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初步分析，我們可將《番茄街游擊戰》裡的三個中篇，視作同一則成長小說的三種變奏：三篇小說，情節安排容或各異，但它們基本上，都是一則關於小說裡的年輕主人翁，在經歷特定事件後，以如何的新狀態，「永遠」地，成為一名成年人的故事。意即：就敘事模式論，《番茄街游擊戰》重複演習的，是人類學家范杰納（Van Gennep）在《過渡儀式》中指出，且經常被學者借用以定義「成長小說」之為物的，由「分離」，「轉換」與「整合」等三個敘事階段，所依序合組的基本故事型。這故事型的指向，總是關於主人翁如何獨自察覺所謂「世界」，是一個與己對立的廣大「異鄉」（分離），因之而迷亂（轉換），最後，終於重新確知在世界裡，自己是誰，或可以是誰（整合），這樣的故事。

指認「異鄉」，對這故事型是重要的。因無論故事型的衍異，是如童話與寓言常見的，主人翁發覺自己變形、成怪了（通常配以詛咒），必須學習以新肉身重新感知世界，奮力求生，或就騎上飛鵝去歷險了；無論是如現代小說常見的，主角因巨大變故（父喪母離等），或不致命打擊（種種被侮辱與受損害；甚至可能，只是如遭誣偷了同學橡皮擦，這樣一種由細故推動的骨牌效應），而發現自己偏離熟習生活常軌，從此，需得像受困異星的太空人，在渾沌中積累足夠「常識」，以能放心預期，明天太陽將自何方昇起。無論如何，在詛咒解除，或明日安然以前；在主人翁返家、或再次融入世界，從而故事也就該結束以前，「異鄉」以壓倒性篇幅，成為這故事型主要書寫範疇。最簡單的斷言因此是：這故事型寫的，就是「異鄉」。

以此觀察，則連明偉的《番茄街游擊戰》有其獨特的直截：運用台灣青年創作者書寫中，常見的成長敘事模組，連明偉疊印上述「異鄉」明喻，以大部分台灣創作者絕無關注、遑論書寫的，我們真實的近鄰與「異鄉」，菲律賓。連明偉或許著力探觸的，是如巴赫金（M. M. Bakhtin）重理西方小說時空體時，所提出的核心判準或疑問——「小說如何把握真實的歷史時間和歷史的人」——而盡求觀照深廣卻修辭簡白地，涵蓋這真實「異鄉」的多重地層。這可能，即是《番茄街游擊戰》裡的三個準長篇，以同一基本故事型，去演繹變奏的原因之一。

三篇小說，一致由各自的年輕主人翁，「我」，以什麼姓名指稱自己，開始後續敘事。命名直接啟動的，是關於「異鄉」中的階級、族群與性別等，所有這些事關認同的命題。在命題交錯的語境裡，連明偉建構起他所謂「遷徙家族」的原型系譜：在中國戰亂時，被迫或自主流徙，跳島向南的曾祖或祖父一代，他們攜帶原鄉義理與話語，在「異鄉」，自守一個微型舊世界；忙於生計或生意，也因日常所需，而初步「本土化」的父親一代；以及最後，在既定語境裡，勉力開啟自我敘事的，年輕的「我」輩。

這系譜由三篇小說一體沿用，而連明偉書寫的特殊性，毋寧是父執一輩的恆常缺席，或存在感低落。這使如上所述的，初步「本土化」的徵兆或景況，在「我」的敘事裡，總以嘉年華式的倒錯，非日常地閃現；而或許更重要的是：這使「我」對「我是誰」或「可以是誰」，這敘事模組之終極指向的揣摩與思索，洞穿父執一輩，而上觸祖父一代，與那力求自保為「純粹」的古老時光，有了直接對證的可能。對「我」而言，這是天地更寬的自由，代價是線性時程的進一步塌陷。就敘事模組論，這是將「轉換」無限前擴，而使「分離」極限縮小：幾乎就在敘事之初，年輕主人翁指稱自己名姓時，分離過程已然發生並結束，角色已經就在一個真實「異鄉」裡游蕩。那個「異鄉」，就像剛與祖輩的南漂船接觸那般真實。

於是三篇小說裡的三位「我」，有了一段各自游蕩的長夏（那幾乎是熱帶「異鄉」裡，惟一可能的季節），無論那是在父輩安置缺席的豪宅，或平民街區。而既然「與自己置身的世界對立」這事，像是一種直證自祖輩的徵狀，敘事模組中，那標誌階段的所謂「特定事件」，其戲劇性也就相應減到最低，或碎散成一系列相鄰事件，支應那個像是在「我」出生前即在，之後也將持續漫漶的「異鄉」長夏：「我」惟能感知與表述的時空場域。這是《番茄街游擊戰》的特殊結構原則，有趣的是，連明偉似乎正是以此，與他所沿用的成長小說基本故事型，展開具破壞性的反向辯證。

因表面上，《番茄街游擊戰》所濃縮複現的，是成長小說的必然進路：如前所述，在「整合」落實，永久阻斷敘事動力以成就故事結局以前，這故事型著重衍異的，是主觀認知或客觀條件上的，種種形式的「異鄉」，對它們各自的主人翁，所提出的系列自主訓練課程。這大概是大部分有意識創作成長小說的作者，普遍共用的結構原則：透過主人翁面對「異鄉」的種種試誤與挫折，頓悟與理解，他們企圖「整合」的，是某種投向讀者的，以造就持恆狀態為目標的情感教育——即便表面上情感疏離，如村上春樹的《海邊的卡夫卡》，我們依舊能從話語裂隙，明確讀出作者正透過主人翁的「異鄉」遊歷，熱切教誨他的讀者，如何可能，「你永遠要在你自己的圖書館裡活下去」。是的，「永遠」。

即便作者並無教育訴求，這故事型所能深層鎸刻的，依舊是讀者的情感認同：它指認「異鄉」，賦與敘事動力所能容許的、逼近篇幅極限的關注，其中的年輕主人翁，無論其性格——如巴赫金用以對西方成長小說再作分類的——是情節安排的常數，抑或是變數，其用以遊歷「異鄉」的一段時程，是每位讀者已歷，或正在經歷的「不成熟狀態」（康德，〈答「何謂啟蒙？」之問題〉）。對成長小說真正的教育對象，年輕讀者而言，種種「異鄉」遊歷，或許主要是一種同步而親切的導引。對成年讀者而言，成長小說卻可能是一種另類深情的類型小說：它以最大專注力，描述一段注定將由自身敘事動力所耗盡、宣告為與「永遠」危顫對立，且也是每位讀者均已無可重蹈的過往時程。

另類深情：似乎，連明偉正是在以其特殊結構原則，及其所成就的簡潔變奏，確保上述「過往時程」的一再複現。於是，簡單說來，這其實是一組摧毀成長小說之普遍目的論的成長小說：它們讓每個事關「整合」的啟蒙時刻，變得似乎無關宏旨，至少，不能動搖那正漫漶著的古老時光。然而，「整合」如何發生，或者說：在每次變奏中，連明偉所動用的敘事模組如何耗盡動力，自那古老時光脫離，宣告自身的終結？是在這裡，連明偉以《番茄街游擊戰》，示現他作為小說家，最內鑠如詩的識見：如何終結？直到最後一點來自原初的情感記憶，與話語義理，在「我」猶存活的當下耗盡為止。無論那是童真的友誼（〈番茄街游擊戰〉），遺贈自過往、錯嫁如實的親情（〈我的黃皮膚哥哥〉）；或者，其實就是所有先於「我」、造就「我」的生命期程（〈情人們〉）。

這時，所有這些「我」，就永遠是嶄新的成年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