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中國二○○九時，許多專家、學者提出一個觀點，即「中國人的想像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並被發揮到極致」。這點跟網際網路的發達、普及密不可分。數量超過美國總人口的中國線民，在虛擬空間發揮想像力，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從中激發出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智慧。「不差錢」、「躲貓貓」、「圍脖」、「釣魚」、「偷菜」等等，都不是自上而下的安排和灌輸，而是自下而上的發明和創造。

我完全同意那些專家、學者們的觀察和結論。「被」和「不折騰」是具有時代性和代表性的。前者代表的是民間對現實的批判，後者代表的則是官方對未來的決心。而我認為，這兩者能夠在同一時期「被」發明推廣，二者並存，意味著中國真的進步了。政府深知老百姓承受的壓力和困難之大，所以默認了「被」這一極端政治化之語言的存在。老百姓深知政府承受的壓力和困難之大，所以接受了「不折騰」這一極端平民化之語言的合理價值。平民使用高度政治化的語言向政府釋放不滿情緒，政府使用高度平民化的語言向平民傳達自己的決心和理念，在我看來，這是非常有新意的。這在過去的政治語境中是很難想像的。我們應該以進取的精神去看待，並推進正在政府與平民之間發生的、微妙而敏感的互動。

二○○九年也是國內外有識之士對「中國模式」的討論達到高潮的一年。背景無非是以美國次貸危機和著名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的破產為由頭，覆蓋全球的經濟──金融危機的蔓延和深化的現實。中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出口下降到擴大內需，就業率降低到失業率上升，民工提前返鄉到「民工荒」，社會保障不健全到個人消費的停滯，國有企業壟斷到中小企業倒閉……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第一次真正使得中國政府和人民體會到什麼是全球化，使他們認識到，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也無法自外於世界性的危機，只能與世界榮辱與共，同舟共濟。

根據歷史的經驗，世界每次遇到危機的時候，最大的受益者似乎總是學者。學者趁機更新知識和觀念，分析危機發生的因果關係，建立新的理論體系。那麼，如今大家討論最多的是美國模式的缺陷和局限。全世界政府和人民都贊同，次貸危機也好，雷曼破產也好，都是美國過多放任資本，過高評價市場功能的結果。隨之而來的是對政府如何在國際合作的前提下，以干預或調停的方式去救市的爭論。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資本與道德的關係、金融與哲學的關係、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對於這些關係，人類的反思和探究還會繼續下去。中國人說得特別精確：危機是「危」中有「機」的意思，是個「把壞事變成好事」的過程。在這裡，中國人的想像力又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中國將逐步成為新知識的生產者和輸出者。

冷戰的結束，一方面蘇聯解體，另一方面社會主義走向低潮。一個超級大國的解體是無法否認的證據，使得人們開始懷疑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和可行性。社會主義在低潮中走了二十年，在二○○九年似乎終於迎來了春天。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大家開始全面或部分懷疑、警惕資本主義的同時，無論是紐約、東京、倫敦還是北京，書店裡邊暢銷的圖書中，再次出現馬克思的《資本論》，大家重新學習的則是凱恩斯經濟學。前者全面分析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證明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導向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的專政。後者則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在經歷了長達四年之久的大危機後，又陷入了三十年代大蕭條後的直接產物。不難猜測，在蘇聯已經瓦解近二十年後的今天，對於資本主義相對的衰退以及社會主義相對的復紓，最為感到驕傲的無疑應當是中國人。

中國共產黨把中國的發展現狀定義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正在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獨特的提法，是史無前例的創造。

根據以往的常識，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是相對立的。從經濟體制看，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或自由主義相互匹配，與社會主義匹配的則是計劃經濟。中國確實以自己的取捨證明過這一點。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也是特殊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未來……無論從什麼角度看，「中國問題」（China issue）或「中國因素」（China factor）相當特殊。總之，中國現階段的特殊性毫無疑問。

很出乎意料，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我本來以為，中國要趁機抓住機會，向國內外大力宣傳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攻擊美國等平時這樣那樣批評中國體制的西方國家，向自己的人民大力宣傳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但結果，這一切並不突出，幾乎沒有聽到哪一個中國媒體將重心集中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二元對立上，也沒有出現這是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的論斷。這些現象究竟說明瞭什麼？

只能得出一個基本而初步的結論：中國不願意被西方發達國家視為另類，就是中國正在證明自己不是國際社會上的另類。冷戰的結束導致意識形態之爭為中心的時代走向終結，世界走向圍繞國家利益而展開合作與競爭的時代。在此情況下，就像中國領導人主張的那樣，不要在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上糾纏，重要的是發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發展才是硬道理。

中國對「G8」或「G20」峰會的積極參與，對於「G2」的謹慎以及中美幾乎同時為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發表減排目標等，都體現著中國已經下決心努力扮演國際社會的「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的角色，以及與世界各國同舟共濟，走出金融危機，共創和諧世界的宏闊思維。

這一討論實際上與中國人如何面對「中國模式」息息相關。據我觀察，最近中國知識份子越來越謹慎看待「中國模式」了，有一批人甚至主張「根本不存在中國模式」。但美國、日本等國的有識之士卻越來越覺得，無人走過的、史無前例的「中國模式」有可能面世。其實，所謂「中國模式」的發芽已經是客觀事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個明證。問題是，中國人自己如何推進、深化國家建設的過程。現實是，中國盡力推進、外國十分歡迎中國努力適應國際社會的普遍規則，使得中國不選擇走另類的道路，或許是人類歷史進程的規律。那麼，「中國模式」又將走向何方？

如今，在很多場合，中國人會問自己「我們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麼？」有相當多的人則在歎氣：「我們不知道該信什麼……」客觀來講，中國許多百姓感到匱乏的核心價值不是處於西方話語中心地位的人權、自由、民主等理念，而更傾向于流行一時的電視連續劇《潛伏》中余則成（孫紅雷飾）口中所說的「信仰」。就是那種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動搖，願意為之付出一切的那種精神力量。

不管是西方意義上的「價值觀」還是《潛伏》裡說的「信仰」，都或多或少帶著所謂意識形態或宗教的色彩。但這無可厚非，人既然活著，經營的是人類社會，與意識形態或宗教之間有所牽連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日本人是不信宗教的，但都尊崇以神道為基礎的某種信仰，它以讓人們自律的方式忠誠於穩定與秩序，為日本社會的和諧發展起到催化劑的作用。具體而言，日本有一句話叫做「世間樣（Sekensama）」，含義為社會至上。「世間樣」要求每一個國民，作為個人應該服從多數，更應服從整個社會秩序。在公共秩序方面，日本人的從眾心理最明顯，長期以來積累下來的國民性以及戰後培養出來的文明素質，使得大眾都相當克制，日本人比較懂得自律。「世間樣」面前人們都平等，既然你有享受平等的權利，從中獲得安心、穩定生活的巨大利益，就不應輕易違背「世間樣」約束的一切。在日本人的無意識當中，「只要服從秩序，從中能夠獲利」的觀念佔有主導地位。而事實也的確如此，這樣，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他會做出正確的選擇、理性的決定。

西方的基督教也是如此。就像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裡論證的那樣，新教以讓人們禁欲的方式忠誠於穩定和秩序，為資本主義的健康發展起到了核心作用。人們傾聽上帝的語言與指令生活。上帝告訴你要好好勞動，你就好好勞動。因為，對他們來說，基督教給予的是生活上的規範與人生的價值取向。上帝面前人們都平等，既然你是享受平等的權利，你就無法違背上帝的命令。這可不是「潛規則」。

據我所知，任何發達國家或社會都在尋求能夠讓民眾自律、禁欲的前提下順從社會秩序的某種精神力量和社會精神氛圍，規則或機制。在這點上，中國將不可能是個例外。一個國家的經濟越發達，對政治穩定和社會秩序的需求越大，越需要能夠約束或制約人性中那種盲目膨脹、破壞秩序的欲望的信仰機制，否則，發展一定會受到挫折。這也是中國一直強調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原因吧。

在我看來，今天轉型中的中國最缺乏的是如前所述的「價值觀」或者「信仰」。之所以今天的中國人，尤其是八十後、九十後等年輕人那麼迷茫、浮躁、盲目，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到底什麼是可靠的價值和信仰。經濟發展與文化建設，或者物質發展與精神文明之間正在出現嚴重的失衡。精神泡沫及這種泡沫的崩潰，正在導致價值的空白和思想流失。

中國大眾今後究竟如何建立中國特色的價值觀或信仰？儒家思想無疑是重要選項之一。實際上，日本的社會穩定和秩序，以及人們對此的絕對服從，歸根結底是吸收、加工、利用儒家傳統的結果。日本人從小在家裡、學校裡、社會上無不隨時實踐和見證「和為貴」，和「天人合一」的境界。我們在學校上了十二年的道德課。因此，長大以後不需要再接受宣傳。耳濡目染和潛移默化的力量，在日本隨時隨地可見。「日本模式」證明，儒家思想傳統確實能夠給一個發展中的社會帶來頗有生命力的價值觀和信仰。

真正意義上積累資本，發展經濟，培育社會，開放政治，發揚文化的大前提絕不是大家盲目追求賺錢的拜金主義，而是大家主動律己尊重秩序的規範社會。

但根據我的觀察，今天在許多中國人中，拜金主義幾乎成為了他們的普遍信仰，這說法雖然可能有點絕對，但即使有差別，也離事實不太遠。

當然，在公眾心目中，愛國也是有一定位置的。這當然是一個值得尊敬的民族所必須具有的精神。只是，愛國這種精神情懷，當然包含對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關懷和維護，但和民族主義肯定不能畫等號，但在一旦出現某些事情的時候，我很遺憾地發現，除了民族主義情緒，公眾並沒有體現出更多和「愛國」有關的精神價值。

進入二○一○年，有幾個問題值得大家一起思考，我想就此進行一些梳理。

首先，關於國家利益。

聽中國長輩們說，在改革開放之前，國人是不被允許認真討論國家利益的，它甚至是一個忌諱。雖然國家利益確實存在，但並沒有成為公開話題。因為當時的社會主導思想中，強調階級利益、階級鬥爭。那時討論國家利益，實際上也沒什麼意義。

三十年過去，時代已變化。今天，中國人在非常認真地探討什麼是中國的國家利益，圍繞這個問題，甚至存在較大的爭論和分歧。國家利益很複雜，涉及到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內政上的和外交上的、執政黨的、行政機構的、中央的、地方的、沿海的、內陸的、政治家的、官員的、企業家的、資本家的、文藝人的、學者的、媒體人的、年輕人的、農民工的、漢族的、少數民族的，乃至在華外國人的……中國的國家利益正面臨著前所未有、錯綜複雜的局面。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潛在的超級大國，更是負責任的大國，需要有與此地位相匹配的國家利益觀以及為此服務的討論氛圍和空間。國家統一，經濟建設，社會穩定，改革開放，文化復興以及人的發展，無疑成為中國未來國家利益的核心組成部分。

六十意味著一個輪回，但歷史則永遠是一條延續的河流，前後之間的關聯無法割斷。以史為鑑，正視現實，創造未來，這是討論中國的強國夢時無法回避的一些方面。

其次，「普世價值」問題。

中國這些年一直在與世界接軌，學習和借鑑世界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應該說卓有成效，中國和世界的交流十分暢通，大量的留學生遍佈世界各地，各類商務人員在全球穿梭，各種級別的官員出國培訓，都已經形成常態。但我的感覺，目前交流的成果還主要體現在技術的層面，在社會面上，影響似乎並不明顯。由於一百多年以來國家的經驗，中國人對外來干涉十分反感。這非常容易理解。過去的積貧積弱，列強對中國的欺淩的確深深地傷害了整個民族的民族心理。但今天的中國已非過去的中國，綜合國力空前提高，已成為和日本不相上下的巨大經濟體，這在三十年前簡直是難以想像的，但勤勞智慧的中國人做到了。看到中國發展，我是從心裡感到高興的。這個情況下，如何確立大國氣度，既有自信，又有包容，是一個大國所不能回避的課題。像民主、人權、自由這些全球通行的價值觀，其實和中國所提倡的很多價值觀並非是水火不容。我不認為中國需要別人來教它怎麼做，更不能接受他人摻雜其他動機的情況下向它輸出價值觀，但我同時認為，中國可以在分享世界科技進步成果的同時，更積極更主動，以更開闊的胸懷融入世界。

我也看到，中國正與時俱進，它越來越能夠適應國際社會的通行做法，與其他各國共同維護合理的國際準則，更正其不合理的部分，而不像從前那樣扮演制度規則挑戰者的角色。中國不在乎大國小國，不區分對待，主張各國都有平等的權利和地位參與、推進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中國領導人則提倡國際關係民主化，各國應該攜手共創和諧世界。這一切，都是充滿智慧的，這些正確的做法，進一步擴大了中國的世界影響力，也樹立了良好的國際形象。

當然，不同國家，不同的文化基礎，不同的發展程度，都會影響到對「普世價值」的理解和吸收。只要朝著這個方向行走，就是令人欣喜的，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它應該有足夠的智慧來取捨，來作出判斷和選擇：什麼樣的價值觀才有利於自己國家的長遠利益。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將日益顯現出來。

最後，關於歷史傳統。

任何國家、文明的歷史傳統都有興衰的過程。對於漢唐，中國人普遍抱有自豪的心態，並認為，那是中國文化最強盛的時代。對於今天，中國人普遍抱有擔憂的心態，一方面是沒把文化保護好。另一方面，是對一種新的文化的不自信和迷茫，筆者認為，這是正常的反應。五四運動是以反傳統的面目出現的，對解放人的思想、推進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固然有積極意義，但一個民族拋棄自己的文化傳統，又不能建立起一套新的文化體系，這個後果是很大的。中國人經常嘴巴裡說著「自古以來」和「悠久的歷史」，卻不體貼甚至不瞭解本國的曆史傳統。文化實力和經濟實力已經完全不成比例。國家正在向全世界推廣的孔子學院，是提高軟實力的一種很好的嘗試，對促進更多外國人學習漢語、喜歡漢文化起到了很大作用。這屬於對外文化推廣範疇。更重要的，還是中國文化的內部活力更有效的激發，是為世界提供有中國特色的，又具有人類普世價值高度的新的文化創造。

一個國家的物質文明發展達到一定程度之後，老百姓必然會產生尋找精神滿足和快樂的需求，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中國人也不是例外。其實，中國提出的「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以及「可持續發展」等理念，實際上充分表達了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精神。這些政治理念與「和為貴」、「天人合一」等儒家思想有密切的聯繫。

國家利益、普世價值、歷史傳統，這些問題是站在歷史新節點上的中國所面對的至關重要的問題。能否處理好這些問題，關係到中國能否和平崛起這一民族大計．．．（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