗，那時他已經無法言語，整個晚上我與這位可敬的老人對坐，整個客廳特別安靜，只見到他不停微笑頷首，那是我僅有的一次見面，也是最後一次見面。如今捧讀《龍瑛宗傳》時，他的影像宛然在眼前，反而特別生動，其中所表達出來的感情，更是強烈衝擊著我。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政大台文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