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讀史學系，教授中國上古史的趙鐵寒老師論述三零年代顧頡剛「古史辯」的爭議，以現代科學實證精神「疑古」，帶給學生許多觀點上的撞擊。敎「目錄學」的楊家駱老師像一尊佛，他一進課堂，端坐椅上，手上沒有書，沒有講義，微閉著眼睛，開始經、史、子、集一部一部講述每一本書的目錄題綱。學生都伸伸舌頭，覺得老師頭腦中好像裝了一部「四庫全書」，如此熟悉。後來閒談，老師笑著說：從小幫忙家人曬書曬出來的，曬書一頁一頁翻，也就順便看書，一部四庫全書曬完，又要從新開始曬，「曬久了，就都記住了。」
這些老師溫和謙遜，也從不把自己的治學說到多麼偉大。
傅樂成老師教秦漢史，隋唐史，跟學生很親，陽明山竹子湖飄雪他就停課，邀學生一路走上山去，在薄薄的覆雪的山上看學生玩雪，他也只是站在一旁若有所思。
二十歲的學生，在戰後台灣長大，其實是不會懂流亡到南方島嶼的傅老師的心境吧。
傅老師一直住在溫州街老舊的台大單身宿舍，木板床，幾隻碗，一張書桌，兩把椅子，有一次去了三個學生，傅老師就跟我坐在床沿。
黎東方老師的西洋史教得活潑，很法國風的教法，機趣幽默。敎宋史的宋晞老師則相對特別嚴肅，他開的「史學方法」也逼著學生不斷跑圖書館，為論文寫作準備卡片。
我當時私下愛文學，高中受陳映真老師影響，親近了西方現代文化，特別是存在主義哲學，當時引介存在主義到台灣的年輕學者陳鼓應等人也被學院網羅，在哲學系任教，我因此有大部分時間都旁聽了哲學系的課，陳鼓應的「莊子」，印順法師的佛學，剛從香港新亞到台灣的錢穆先生，也在史學系哲學系合開了「朱子學」。
就在那一年哲學系聘請了毓鋆老師，他穿著旗裝長袍，手腕上帶著古玉鐲，大拇指上套著玉搬指，儀容非凡，一時轟動了整個學院，課堂裡擠的滿滿的。
年輕學生好奇，來上課，未必都是為了學問，課堂上有學生就問起清宮裡學武術劍法的事，毓老師哈哈大笑。
我最愛聽老師大笑，聲音宏亮如鐘，沒有瑣碎雜音，乾淨渾厚，使我想到魏晉人在山裡的「嘯」，或許比魏晉人的「嘯」更沒有委屈，朗朗乾坤，這樣正色之音，可以使一座山彷彿都讓開了。
毓老師的初衷或許其實不只是關心治學，他在清帝退位之後，做為前朝遺臣，心裡不會沒有亡國之痛，也不會沒有「復國」的報負與大願吧。
在台灣體制的教育裡，史觀是受箝制的，我們或許沒有太多機會思考朝代政權的「興」與「亡」吧。
學生中有人開始耳語老師與「偽滿」的關係，在當時「偽滿」也只是一個類似「共匪」的詞語，並沒有什麼實質的內容。
我相信學生也沒有惡意，但「偽滿」「漢奸」這樣的聲音當然對老師聽來是特別刺耳的。
有一次老師在課堂上大聲罵起來了──「偽滿」，什麼「偽滿」，我們本來是滿洲人，家在滿洲，不是侵略了中華嗎？退回老家滿洲，怎地又「偽」了？「漢奸」？誰是你們「漢」哪？
學生都不說話，我想學生其實不容易聽懂老師的邏輯，我當時也不十分懂，但是在威權單一的正統史觀教育裡沒有任何思考可能的頭腦卻真實被撞了一下。
讀書治學，沒有這樣的撞擊其實是沒有思考可能的。中世紀不斷審判「異端」、處死「異類」，因此成為文化上最大的「黑暗時代」，近代中國的文革亦復如是。
在上一世紀的六零年代，台灣還處於白色恐怖時期，老師的三言兩語是可以使閉塞的頭頂響起一聲霹靂的。
我母親的先祖是滿洲正白旗，母親在辛亥以後出生，但是家族的故事可能在她童年還印象深刻，母親常跟我說辛亥前後西安屠殺滿人的事，在城門口拿饅頭詢問，口音一錯就砍掉腦袋，母親說完就即刻叮囑我不可以在外面說母親是滿人。
在台灣戰後長大，我們的政治意識其實沒有那麼敏感，我也無法了解母親的緊張。
在毓老師罵人之後，有一天我忽然跟他說：「母親是滿人，正白旗。」老師很高興，開心地說：「那正是我的旗。」
好像因此我跟老師有一點親，不多久，他在家裡開課講《論語》，就輾轉帶話要我去上課。
老師家當時在成功新村，一間有院子的黑瓦平房。屋裡陳設素雅，牆上懸掛康有為書寫的「詠豳軒」三字，墨跡乾筆蒼勁虬結，我忽然想到詩經裡的句子：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客廳正中央一張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畫像，畫像側邊是一張泛黃的光緒帝的照片。
房間裡一張大桌案，前面十幾張椅子。學生陸續來了，我多不認識，後來知道多是當時台大博士班的文史學生，總共十四人，我大概年齡最小，也選了後排最靠邊的位子。
我當時偏愛西方現代文學藝術，童年時家裡逼著唸誦的四書、唐詩、《古文觀止》，在中學以後其實心裡都有點反叛，也害怕一般學者照本宣科迂腐的「解經」方式。
毓老師講論語，間雜著生活裡的俗事，其實不像一般學者的講法，常舉現實的例子，也常有自己的獨特意見，並不拘泥古書。
過年的時候，學生給老師拜年，一位師兄穿了長袍來，被老師當面說了一頓：「年紀輕輕，穿什麼長袍，學我啊，我是在給祖宗守制。」
老師語言很直接，也與當時我接觸的一般學者的溫文儒雅不同，他好像在對自己事功殷切的盼望裡，刻意排斥一味追求「內聖」的虛偽修為。有時會嘲諷地說：「要做『聖人』啊！都「剩」下了吧。」
或許當時我們如此年輕，未經世事，還是很難懂得老師從政治失敗下來在一個小島上重新看待古人經典的心事吧。
他常說的話是：「煤球都不會買，做什麼聖賢。」
對於當時陶醉在文學哲學幻想裡的我應該是一警醒吧，我卻冥頑不能領悟。
論語上完，老師特別講了一次《禮記》的〈儒行〉篇。
魯哀公問孔子有關「儒服」，孔子沒有堅持什麼樣的服裝。問到「儒行」，孔子一一做了回答。──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老師當時對知識青年講學是在強調儒者「力行」的核心價值吧，我卻一一錯失了理解的機會。
儒行篇講完，我很意外老師選了《管子》，《管子》講完，又選了《商君書》，講商鞅變法，講知識者在治國改革變法上的積極投入。
我當時有自己解不開的頹廢散漫心事，不能完全跟從老師越來越偏向法家政治的教學。
兩年受教，我知道老師疼愛，也有期許，一直希望我走政治一途，但我仍然選擇了藝術研究所。考取那天，向老師報告，老師板著臉，說了四個字：「玩物喪志！」
我在老師家是最年幼的學生，也最放肆頑皮，不太像學長師兄那麼敬怕老師，也常沒有分寸跟老師說玩笑事，老師並不在意，反而開懷大笑，然而那一天老師沉默異常，我正襟危坐，好像一下子懂了老師失望的心境，也沉重了起來。
藝術研究所在故宮上了兩年課，課程結束，我就去了巴黎，此後與老師很少見面。知道老師身體健康，教學不斷，學生越來越多，很為老師慶幸，或許一定有更出類拔萃的優秀者讓老師晚年有所欣慰寄託吧。
我對老師未跟隨到最終，只能記述受教於老師的那兩年多。
與老師相處，他多不談自己身世生平細節，因此反而是在他辭世後陸續在輝誠先生撰寫的文字中讀到。大病初癒後，與輝誠先生見過一面，也得到許多關於老師更多的訊息。
老師或許沒有想到他跟一個小小島嶼的緣分如此深重，在這島嶼上將有如輝誠先生一樣，繼續有後來者撰述、整理、紀念他數十年歲月留下的治學與做人的風範吧。
我因此特別感念輝誠先生這本書的撰寫出版，應該是老師在天之靈最好的安慰了。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於淡水八里米倉村 時近芒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