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陣混亂之後，小街還是那條小街。
我愣愣地站在雜亂的路上。是不是我今天跟人說話太多，弄得自己神神經經？從童年某個歲數起，我時不時覺得背脊發涼：我感到有一雙眼睛盯著我，好幾次都差一點看見了盯梢的人，但每次都是一晃而過。
那個男人，頭髮亂蓬蓬的，從沒一點花哨色彩閃入我的眼睛。他從不靠近我，想來是有意不讓我看清。只是在放學或上學時間才可能出現，而且總在學校附近，也從不跟著我走，好像算準了我走什麼路，總等在一個隱蔽地方。
這一帶的女孩，聽到最多的是嚇人的強姦案，我卻一點沒害怕那人要強姦我。
我從未告訴母親和父親，不知如何說才好，說不清楚。很可能，他們會認為是我做了什麼不規之事，臭罵我一頓。好多年我獨自承擔這個祕密，漸漸這件事失去了任何恐懼意味，甚至不再神祕。每次有目光盯著背脊—大約隔半月或十天，我總有背脊發涼感覺。事情本身沒什麼可怕可恨，可能與生俱來，可能每個人都會遇到。人一輩子，恐怕總會有某個目光和你過不去，對此，我可以裝作不在乎。說實在的，平時願意看我一眼的人本來就太少。
而每次我想抓機會捕捉這個目光，它都能躲開我。而我不過是為了某種確定，就像過分小心地逮一隻翠綠的蜻蜒。或許虛??的東西本不應該拽緊，一旦看清，反有大禍？
我不敢多想這件事，那一年我的世界閃忽迷離，許多事糾纏在一塊，串成一個個結子，就像我行走的小路邊，石牆上的苔蘚，如鬼怪的毛髮一般，披掛下來。
２．
我的家在長江南岸。
南岸是一片丘陵地，並不太高的山起起伏伏，留下一道道溝坎。如果長江發千古未有的大水，整個城市統統被淹，我家所居的山坡，還會像個最後才沉沒的小島，頑強地浮出水面。這想法，從小讓我多少感到有點安慰。
坐渡船從對岸朝天門碼頭，可到離我家最近的兩個渡口：野貓溪和彈子石。不管過江到哪個渡口，都得在沙灘和坑坑坎坎的路上，往上爬二十分鐘左右，才能到達半山腰上我的家。
站在家門口的岩石上，可遙望到江對岸：長江和嘉陵江兩條河匯合處，是這座山城的門扉朝天門碼頭。兩江環抱的半島是重慶城中心，依山而立的各式樓房，像大小高矮不一的積木。沿江岸的一處處躉船，停靠著各式輪船，淌下一路鏽痕的纜車，在坡上慢慢爬。拂曉烏雲貼緊江面，翻出閃閃的紅鱗，傍晚太陽斜照，沉入江北的山坳裡，從暗霧中拋出幾條光束。這時，江面江上，山上山下，燈火跳閃起來，催著夜色降臨。尤其細雨如簾時，聽江上輪船喪婦般長長的嘶叫，這座日夜被兩條奔湧的江水包圍的城市，景色變幻無常，卻總那麼淒涼莫測。
南岸的山坡上，滿滿地擁擠著簡易木穿斗結構的小板房、草蓋席油毛氈和瓦楞石棉板搭的棚子，朽爛發黑，全都鬼鬼祟祟：稀奇古怪的小巷，扭歪深延的院子，一走進去就暗糊糊見不著來路，這裡擠著上百萬依然在幹苦力勞動的人。整個漫長的南岸地區，幾乎沒有任何排水和排污設施：污水依著街邊小水溝，順山坡往下流。垃圾隨處亂倒，堆積在路邊，等著大雨沖進長江，或是在炎熱中腐爛成泥。
一層層的污物堆積，新鮮和陳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樣的奇特臭味。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鐘，能聞到上百種不同氣味，這是個氣味蒸騰的世界。我從未在其他城市的街道上，或是在垃圾堆集場，聞到過那麼多味道。在各色異味中生活，腳踢著臭物穿行，我不太明白南岸人，為什麼要長個鼻子受罪。
老是在說，抗戰時日本人投下的炸彈，有好多沒有爆炸，落在山坳溝渠，埋在地底；國民黨一九四九年底才最後放棄這個城市，埋下炸藥有幾千噸，潛伏特務十幾萬—也就是說，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務，經過五○年代初共產黨的大清洗、大鎮壓、大槍決，依然可能有無數特務漏網。解放後入了共產黨的人，也有可能是假的。每天夜裡，他們—男特務女特務們—都要出來搞破壞，殺人、放火、姦淫，做各種壞事。他們不會在對岸中心區的水泥大廈間、柏油馬路上活動，喜歡偷偷潛行在這個永遠有股臭味的南岸：這個本來不符合社會主義形象的地方，自然該反社會主義的人物出沒。
只稍走出門來，倚著潮濕濕的牆，側著耳朵聽：打更棒棒一聲聲敲著黑夜，沒準一個蜘蛛網罩住的房門，會神祕地露出一隻舊時代的紅平絨繡花鞋；那匆匆消失在街轉角的男人，黑氈帽壓低，腿上藏著尖刀。陰雨天暗時，走在髒水漫流窄坡上的每個人，都是一副特務嘴臉。隨便在哪一寸地上，掘地兩尺，沒準就可挖到尚未爆炸的炸藥炸彈，或是一本寫了各種奇怪符號的密電碼本，或是用毛筆記錄了各種怪事的變天帳。
一江之隔，半島上的城中心，便有許許多多的區別，那是另外一個世界，到處是紅旗，政治歌曲響亮歡快，人們天天在進步，青少年們在讀革命書，時刻準備，長大做革命的幹部。而江南岸，是這大城市堆各種雜爛物的後院，沒法理清的貧民區，江霧的簾子遮蓋著不便見人的暗角，這個城市腐爛的盲腸。
從過江渡船下來，顫顫悠悠過跳板，在礫石和垃圾的沙灘上走上十多分鐘，抬起頭來，一層層一迭迭破爛的吊腳樓、木房、泥磚土房。你只會見到一個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陣，唯有我能從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磚的房子，面前一塊岩石突出在山腰上，伸向江面。這一帶的人都管這一角叫八號院子嘴嘴，它位於野貓溪副巷。野貓溪副巷整條街只是一條陡峭的坡道，青石板石級低低高高不勻，苦楝樹、黃桷樹，還有好些有時臭有時香的植物，歪立著好些早就應當倒成一堆堆木塊的破房子。八號院子嘴嘴，院牆和大門黝黑，一側牆青紅磚相間，任意地潑了點色彩。那是得福於一場雷雨，電劈掉了半壁牆，重砌時，碎磚不夠，找來一些紅磚填補。
這還不是我的家。從窄小的街上看，只會看到一個與整個地區毫無二致的灰暗屋頂。和八號院子平齊的是七號院子，我家院子是六號，順山坡地勢，略略高出前兩個還算像樣的院子，牆板和瓦楞長有青苔和霉斑。中間是天井，左右一大一小兩個廚房，四個閣樓。大廚房裡有一個小迴廊，連接後院，還有陰暗的樓梯，通向底層的三個房間和兩個後門。
這麼一說，像個土財主的宅子。的確，原先不知道是個什麼人家的住房，一九四九年底共產黨來了，房主人很聰明地落個下落不明，家具和幾台土織布機充公搬走了。住在沿江南岸木棚裡的水手家屬們，立即半分配半自動占領了這院子。所以當我說的什麼堂屋、迴廊、後院、偏房、閣樓等等，只是方便的稱呼。
這個原先的獨家院子住了十三戶人家，不管什麼房間都住著一家子，大都是三代人，各自的鄉下親戚熟人時來時往，我從小就沒弄清過這個院子裡住了多少人，數到一百時必掉數。
３．
我家一間正房，只有十平方，朝南一扇小木窗，釘著六根柱子，像囚室。其實我們這種人家，強盜和小偷不會來光顧。窗只在下雨時的冬天夜裡關上。而窗外不到一尺，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牆房擋得嚴嚴實實，開了窗，房裡依然很暗，白天也得開燈。從窗口使勁探出頭往那牆頂上看，可看到一棵大黃桷樹的幾枝枝枒。從中學街操場壩流下的小溪，在樹前的峭壁上沖下陡坡，從那兒流入江裡。夜深人靜，溪水嘩嘩響，一點也不像野貓，倒像一群人在吵架，準備豁出命來似的。
我家幸好還有一間閣樓，不到十平方，最低處只有半人高，夜裡起來不小心，頭會碰在屋頂上，把青瓦撞得直響。有個朝南的天窗，看得見灰暗的天。
這兩個房間擠下我的父母、三個姊姊、兩個哥哥和我。房子小，人多，閣樓裡兩張我父親手做的木板床，睡六個孩子。樓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裡，一個藤繃架子床，餘下地方夠放一個五屜櫃，一把舊藤椅，一張吃飯桌子。
家裡孩子大了，夜裡只能拆掉父母房裡的桌子，放一個涼板床，兩個哥哥睡。白天拆掉涼板床，騰出空來放桌子吃飯，洗澡的時候，再拆掉桌子和凳子。說起來手續繁雜，成了習慣也簡單。
一九八○年，我家住在這個院子已有二十九個年頭了。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由江北剛搬進這間小房時，父母只帶著兩個女孩。毛澤東在五○年代鼓勵生育，人多熱氣高，好辦事，而且不怕打核戰爭，炸死一大半人，中國正可稱雄全世界。大陸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八○年代邁入了十億。
從我生下，我們一家成了八口，我從未覺得家裡擠一點有什麼了不起，以前，下鄉插隊的姊姊哥哥只是偶爾回來，現在文革結束了，知青返城，開始長住家中。到一九八○年這兩間板房快擠破了，像個豬圈，簡直沒站腳的地方。這年夏天的擁擠，弄得每個人脾氣都一擦就著火。
幾天前母親對我說，大姊來信了，就這兩天回來。
大姊是最早一批下鄉插隊知青，因為最早，也就最不能夠回到城市。她離過三次婚，有三個孩子，最大的比我小六歲。她生了孩子就往父母這裡一扔，自己又回去鬧離婚結婚。「天棒！」母親一提起大姊就罵：「我啷個會養出這麼條毒蟲？」大姊一回來，待不了幾天，就會跟母親大吼大吵，拍桌子互相罵，罵的話，聽得我一頭霧水。直到把母親鬧哭，大姊才得勝地一走了之。
但不知為什麼，大姊不在，母親就會念叨。一聽見大姊要回來，母親就坐立不安，時時刻刻盼望。我總有個感覺，這個家裡，母親和大姊分享著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知道了也覺得無關的拐拐彎彎肚裡事。
就這年夏天，好多事情讓我開始猜測，恐怕那些事與我有點關係。一家人中唯一可能讓我套出一點口風的，是大姊。因此我也和母親一樣，在盼大姊回來。
我是母親的一個特殊孩子。她懷過八個孩子，死了兩個，活著的這四個女兒兩個兒子中，我是么女，第六。我感覺到我在母親心中很特殊，不是因為我最小。她的態度我沒法說清，從不寵愛，絕不縱容，管束極緊，關照卻特別周到，好像我是個別人的孩子來串門，出了差錯不好交代。
父親對我也跟對哥姊們不一樣，但方式與母親完全不同。他平時沉默寡言，對我就更難得說話。沉默是威脅：他一動怒就會掄起木棍或竹塊，無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貼的皮肉。對哥姊們，母親一味遷就縱容，父親一味發威。對我，父親卻不動怒，也不指責。
父親看著我時憂心忡忡，母親則是兇狠狠地盯著我。
我感覺自己可能是他們的一個大失望，一個本不該來到這世上的無法處理的事件。
４．
父親在堂屋裹葉子煙，坐在一張矮木凳上，葉子煙攤在稍高些的方凳上。方凳的紅漆掉得只剩幾個斑點，凳面有個小方塊，嵌鑲著四塊瓷磚，中心是朵紅花。這樣一個講究的凳子不知從哪兒來的。他熟練地裹煙。堂屋裡光線黯淡，但他不需看見。他眉毛不黑，但很長，臉上骨骼突出，眼神發亮，視力卻差到極點，一到黃昏就什麼也看不見了。他很少笑，我從未見過他笑出聲，也從未見他掉過淚。成年後我才覺得父親如此性格，一定堆積了無數人生經歷。他是最能保守祕密的人，也是家裡我最不瞭解的人。
我放學回家，見房門緊閂，裡面傳來洗澡的水聲。
「是你媽回來了，」父親說，極濃的浙江口音。「餓了沒有？」他掉過頭來問。
我說：「沒有。」
我把書包掛在牆釘上。
父親說：「餓了的話，先吃點填肚子。」
「等五哥和四姊他們回來，」我說，聽著房門裡洗澡聲，我突然不安起來。
母親一直在外面做零時工，靠著一根扁擔兩根繩子，幹體力活掙錢養活這個家。四人抬的氧氣瓶，過跳板時只能兩人扛過去。她搶著做這事，有一次一腳踩滑掉進江裡，還緊抱氧氣瓶不放。被救上岸，第一句話就說：「我還能抬。」
她不是想做勞動模範，而是怕失去工作，零時工隨時都可能被開掉。她抬河沙、挑瓦和水泥。有次剛建好的藥廠砌鍋爐運耐火磚，母親趕去了。那時還沒我，正是大饑荒開始時，母親餓得瘦骨嶙嶙。耐火磚又厚又重，擔子兩頭各四塊，從江邊挑到山上，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鐘。一天幹下來，工錢不到兩元。另外兩個女工，每人一頭只放了兩塊磚，又累又餓，再也邁不開步，就悄悄把磚扔進路邊的水塘裡。被人看見告發了，當即被開除。
不久母親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員，失去了打零時工的證明，只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員介紹工作。
那裡的居民委員是個好心人，對母親說：有個運輸班班，都是些管制分子，你怕不怕？母親趕緊說不怕。所以和母親在一起工作的盡是些「群眾監管」有歷史或現行政治問題的人，沒人肯去幹的活，才輪到這批人去幹。
母親隨整個運輸班班轉到離家很遠的白沙沱造船廠，下體力活，汗流夾背，和男人一樣吼著號子，邁著一樣的步子，抬築地基的條石，修船的大鋼板。她又一次落到江裡，差點連命都搭上了，人工呼吸急救，倒出一肚子髒臭的江水。
做了十多年苦力後，心臟病、貧血轉高血壓、風濕關節炎、腰傷，一身都是病。在我上初中時，才換了工種，在造船廠裡燒老虎灶。算是輕活，燒全天。半夜裡把煤火封好，凌晨四點把火啟開，通煤灰，添新煤旺爐火，讓五點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滾燙的開水。
她住在廠裡女工集體宿舍，週末才回家。回家通常吃完飯倒頭就睡。哪怕我討好她，給她端去洗臉水，她也沒好聲好氣。
捲起她的衣服擦背，她左右肩膀抬槓子生起肉皰，像駱駝背，兩頭高，中間低，正好穩當放槓子，是槓子的肉墊。擦到正面，乳房如兩個乾癟的布袋垂掛在胸前，無用該扔掉的皮疊在肚子上。等不到我重新擰一把毛巾，她就躺在床上睡著了。她的右手垂落在床當頭，雙腿不雅觀地張開。房間裡響著她的鼾聲，跟豬一樣，還流口水。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床上，厭惡得把臉掉轉到一邊去。
母親在外工作，病休的父親承擔了全部的家務，到晚上天黑，他眼睛看不到，依然能摸著洗衣做飯。我生下後全是父親把我帶大。
星期六，我和四姊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隊，全家肉票加起來，割半斤肉。做成香噴噴的一碗，眼睜睜盼到天黑母親回家。母親還不領情，揮揮筷子，繞過肉不吃。父親有次火了，拍桌子，擱了碗筷。他們兩人你來我去，然後把我們轟出門，關門吵架，爭得越來越激烈，聲音卻明顯放低，很怕我們聽明白似的。我認為母親是到父親身上撒氣，心裡更對她窩一肚子火。
母親很少帶我們出門，不管是上街或是走親戚。母親歲數越大，脾氣越變越怪，不時有難以入耳的話從她嘴裡鑽出來。粗話、下流話、市井下層各路各套的，點明祖宗生殖器官的罵法，我從小聽慣了。但這是我的母親，她一說粗話髒字，我就渾身上下不自在。
我左眼右眼挑母親的毛病：她在家做事放東西的聲音極重，經常把泡菜罐子的水灑在地上；她關門砰地一聲，把閣樓都要騰翻的架勢；她說話聲音高到像罵人，這些我都受不了。
我當面背後都不願多叫她一聲媽媽，我和她都很難朝對方露出一個笑容。
我總禁不住地想：十八年前，當母親生我養我時，更明白說，十九年前時，是一個什麼樣的母親，懷上了我？
打我有記憶起，就從未見到我的母親美麗過，甚至好看過。
或許是我自己，故意抹去記憶裡她可能受看的形象。我看著她一步一步，變成現在這麼個一身病痛的女人的，壞牙、補牙，牙齒掉得差不多。眼泡浮腫，眼睛混濁無神，瞇成一條縫，她透過這縫看人，總認錯人。她頭髮稀疏，枯草般理不順，一個勁兒掉，幾天不見便多了一縷白髮，經常扣頂爛草帽才能遮住。她的身體好像被重物壓得漸漸變矮，因為背駝，更顯得短而臃腫，上重下輕。走路一蹩一拐，像有鉛墊在鞋底。因為下力太重，母親的腿逐漸變粗，腳趾張開，腳掌踩著尖石碴也不會流血，長年泡在泥水中，濕氣使她深受其苦．．．（精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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