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秋天，陳綺貞出現在我的教室。那年的氣溫很早就下降，穿著厚實而樸素的服裝，她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我必須很抱歉地承認，當時我只發現一位陌生女子，坐在學生中間。我上課的方式總是精神集中，完全鎖在自己的思考裡。為了讓我的課講得很精采，我從未做任何無謂的聊天，也不會在教室點名。只記得那天下課後，開門時發現許多學生擁擠地站在外面。原來整個校園早已盛傳，陳綺貞回到學校。如果說那是一個事件，我毫不訝異。只見許多學生搶著要與她拍照，請她簽名，那是我回到學界以來從未有過的盛況。
那天回到研究室，我立刻請教助理，陳綺貞是誰？這樣提問時，恰好足以把我劃入另外一個世代。助理推薦我聆聽她所寫的一首歌〈旅行的意義〉，無論是歌詞內容，或者曲調旋律，聽來是那樣乾淨，清晰，且略微帶憂傷。這是我第一次聽陳綺貞，也是第一次體會才女的天分。音樂與文學，都同樣屬於藝術領域，凡是沒有讀過的書，都是新書；沒有聽過的歌，也都是新歌。真正的藝術，沒有新舊之分。我縱然遲到，但也終於趕上了。
陳綺貞是政治大學哲學系畢業，她在學時，我才初到校園，從未有過謀面的機會。那年秋天，她病後不久，希望能夠重新出發。她選擇回到學校來聽課，我那門「文學批評」，恰好與哲學系合開，或許因為如此，她才走進我的教室。第二個星期，她在下課時前來自我介紹，有些內向羞怯，但談吐時落落大方。她說，已經讀完我的《台灣新文學史》，不免令人感到訝異。後來，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我為林惺嶽畫展演講時，她也前來聆聽。她在台北女巫店演唱，特別邀請我去。可惜我的行程太滿，錯過那次的演出。
又過一年，二○一三年底，她寄來貴賓券，邀請我出席她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出。到達現場時，看到那麼龐大的建築，不免感到懷疑，到底需要多少聽眾才能填滿那廣闊的空間？這是我第一次為一位台灣歌手赴約，走進室內時，四望樓上樓下全部的座位，幾乎擠滿了人頭，這時我才意識到陳綺貞的魅力。在台上演出的她，與坐在教室裡的那位女子，似乎前後判若兩人。她的演出，她的歌聲，充滿了生命力。那種震撼，排山倒海而來，使所有的年輕心靈完全失去抗拒。舉目全場，我可能是少數超齡的聽眾。恰恰必須在現場親身感受，才有可能理解台灣流行文化的特質。我很慶幸自己沒有缺席，那個晚上彷彿經歷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禮，見證了藝術力量的衝擊。
那晚有許多感動的時刻，尤其她唱那首〈別送我回家〉，觀眾才發現她的母親就在現場。為母親而寫的這首歌，是她生命經驗的重要橋段。幼年時，家庭破碎的傷痛，使她與母親、外婆的感情非常親近。她不忍看到母親在街的對面，注視她走回家。好像回望彼岸，噙著淚水，成長時期的傷心故事又再次席捲過來。短短的一首歌，可以意會她生命的某種缺口，就像蝕破的葉子，生命再也不能保持圓滿狀態。以隱晦、曲折、暗示的方式，唱出生命的最痛，這正是她內斂含蓄的藝術。而這種表現手法，也正好彰顯在她的散文書寫。
《不在他方》有一個英文命名，「Placeless Place」，似乎是指涉一個無根、不確定、無法命名的空間。如果不在他方，應該就是指向此時此地。這正好點出她的生活寄託。她的居住位置，全然不能定位，不能辨識，不能察覺。這樣的命名，自有她的微言大義。低調，謙遜，內向，是她的性格。即使在演出時歌聲嘹亮，但她的姿態，仍然像教室裡的學生那樣拘謹。記得在演出中間，她穿著工人裝，舉起一支巨型的錄音器具，繞著看台全場走一圈。台前銀幕上出現的影像，則是另外一個場景，她也是同樣的裝扮，站在台北市的十字路口。大約是清晨時分，路上幾乎無人，十字路口有斑馬線，上面則圍繞著行人陸橋。她孤伶伶一個人舉著錄音器，站在馬路中央。單薄的身影，彷彿在抵抗著整個城市。在小巨蛋的看台上緩緩行走時，她帶著微笑，還是那樣含蓄，那樣謙遜，完全是典型的陳綺貞。
書中的一篇散文〈聲音採集計畫〉，描述的正是這樣場景。身為歌手，或許不能只傾聽自己的聲音，而是要聆聽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卻早已遺忘的各種聲音。半夜的大海，早晨的台北，關不緊的水龍頭，到處都可以接收神奇而陌生的音響節奏。對不同聲音的嚮往，其實是表現對生命的一種執著。這篇短文裡，她寫出使人感到詫異的句子：「我聽到垂直降落的不滿，不如落葉瀟灑躺在充滿生命氣息的泥土上，任人踐踏，發出慶祝自己遠離死亡即將重生的歡呼。」這是濃縮的詩意，也是頑強意志的象徵。有人看到落葉，立即的聯想可能是等待死亡，她反其道而行，竟是嗅到重生的氣味。她的敏銳，竟有如此。
詩，從來都是壓縮了龐雜的意象，成為精煉的句式。但是在解讀時，壓縮的詩，立即釋出巨大能量，洶湧而來。她的散文作品，便是依賴如此的書寫策略，表面上看似輕盈，但呈現在讀者眼前的畫面，卻是有無可承受之重。猶如水面浮出冰山一角，底下竟潛伏著碩大的軀體，她的語法，伺機要給人突來的一擊。這種逆勢操作，為的是要在讀者的心版上烙下深深印痕。她不畏懼生活中的瑣碎細微，也不害怕近鄰周遭的平凡庸俗。這些習以為常的風景，也正是無可名狀的市井生活。在喧囂吵雜的巷底樓頭，卻是她生命寄託的所在。
在盆地裡的某個高樓，在城市裡的某個角落，正是歌手出發到遠方的起點。對於自己據守的空間，陳綺貞總是以飽滿的情感在觀察。在歌迷眼中的女神，她過著小人物的生活。她文字的細膩幾乎無所不包，甚至輕易錯過的場景，竟是她最溫暖的記憶。她所寫的〈日常生活〉，特別使人珍愛。旅行到全世界的大城市，從巴黎到古巴，跨過千萬里的航程，她所懷念的竟是台北住家隔壁的早餐店。在那裡，沒有咖啡店的文雅和知性的生活風情：「每個人都很聰明，不去理會也無心理會旁人，吃飽，看完報紙，離開。沒有大驚小怪，沒有浪漫情懷，一個精實具體的早晨，一個準備好戰鬥，裝上彈匣的場所。」詩的聯想，在這裡就產生了魅力。早餐店，是一個裝上彈匣的場所。多麼精準銳利，一句話點出一個城市的精神。
真正的藝術工作者，從來都不是憑空想像。凡聽過她的歌聲者，幾乎都會說她的歌聲很純淨，歌詞非常簡潔透明。如果從她的散文作品來窺探，就可察覺她擁有一顆入世的心靈。縱然在成長過程有過親情的傷害，卻可以發現她擁有不碎的意志。作品裡有兩篇文字〈成年禮〉與〈武俠〉，照映著她性格的兩面。從拔牙的艱難過程，到發現自己與生俱來的不服從根性。當她終於把最後一隻智齒拔除時，她說：「我知道，拔掉這顆牙，不只是拔掉多年來的恐懼，也除去了過於早熟的不安，解除了童年被剝奪的傷感，釋放了身體裡自我抵消的力量。」如此莊嚴地描述自己的成年禮，是需要經過深切的覺悟。為自己生命下最精確的定義時，其實也是終結她成長時期所承受的挫折與悲痛。
熟悉她作品的歌迷，恐怕不會料到這位女神對武俠小說特別耽溺。在一次旅行的車上，不意與朋友聊起武俠小說，而談起各自嚮往的武功。有人想要「降龍十八掌」，有人喜歡「生死符」，陳綺貞夢想著周伯通的「雙手互搏」。左右手相互對決，恰好是這位歌手的藝術特色。一手寫歌，一手寫散文，相互頡頏，相互提升。表面上說的是武俠，骨子裡卻是她的理想。她說：「人生中想做的事這麼多，如果又能屏除雜念，又能同時進行，豈不是太美妙了。」
對自己，對世界，如果充滿了太多幻想與虛構，也許會被視為不切實際。但是她堅信，「這個世界難道不是由虛構再加上生存本能建構起來的嗎？」。她對於虛無飄渺的想像，是如此雄辯，又是如此無可理喻。然而她一首歌一首歌親自寫出時，不都是從無可名狀的時空，從無法定義的心靈迸裂出來。虛與實的辯證，歌手與寫手的互補，才有可能奏鳴出起落有致的歌聲，也才有可能釀造如此動人的散文篇章。無論她的音樂或散文有多精緻而空靈，卻都是從尋常庸俗的坊間所孕育出來。她的夢想，不在他方，而是此時此地的台灣。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政大台文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