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學時期政府還沒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所以從小學到初中一路都要考試，那時候家住在彰化員林中學旁邊，因此完全沒想到報考別間學校，就在員林中學度過初中與高中的六年歲月。高中時候我們在學校裡辦刊物，也陶冶了對文學的興趣，所以聯考時祇填了十三個文學院的志願，台大歷史系就是其中之一，最後也順利錄取。進入歷史系後，開始有了「文理兼修」的念頭，因此想換個系，轉到理學院去。在理學院眾多的學系裡，想想，好像心理系最能夠滿足我，所以就轉了過去。

每個轉系的學生都有不同的原因，事後我幾經思索，發現促使轉至心理系的動機裡，有兩個最大的理由。高中時候經常做同一個夢，夢見自己一個人坐在半夜的藍皮柴客上；藍皮柴客是什麼意思？就是早期以藍漆塗裝的鐵路柴油客車。我夢見半夜坐在車頭穿越黑夜的田野，在田野裡面一直前進，而且不只夢過一次，是反覆好幾次。我一直在想，雖然人會做很多夢，但能夠記得的夢其實很少，實在想不透為何會重複同樣的夢。後來慢慢知道心理學領域有一位解夢大師佛洛伊德，於是起心動念，也許轉入心理系就讀可以解開這個夢境的謎。

第二個原因發生在大一的時候，有一次凌晨從台北回員林，車上只坐了我一個人。當時天還沒有亮，老是覺得看到一道巨大的彩虹，但是那道彩虹卻是沒有色彩、黑白的。這聽起來不合常理，因為彩虹好像應該都是有色彩的。不過為什麼有那麼強的印象呢？我在想會不會是做了個夢，醒來後以為是實際看到的東西？或者是記憶出現了扭曲？也說不定，是在特殊的條件底下看到了特殊的視覺印象？究竟哪一個原因形成黑白虹呢？所以必須要研究「夢」，必須要研究到底是「幻覺」、「錯覺」，還是「記憶」的問題。至於實際上有沒有可能看到這個黑白或灰白虹，則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講得清楚的，請參閱附記一。

以前文學院歷史系轉理學院心理系滿麻煩的，那時理學院有院必修學分，每一個人都一定要修物理、化學、微積分還有動物學，因此轉系生必須利用暑期補修學分，可能還要補上兩個暑假，所以很辛苦。但要想同時研究夢、記憶、視覺、幻覺、錯覺，也沒有其他管道，好像只有心理系才能做到。可能就是這些原因形成了一股力量，推動我轉往心理領域發展。

做為心理學的研究者，接著談一下台大的生活，透過台大生活分享人生記憶的幾個小道理。


生命的馬可夫鏈

進入心理系開始涉足夢的領域後，發現「解夢」還真的很複雜。佛洛伊德《夢的解析》說，人為什麼作夢？人作夢是因為願望不能滿足，當白天殘留的願望或孩童時期被壓抑到潛意識的性期望，無法實踐，便藉由夜晚的夢境一償心願。佛洛伊德對夢的見解，係受十九世紀末不成熟的神經學知識，以及當時流行的von Helmholtz「能量守恆定律」所影響。當時的觀念是，神經系統裡的神經元（neurons）本身只有興奮而無自我抑制功能。譬如說白天時看到一位心儀的對象，你的神經元就被興奮了，但是又沒勇氣向她表白，興奮的能量就被壓下來；根據「能量守恆定律」，受壓抑的能量不會憑空消失，因此可能會在晚上控制力薄弱的時候跑出來，這便叫做「夢乃願望滿足的歷程」。

很多人說佛洛伊德的理論無法被否證，不過以現在的科學來講，已經知道人一天大致上有四、五個睡眠週期，每一週期約有半小時到四十分鐘時間會自動作夢。所以，人每晚作夢的時間約在一百五十到兩百分鐘左右，不難想見，每天一定做很多夢，但是一年下來能記住幾個呢？而且既然是生理機制啟動的自動作夢，則這幾個夢裡面真正有意義的又有多少，恐怕都不到一％吧！假如此說真對，我過去認為經常夢見坐在藍皮柴客上的重複夢境，恐怕就有誇大認定之嫌，因為重複發生的機會太低了。現代科學認為夢以「沒目的為原則，有動機是例外」，而佛洛伊德卻認為「有動機為原則，沒目的是例外」，如此一來佛洛伊德的理論也可以被否證了。這部分事涉科學史上重大辯論，請參見附記二。

除了夢的研究外，我進入心理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要研究記憶、錯覺、幻覺與視覺，所以之後對這一區塊也投注不少心力。

另外，我也很關心決定人生命運的條件是什麼，因為會轉系就是一件需要被解釋的問題。我曾為著名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所著《菊花與劍》（桂冠，一九七四年）寫過一篇書評，這本書的譯者是台大考古人類學系校友黃道琳博士，後來到中央研究院擔任研究員。黃道琳博士翻譯此書時，我還是位研究生，當時任職記者工作的台大校友王杏慶（南方朔）對我說：「你來寫一篇書評吧！」所以花了點時間閱讀《菊花與劍》，雖然沒有再回頭翻閱，但這本書我一直記到現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人對於日本人一心一意效忠國家、效忠天皇，甚至願意執行神風特攻隊自殺式攻擊的精神狀態感到好奇，於是委請潘乃德分析日軍異常之效忠行為。由於戰爭期間不太可能到日本進行第一手田野調查，於是潘乃德利用二手資料，結合當時非常流行的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展開日本的民族文化模式研究。

佛洛伊德的理論認為，成年人的性格深受童年經驗影響。他把人生分成幾個時期，其中包括一歲左右的「口腔期」，和兩歲左右的「肛門期」。比如說，普通小孩在口腔期都會含奶嘴，大概在一歲左右便能慢慢戒除，不會一直吃到三、四歲。假如直到三、四歲還有含奶嘴的習慣，表示這一關可能還沒順利度過，就會固著在口腔期，發展出依賴的性格。肛門期也是一樣，假如小時候排泄訓練非常嚴格，稍微有一點失禁，媽媽就要清洗、要包裹，搞得小孩很緊張，這個孩子就很難順利度過肛門期，便會固著在那個階段，日後可能因此發展出「偏執異常」（OCD，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性格。例如有些人上一次廁所後要洗十幾次手，或是放心不下一再返回家裡確認瓦斯是否確已關閉，這些偏執的症狀也許是受童年經驗影響。潘乃德根據佛洛伊德的理論，推測或許日本皇軍異常的效忠行為就是一種偏執性格，往前追溯這種性格的成因，很可能就在於童年時未能順利度過肛門期。

透過這個故事想說明的是，一個人的所作所為，經常受到前面一些事件的影響。我記得大學時修過一門課，其中講到了「馬可夫鏈」（Markov chain），它提出人的下一步要走往哪裡，差不多都是被上一步所決定的。「馬可夫鏈」和佛洛伊德的道理有點相通，有興趣的人可以試試，當你走在台大操場正要踏下一步時，不妨先回頭看看，自己的上一步在哪裡？我們未來的事情往往跟過去脫不了關係。


零、無窮、時間的詭論

轉進理學院需要補修很多課，在微積分課堂上，一位非常優秀的哲學系同學卻被「0」（零）與「∞」（無窮）困住，哲學系的訓練使他愈想愈多，也愈想愈迷惑。「0」很簡單，「0」就是沒有，但是什麼叫「∞」呢？「∞」就是指不論你能想多大，它一定比你能想到的更大。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他哲學家追根究底的精神出來了：「我已經想得這麼大了，你還說『∞』就是比我想像的更大；那我再想，你又說比我再想的更大，我想到腦袋破了也不知道『∞』是有多大？」其實他的頭腦很好，於是我開始想，該怎麼治療這個人呢？

我跟哲學系同學說：「好，我問你『∞＋1 ＝∞』對不對？」他說：「這點倒沒有問題，因為『∞』就是很大，大到我們無法想像，加個『1』還是『∞』，因為最大就是『∞』。」我接著問：「『∞＋2 ＝∞』對不對？」他說：「對啊，沒問題。」我繼續問：「『∞＋∞＝∞』對不對？」

他說：「對啊，你現在講的我都能接受，完全沒有困難。」

最後我說：「那簡單，把等式左右兩邊的『∞』對消，『1』不就等於『0』了嗎？『2』也等於『0』，對消了以後，那『∞』也等於『0』，所以先不要管『∞』了，因為不管是無窮大的、比較大、比較小的，全部都會收斂到『0』去了，這樣可不可以？」哲學系同學一聽：「假如能夠這樣也蠻好的，不過我知道你錯了！」他可以接受我的推論過程，但也知道這不是真正的解答，於是他慢慢推想：「喔！我知道了。放在兩邊的『∞』不能對消，所以『∞』根本是一個不確定數，左邊的『∞』不等於右邊的『∞』，所以當然不能對消。」終於弄懂「∞」的問題後，他發現理學裡有太多哲學精神無法理解的東西，這時他說：「我們哲學家喜歡追根究底，雖然我瞭解這個運作過程，但還是搞不懂『∞』是什麼？不念了，心理系也不轉了。」後來他變成一位很傑出的哲學家教授。

我的哲學家朋友可以接受「∞」以某種方式被收斂到「0」的概念，但相反的，我能理解趨往「∞」的意思，卻不能想像走到「0」的境界。現代科學說，宇宙是從一個沒有時間也沒有空間的原點出發，然後快速膨脹。我可以瞭解一直在膨脹的宇宙，因為它終究有界限；沒有時間與空間的原點，卻超出了我的想像。也許有的人能夠具體運思，瞭解「0」與「∞」的意義，但是我跟哲學家朋友，就是沒辦法接受進入這個領域。一直到現在，我還是覺得「0」與「∞」非常奧妙。

因為對時間與空間的問題特別感興趣，所以進入心理系後，「似動運動知覺」（apparentmotion）吸引了我的注意。什麼是似動運動知覺？以霓虹燈為例，假設有三盞分別名為A、B、C的燈，在不同的位置依順序亮起，結果你會看到燈光一直線連接過去，其實這裡已經產生了假象。原本三盞燈是A先出現、B再出現、然後C再出現，應該就祇看到這三個燈才對，但在視覺上卻不是這樣，而是先看到了A，然後中間彷彿有很多小燈泡在跑，接著才看到B。

按照燈的物理定義與位置來說這是不正確的，原本一定是要A燈、B燈依序亮起，然後中間才產生了主觀上連接彼此的燈光。想想看，當A燈單獨亮起時，並不會無中生有在連接到B燈之前產生跑馬燈現象，一定要是A燈泡亮起，然後B燈也出現了亮光，才會誘發主觀的感覺看到中間燈泡在跑。客觀上的時間應該是「A燈→B燈→產生中間的連接光線」，但是主觀上卻變成「A燈→中間的連接光線→B燈」，這種主客觀之間難以相容的現象叫做「時間詭論」。

這是很簡單的現象，但是簡單的東西背後卻存在著複雜問題。早期格式塔心理學就用這個例子說明「對整體的知覺不是來自部分知覺的整合」。從這裡接續霓虹燈的例子，A燈與B燈中間是沒有真實燈泡的空白區域，視覺上看到的那些燈，都是由腦袋產生、不存在於實際空間的。所以我們對於A燈、B燈，還有中間空白空間的知覺的總合，不等於「整體的知覺」。

「整體」就是A燈出現，然後中間出現霓虹燈的感覺，最後出現B燈的總體的知覺。這兩個是不一樣的，叫做「部分知覺的總合不等於整體的知覺」。

由上述可以看出，因為時間的介入，後來的空間就不再是原來的空間。在原來的空間裡，A跟B中間沒有燈泡存在，但是A、B燈亮起以後，中間開始有燈，變成有燈的空間。從原來沒有燈的空間，變成現在有燈的空間，是因為時間先被扭曲，空間跟著也被改變，這是「時間詭論」的另一種說明。當心理時間被扭曲以後，也帶動了空間的扭曲，產生幻覺，這跟一般認知裡，時間與空間獨立存在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說明了時間干涉空間的例子後，反之空間亦能勾起時間的片段，這一點非常玄妙，由於心智的運作，時空的關係就能重新整理。偶然看到一個角落、一個空間的一些片段，有時會產生似曾相識的感覺，或是因此懷念起某個人、某件事、某個時間的片段，這是因為橫切面的空間經驗，勾出時間軸裡的縱切面事件，也就是空間干涉時間的表現。

現代的時空觀經由愛因斯坦已經有了巧妙解釋的時空連續體，當心智、心靈、心理介入運作的時候，時間與空間可以被編織在一起，相互干涉。我後來發現「時間詭論」跟愛因斯坦也有關係，心智其實是時空宇宙的一部分，心智沒有辦法獨立於時空而存在，時空也會受到心智的干涉而變化。


浪漫求知的態度

當年在台大校園裡，學習經常都是浪漫的。學校裡流行著各式思潮，包括存在主義所講的存在先於本質、厭倦的心靈、漂泊的心靈、沉重的心靈、跳動的心靈、空虛的心靈、無法瞭解的心靈、莫名其妙的心靈．．．等，其實也不一定真的弄得懂，但身處知識的浪漫氛圍裡，促使我們熱烈地投入思想探索。當時還流行像《麥田捕手》這樣的地下文學，儼然就是一個叛逆的、搖滾的大時代；其他流行的作品，像是卡謬寫的存在主義小說《異鄉人》，描寫一個倦怠、虛空的人，在沒有什麼理由的情形下，開槍結束另一個人的生命。另外還有許多以心智探討為中心的思想與主義，包括笛卡兒講的「我思故我在」，主張心物二元論，心跟物是可以分離的，以及科學的哲學、比邏輯經驗論更嚴格的維也納學派邏輯實證論、心理學的行為主義、精神分析等等。

在浪漫求知的校園裡，我們不排斥任何學說思想，所有的東西都去接觸、去接受。但是長大後想一想，開始覺得它們互相之間是矛盾的。譬如說行為主義不談內在的生理運作或者心理運作，只講究刺激跟行為之間的關聯，用什麼方式連結，不研究生理機制，也不假設心理層面的運作方式，因為行為主義就是要建立行為與刺激間的直接關係。還有科學哲學，也就是邏輯實證論，它將mind（心靈或心智）用括號括起來，認為那是虛空的，現在不要研究，研究也沒有用。這跟地下文學、存在主義、笛卡兒、精神分析等等所主張的，基本上都是相違背的，但是我們那時候因為浪漫學習，所以照單全收，即使是工學院的學生，也可以快樂地夾著《莊子》上學。發現思潮之間互相矛盾後，我懊惱那時候為什麼沒有寫一篇〈台大校園內數大流行思潮間之矛盾及其論證〉，要不然就可以為那段歲月多留一點紀錄。

當時浪漫求知的態度，是老師、學生全校皆然的。我曾修過數論，只因為看到有一句話說數論是「Queen of Mathematics」，便激起了興趣。數論的老師叫做阿博，他總是趴著寫過一個又一個黑板，然後要我們全部都記住，我就埋頭抄啊抄的。一個學期上完後，覺得課程也滿有趣的，我們都不太念老師開出來的英文教科書，雖然書小小一本。課堂筆記比那本書還大，整整抄了差不多快十八個禮拜，後來才發現那是華羅庚寫的《數論》，是一本禁書，不過我也發現以前不管是什麼東西，都是禁書。華羅庚是研究數論的知名學者，早期在中國大陸與火箭專家錢學森齊名。

畢業旅行的時候，理學院的老院長施拱星跟我們同行，有時候聊天，施老先生秉持數學老師的職務本能，問我們有沒有修數學課啊？我列出修過的微分方程、高等微積分、數理邏輯、高等統計等等，講了許多，施老先生都沒什麼反應，只是「喔！這樣，喔．．．」當我講到：「啊！對啦！對啦！還有修到數論。」施老先生精神一振：「啊！真的真的，好好好。」數論Queen級的地位，讓施老先生也沉浸其中。那時候的學生以浪漫的心態學東西，也因此有時不分輕重，選課超過負荷導致不及格也無所謂，大家都是自由自在地傾情學習。

我曾在數學系修習拓樸學，居然有一位高中生來班上旁聽，同學問他聽得懂嗎？他回說很簡單啊！讓每個人為之絕倒。直到有一次，機率理論的課堂報告，非數學系的也要上台報告。
一個小時的報告時間結束後，老師居然跟我說：「喔！好不容易終於聽懂了一次。」因為浪漫的學習態度，所以能無所畏懼地迎向高深的數學領域，高中生也自己覺得懂，然後上台報告的人也覺得自己說得很好，這就是浪漫。我覺得這個求知心態很好，因為如此，當時的校園非常活潑，就像現在流行的說法一樣，跟國際學術的思潮「無縫接軌」。

即使當年的老師不如現在的水準，但老師做學問的精神，依然讓人尊敬不已。雖然研究在當時的條件下不見得容易做得很好，但是老師們非常尊重學術，晚上也會在研究室持續工作，碰到學生時也不會多談無意義的事物，總是問：「研究做得怎麼樣？書念得怎麼樣？」開學會、年會的時候，老師就坐在一旁聽講，就算內容我想大部分他可能也聽不懂，但他就是很浪漫、全情投入學問。我們因為浪漫所以很想念書，念不懂也沒關係，想盡辦法就是要學習。在浪漫中學習是一種樂趣，雖然不見得會做得最有深度，但這反映我們當時校園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