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那是個如夢般的情景，我和天心走在敦化南路的巷弄中，隨著兩個北京國際學校的學生及其家長，找尋著應該在附近的一家商業攝影棚。《三十三年夢》在《印刻文學生活誌》上連載好幾個月了，我好奇問起這本書的寫作進度，天心臉上露出了典型的羞赧笑容，承認了我早就猜到的情況──書絕對不會像和蔡逸君對話問答時所說的，以十六萬字的規模收場，也因而她正掙扎著是否要以原來的方式繼續寫下去，還是應該調整，寫得節制些、精簡些？
毫不思索地，我衝口說出：「就寫吧！別想那麼多，先全都寫下來再說。」會有此話，並不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有資格、有權力建議天心怎麼寫，而是因為在那一瞬間，我的腦中同時浮現起兩個影像。一個影像，是小說《羅莉塔》作者納博科夫的照片，在一本書的封面上，那本書，叫做『說吧，記憶！』
說吧，記憶！事實是，記憶並不是一個靜態的倉庫，存放了過往的聲音、影像與情緒，等著我們愛怎麼去搬弄就怎麼搬弄。我早已知道：記憶真的不屬我們主觀意志的控制領域。要讓自己記得甚麼，和讓自己忘記甚麼，都永遠艱難且不成功。而且，和一般想像不同，我的經驗是要記得雖難，要遺忘其實更難。
人或許還能刻意壓抑某些記憶，封在潛意識裡，然而一旦記憶啟動了，我們哪有辦法決定記得甚麼、想起甚麼？先記得甚麼、後記得甚麼？只要記得甚麼、不要記得甚麼？
完全不在我主觀控制中，和天心並肩走著，我腦中出現的第二個影像，是三十年前的淡水重建街，窄小曲折的巷道，前前後後錯落走著天心、材俊、丁亞民、鍾信仁、盧非易、杜志偉、游明達，以及好幾個霎時竟然全都記起名字的「小三三」女生們──高菁穗、吳怡蕙、林仲全、杜嘉琪……
還記起了我自己身上穿著一件那年突然紅起來的成衣廠牌「WE」的藍色套頭平領麻紗上衣，風吹來，又薄又輕又寬大的衣服在身上飄，就在心上背誦白居易的詩：「二月二日新雨晴，草牙菜甲一時生。輕衫細馬春年少，十字津頭一字行。」我們，就像是那帶點豪氣、帶點囂張，橫排一字走在津頭的少年們。
然後還想起了在淡水街頭上，十七歲的自己惦記著手上寫的小說，訂了個叫「春雨三月」的標題，但心中始終不舒服，更想取作「年少春衫薄」，但這五個字，已經被三姊先拿去用在她的小說上，我能說服她把「年少春衫薄」讓給我嗎？……

記憶停不住，記憶有自己的動力與方向，很多時候，我們只能兩手一攤，無奈卻又多少有些耽溺地模仿納博科夫：「說吧，記憶！」

２

以京都為主要場景，紀錄三十年來一次又一次到京都漫遊行走的旅程，《三十三年夢》如此啟動了朱天心的記憶。她的主觀打開了記憶之門，寫作之初，她或許想像自己如同走入了一座龐大如宜家家具的庫房，必要時動用堆高機將存放在高高低低架上的人與事與情景與情緒，下架、搬出。
然而幾萬字之後，我們已經能夠察覺如此形象比擬逐漸不適用了。貨架上的東西飄浮起來，有的輕輕飄到天花板上，堆高機升到最高也無從將之下架；有的則沉重地直落在堆高機上堅持要被帶出去，甚至進而不理會開堆高機的人，自主操控著離開了記憶庫房，自主成形為一行一行的文字，出現在《三十三年夢》書中。
仍然是關於京都的回憶，但記憶要說的，重點不在遊記、不在旅情、甚至也不在或喜或悲的懷舊。記憶說的，毋寧接續了當年《擊壤歌》中的「莫名的大志」。
經過了三十多年，穿越《三十三年夢》，我們現在可以更認真、更準確些理解那份「莫名的大志」。那不只是朱天心少年時期浪漫、口齒不清的隨手修辭，竟然早早含藏了她終究的人生與文學核心。
容我強作解人，朱天心的「大志」，近乎於傳統所說的「詩言志」，換成現代的語言說法，「志」就是價值、是非，文學作品必須有強烈的價值、是非為其基礎，文學作品的重點，也在於傳遞強烈的價值、是非判斷。
和她的外表截然相反，朱天心個性剛烈；和她早期作品表面呈現的截然相反，朱天心的文學，灌注了濃厚的價值判斷。
《三十三年夢》中，對於親人、友朋，乃至對於「胡爺」胡蘭成的回憶，都必須穿過朱天心的價值、是非判斷。大異於許多人的印象，就算對胡蘭成，朱天心都不可能抱持著徹底、簡單的全盤接受態。從第一次去日本、去京都時，她就已經在自己的腦中、心中，和胡蘭成、和胡蘭成所教誨的道理辯論，並沒有因為那是來自「胡爺」的知識，便理所當然視之為真理。
如此我們也就不會意外，即便是一起長大的姊妹、即便是曾經論交二十年的朋友，也無法單純以親情或交情讓朱天心改變看待、評斷他們的價值與是非標準。
朱天心認真、堅持看待自己的信念，不輕易動搖。她的信念中，最稀有難得的，應該是「自由」吧！三十多年的時間中，她的「自由」信念，在社會領域中，甚至推擴到了「不認同的自由」；在創作的領域中，則推到了讓每一個創作者都不得不為之動容的「不書寫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在正面的選擇──可以選擇自己是甚麼人、認同哪個國家哪個文化；可以選擇自己要寫甚麼──而在負面的拒絕，舉世滔滔狂潮中，「自由」地拒絕任何標準答案。
更稀有、更令人動容的，是這三十多年間，朱天心（加上唐諾）為了保有這份「自由」所做的種種準備、種種決定。說吧，記憶──記憶說出了一個人如何盡量減卻世間依賴、減卻有所待的享受，以便讓自己繼續保有這樣的一份「自由」。
在京都漫長、彷彿沒有沒了的步行，因而取得了一種現實以外的根本意義，正常旅人、甚至正常的生活者無法體會的意義──只靠自己，不依賴任何操之在人、操之在財富的工具與機制，走路時，她是獨立且自由的。

３

天心記憶力驚人，能將三十多年來的眾多細節全都存藏著。在書中，她甚至幫我記住了我自己都忘了的事。讀著讀著，我想起來了，高中二年級吧，的確曾經被主任教官找去，鄭重其事地警告──高中生不得參與校外社團，如被發現，會被記過，還有可能送調查。我當然知道教官說的「校外社團」，指的就是「三三」。我沒把警告當一回事，警告後仍然繼續參加「三三」的活動，繼續出入景美朱家。
並不是因為我特別英勇，而是因為在那時候，對我而言，這不過就是和教官打交道時，一定要被斥責、警告中的其中一樁而已。我並未知覺這後面的政治意涵，更沒有聰明到理解這原來是政治迫害的一種形式，一種最低階的形式。
連帶地，我記起了，就在這種不斷被叫喚到訓導處、教官室的情境中，我也有了自己的「大志」，我立意堅決追求，一定要做個「自由」的人。是的，我也認為「自由」是最重要的，不受任何權威掌控、支使，為自己做決定，同時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自由」的前提，當時我了解的，是不依賴，不依賴家人、不依賴單位、不依賴老闆，而要不依賴，最好的辦法是孔子說的「多能鄙事」，讓自己身上多些不同的本事本領，就多點機會可以在這個社會上不依賴地活著。
當時，我努力開發的一項「鄙事」工夫，就是做美工、貼完稿。事實上，這也就是當年有一段時間我經常出入景美朱家的理由，《三三集刊》停刊後，只剩下報紙型的「書訊」在發行，「書訊」的編務由盧非易負責，我是跟在他旁邊幫忙做美工、貼完稿的人。
我記得有一次完稿後，盧非易特別請我去中華路「徐州啥鍋」吃飯。我記得有一次「書訊」出刊後，在朱家的飯桌上大家七嘴八舌檢討，好幾個人覺得美工做得花俏了些。聽著，少年的我臉紅了，口中沒有說出甚麼，但心裡畢竟是不服氣的。
回頭想想，這中間有著一份深刻的反諷，反諷的深刻。奇異的時代，泊湊的機緣，讓一群都想望「自由」的人，在那個客廳裡集結為一個團體。那個團體，因不自由的時代環境而生，沒多久，解散各分東西，也就不意外了。
「三三」成為歷史，《三十三年夢》從「三三」的灰燼中升起，紀錄了一個人如何忠實、忠誠地穿過多變的時代，穿過不變的京都地景，尋找並看守自我靈魂「自由」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