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裡講了這麼一個故事：齊國有個大大的花花公子叫齊莊公。齊國有個大大的美女叫棠姜。有一天，齊莊公看到美得不可方物的棠姜，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終和她暗通款曲。可這件事被棠姜的老公崔杼察覺。那天他趁齊莊公與棠姜幽會時，安排武士們將其亂刀砍死。

崔杼是個猛人，也是齊國重臣。他對前來記載的史官說：你就寫齊莊公得瘧疾死了。史官並不聽從，在竹簡上寫「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崔杼很生氣，拔劍殺掉史官。史官死了，按照當時慣例由其弟繼承職位。崔杼對新史官說：「你寫齊莊公得瘧疾死了。」新史官也不聽從，在竹簡上寫「崔杼弒其君光。」崔杼又拔劍殺了新史官。然後更小的弟弟寫下同樣的話，同樣被殺。最後是最小的弟弟。崔杼直視著他，問：「難道你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年輕的史官不理睬，默默寫下了「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崔杼憤怒地把竹簡扔到地上，過了很久，歎了口氣，放掉史官。

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寫作。我告訴了他這個故事。而我恰恰要強調的是這故事讓我一開始很拒絕寫作。它表明，寫作純屬一件找死的事。像我這麼庸俗的人當然不會幹一件吃力還找死的事，加之家族裡從文者悲涼的命運，文學出身的我就曾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去玩一種毫無風險的遊戲，並暗自慶幸。

可漸漸地，我發現另一種風險。規則明明規定一場比賽由兩支球隊進行，實際上卻不是這樣的。一名球星告訴我：「那天我上場一看，快哭了，因為有隊友把球往自己家門踢，場上就是三支隊了。可是踢著踢著我又笑了，因為對方也有人把球往自家門踢，就是四支了。直到散場時我才終於確定，其實總共有五支隊，因為，還有裁判……」

我在這樣一種情形下漸漸意識到一個叫「尊嚴」的東西是存在的。哪怕遊戲也要有尊嚴，我不能無視兩支變成了五支，更不能接受自己的工作就是把五支證明成兩支，還文采飛揚的樣子。這個不斷修改大腦資料庫的過程讓我痛苦不堪，我從文學躲到遊戲竟更有風險，智力的風險。這讓我頓覺自己身處一間猥瑣的大屋子。又去看開始的故事，才注意到它還有個結尾：那個史官保住性命，撿起竹簡走了出來，遇上一位南史氏，就是南方記載歷史的人。史官驚訝地問：「你怎麼來啦。」南史氏說：「我聽說你兄弟幾個都被殺死，擔心被竄史，所以拿著竹簡趕來記錄了。」我覺得這個結尾更震撼，前面的史官因堅持自己的工作而死，南史氏則是主動找死。這叫前仆後繼。有種命運永遠屬於你，躲無可躲，不如捧著竹簡迎上去。

直到二○○八年汶川大地震，壓在殘垣斷壁下的體溫尚存還動著的小手，花花綠綠的衣袖……我終於明白，我確實該回去了。這，就是我的來歷。

當然，我仍是一個庸俗不堪的人，骨子裡畏懼著節烈的東西，我做不出南史氏手捧竹簡沿著青石板路直迎上去那猶如彩虹掛天穹的壯麗景象，只是低頭琢磨尋常巷陌一些故事、小小的常識。這些故事和常識，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只不過我們曾經丟失，或假裝丟失了……我一直嘗試給這些事和常識找出統一的特徵，後來才明白，這就是尊嚴。

在我看來，尊嚴首先是智力上的尊嚴。很長一段時間了，這個民族失去智力上的尊嚴。弄臣趙高說：這是一匹馬。人們點頭說：是啊，好快的一匹馬。趕緊去修改腦子裡的資料庫：馬是長角的。後來又有人說：要大煉鋼鐵。於是家家砸爛家裡的鍋碗瓢盆去建起煉鋼的高爐。大家假裝看不見煉出來一坨坨的東西，一捏就是一個坑。其實那一坨坨鋼和那一匹馬，並不存在於物質世界，只是大腦被強行修改後產生的木馬。但這並不影響我們的鋼鐵量超過了整個歐洲，農作物產量是全世界的四十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等著我們去解放。那件事情有個結尾：人們並沒有煉出鋼，飢腸轆轆回家後倒是發現不僅沒食物，連做飯的鍋都砸爛了。這個景觀壯烈與幽默並存，全民都在幹一件愚蠢的事，並互相說服這是事實。

讓飢餓的農民相信畝產兩萬斤，讓產業工人相信柴稈煉出的鋼能造坦克，讓醫生相信是紅寶書治癒了聾啞兒的疾病……這樣讓智力蒙羞的事情延伸到唱紅歌能治癒不孕不育，有個叫阿貴的丈夫為了感恩，甚至讓妻子李彩霞拖延兩天再生，以讓自己的孩子跟恩主的生日同一天降生。

比起思維的結果，思維本身就是一種尊嚴。只是總有人放棄了這過程，放棄去想，為什麼世界上最快的動車可以被一記閃電擊穿，為什麼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們的校舍，倒塌之後竟沒發現什麼鋼筋。

所以尊嚴也是一種記憶。我曾看過一部韓國愛情片，名字好像叫《腦海中的橡皮擦》，那個女孩子患了失憶症，時時想不起自己是誰，幹過什麼。喜歡這女孩子的一個男人就隨時照顧她，帶著她騎單車，給她講浪漫的事情……這愛情片美好得一塌糊塗，因為既然失憶，個人的缺點和糟糕的回憶也隨時抹去，一切盡是天使。

一個人患了失憶症也許並非壞事，可這要是發生在一個民族身上就很不妙。一個人的故事是文藝片，一群人的故事是紀錄片，把紀錄片拍成文藝片，正是災難的根源。多少年來我們的腦中一直有塊橡皮擦，比如開頭那個叫崔杼的人就很想做一塊橡皮擦，後來還有個叫嬴政的人很想做一塊橡皮擦，再後來還有個叫元璋的很想做橡皮擦……

有一天我曾去到南方那座著名的高架橋下，那橋因動車追尾死過很多無辜的人，可是我沒看見紀念碑，那個曾經綻開過蓮花的池塘，竟被堅固的水泥填平，倘若走過，根本不會提醒這裡曾掩埋過一節巨大的車頭。米蘭•昆德拉《笑忘書》裡有句話：人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的鬥爭就是回憶反右、大饑荒、文革。告訴身邊的青年，有知識分子深夜跳進太平湖，上千萬人餓死……你連記憶都不敢，不配有明天。

有段時間我狂妄地認為自己的寫作是為了追求公平，後來才懂得，渺小角色的我寫不出社會的公平，我頂多敘述點個人的情感尊嚴，且這種體驗大多時候也只不過是喜劇片段。

我小時候住過的成都打金街二六七號，一處清秀的宅子。鏤空的花廳擺著龍鬚菊和吊蘭，透過木質窗櫺可看到大慈寺的香火，朝聞晨鐘晚聽木魚，滴水簷打出的一排排整齊的淺洞，表明這個家族來歷已久。聽老人說，這家族的人們和睦相處，每天到堂屋去拜天地君親師，偶有生活紛爭，可從未紅過臉。由於追求不同，這家族有國民黨也有共產黨，抗戰那會兒，院子裡兩黨精誠合作，與這個國家一起打跑了日本人。

可上世紀五○年代，這個宅子一夜之間就爆發了最大的戰爭，起因是：一些人喜歡在院子裡種花，是資產階級，另一些人主張在院子收集廢銅爛鐵，代表革命人民。這場戰爭持續很久，每次戰鬥的起因也很奇怪。直到上世紀七○年代我已醒事，還記得西廂房的三伯脖子上掛著很大的牌子，被打得滿臉是血。只因他在院子一隅種了一些愛吃的香蔥。三伯名叫永青，解放前曾短暫擔任過成都偵緝隊隊長，他種香蔥的舉動使他成為這時院裡的頭號資產階級敵人。他的兒子為表明劃清界限親自主持了批鬥會。而另外一些親友則高呼口號。那天，一個特別革命的親戚高呼「打倒永青，保護江青」時，由於尾部實在太押韻，喊成了「打倒江青，保衛永青」……家族的人們安靜下來，仔細聽，唯剩他一個人兀自在喊，覺得不對時，晚了。人們緩緩走過去……此時他已是頭號敵人，不一會兒，就被打得滿頭是包，活像鳳梨。

我記得，整個院子無人倖免，人們輪流成為頭號敵人，甚至偉大領袖追悼會那天，有個孩子看著大人痛哭的模樣很是有趣，笑了，也差點被當成頭號敵人，站在高板凳上向已仙去的領袖承認了很久錯誤，才被放過。這個來自江西的家族，抗日戰爭沒有拆散它，竟在後來那場莫名其妙的戰爭中反目成仇。等我長大才知道，那時連元帥的女兒也公開聲明與父親劃清界限，一個郭姓文豪聽說兒子被迫害時，竟不出手搭救，眼睜睜看其夭去……所謂大義滅親，是很惡毒的成語，四個字就剪滅三千年的親情尊嚴。

人們被成功地洗掉了血緣譜系。就流行兩種奇怪說法：一、政府就是爹媽，即使做錯什麼也是為我們好；二、別總批評政府，像對成績不好的孩子，取得一點進步也該表揚。一會兒把政府當爹媽，一會兒把政府當成孩子，可就不把政府當成政府。古今中外只有中國人發明了「再造父母」這個有違人倫的詞。對於這個歷朝歷代大力提倡「孝」道的帝國，實在是道德上最滑稽的地方。
人民跟政府就是消費者與自動販賣機關係，契約服務的關係。人民跟政府永遠不可能是親人關係，如果你看見一個人對著自動販賣機大喊「親爹親媽」，那一定是精神病院忘關門了。

和大部分人一樣，我只有生活意見沒有政治追求，可是我這樣的表達方式常讓人不舒服。所以我要講個故事：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美國最高法院的議事廳展開一場辯論，因為有個叫科恩的調皮青年反對徵兵，他不僅反對而且穿著一件印有「Fuck the Draft」字樣的夾克，在洛杉磯法院的走廊裡晃蕩，從而被定罪。那天法庭上有一些修女，大法官本不准律師過度闡述夾克上的話，可律師認為這並不是問題，他說出這些話並詳細分析青年為何這麼做的原因，最終幫科恩贏得了官司。而哈倫法官最後書寫的法庭意見是：「一個人的粗話，卻有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抒情詩。在這個擁有眾多人口和高度分化的社會，這不失為一劑良藥。時常充斥著刺耳雜音的社會氛圍，並不意味著軟弱，它恰恰是力量的體現。」

一個人的粗話，卻有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抒情詩。這是表達的尊嚴。

這個國千年的文化出了問題。宋代公知宋江不過在潯陽樓上題了些書生報國無門以抒怨氣的抒情詩，被當成反詩被逼成反賊。這個民族千年的洗腦教育是，打磨你的尊嚴，讓你沒有反骨，國家才可以安全可靠……可是你很難想像，一群連自己的尊嚴都不顧的人，會去顧國家的尊嚴。一群沒有尊嚴的國民，卻建成了一個強大的國家。一群豬從來不會保護豬圈，就這麼簡單。

我的寫作不是為了真理，真理離我太遠，我只不過為了尊嚴。智力的尊嚴，記憶的尊嚴，親情的尊嚴，表達的尊嚴，生育的尊嚴……陝西鄧吉元，那個孩子快八個月大時被強行流產的父親，為了討個說法卻被打成賣國賊，被迫跣足散髮逃亡在大山裡……北京著名的「老張」，只是因為早年為自留地補償的二十塊錢差價，就走上了上訪的路。冬天穿著報紙和塑膠布保暖，餓了去菜市場找別人剩下的雞腸肉渣煮來吃。他只是為了討個說法，就在北京南城的橋下住了二十五年。歌星蔡國慶深情地唱：北京的橋，啊，千姿百態……有沒有想到這個老張的身影。

以及死去的尊嚴。那一年嚴鳳英自殺之後，軍代表為了尋找根本不存在的「特務發報機」，用小刀慢慢割開她的身體，後來醫生又用小斧一根根地剝開她的肋骨。她死後被扒去了全身衣服，軍代表竟激動地大叫，「我終於看到你個反動派現出了原形」。這樣的事情發生很多，讓這個國家的人們生得沒尊嚴，死得也沒尊嚴。似乎只有傅雷夫婦保持了尊嚴。他倆一天連遭到四撥紅衛兵抄家凌辱，就在凌晨時分寫下紙條交代後事：六百元留給女傭作為工資，五十五•二九元付房租，剩下的五十三•三元作為火葬費……自縊前忽想到踢翻凳子會吵醒樓下的鄰居，於是鋪上一層厚厚的棉被。他們死都要盡量優雅，他們怕驚動鄰居，更怕驚動那個世界。

我最想說的是美輪美奐的東西。我認為，真正的才華來自於尊嚴。那些年，中國人畫的紅太陽直逼銀河系恆星數量，並沒有出過一個莫內。那麼多叫向陽花的公社，種了好多的向日葵天天盯著，也沒有誕生過一個梵谷。你看梅蘭芳先生的《貴妃醉酒》，大小雲手，眼波流動，那四平調清美婉轉：海島冰輪初轉騰，見玉兔，玉兔又早東升，那冰輪離海島，乾坤分外明，皓月當空……
能創造出這些藝術作品的人，骨子裡恰有尊嚴。可是有段時間我們的藝術只需要革命，不需要其他。你看革命樣板戲《龍江頌》裡的江水英，她鏗鏘地唱：「毫不利己破私念，專門利人公在先。讀寶書耳邊如聞黨召喚，似戰鼓催征人快馬加鞭……」毫無藝術可言，是視聽的災難。包括其他那些鐵姑娘，眼神剛毅、造型如山，有段時間我覺得，她們一生都只需要革命，不要生活、不要戀愛，她們不來例假甚至不要拉屎。

這讓曾寫出過「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的李白，情何以堪。

這讓創造過「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名句的南唐後主李煜，如何回首故國月明中。

這些事，不是什麼大事，這些道理，卻不該被埋沒。尊嚴如此奇怪，它並不值錢，可是我們僅有。尊嚴本身不是作品，卻能讓你通體放光，兩眼澄明，自己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這些道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