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德國那一年，兩德剛統一不久，我在柏林街道上第一次見聞到麥森瓷器，那時，我和許多中國人一樣，認為歐洲第一名瓷又怎樣？瓷器不是中國的發明嗎？中國人用瓷器餐飲時，那時歐洲人還用手抓東西吃吧？我隨意觀賞了一下，心裡卻開始納悶起來：櫥窗裡擺出來的作品並非骨董，而是你我垂手可得的作品，現代人竟然還有人如此造瓷……

那時我對麥森瓷器就留下深刻印象了。

後來，我因愛喝茶，也逐漸開始尋覓起茶具。多年一直使用的日本天目茶碗摔破後，有一天，我終於買了一套麥森咖啡杯組，我把它當成茶具用，從這個時候起，我真的對麥森瓷器更刮目相看。

前幾年，我甚至起心動念去寫了一部有關瓷（china）的小說，便與麥森有關。

當我認真開始蒐集瓷器資料後，便一頭栽進麥森瓷器精采動人的故事和種種典故裡了。到今天我都還覺得，整部麥森的工藝史其實更像一部間諜電影，充滿緊張刺激的好萊塢情節。

首先，為麥森破解硬瓷祕密的英雄人物貝特格（Böttger），其實是個一心想鍊金的小無賴，滿口胡言亂語，也因此為他帶來殺身之禍，遂一路由普魯士逃至薩克森王國，沒想到奧古斯都大帝也沒放過他，那時，強王奧古斯都想擴張國力，需要的正是金子，他聽說貝特格號稱自己會鍊金，便將他監禁起來，要他趕緊鍊，貝特格還是沒鍊成黃金。

不過，對瓷已有定見的科學家馮．契爾豪斯（Von Tschirnhaus）說服了二十幾歲的貝特格，他們在強王的協助下，以各省徵收而來的高嶺土做實驗，這二人可說卯足了勁，上窮碧落下黃泉，貝特格以不同比例混合高嶺土和雪花膏，一步一步地實驗，當然溫度是重點，那時的歐洲人都是用低溫製瓷，燒的是那質感不佳的軟瓷，貝特格要用高溫，那是最大的突破，他也逐漸知道，瓷便是白金，要強王放他離開亞伯特堡，只有造瓷，他遂立下心志，這一生非得燒出和中國人一樣的瓷不可。

貝特格年紀輕輕，大半生都被軟禁，失去自由，又無感情的寄託，遂天天以酒澆愁，工作狂的他，在夜以繼日的工作下，終於破解中國硬瓷的配方，可惜，不但他的恩師無緣享受榮華富貴，幾年後他自己也英年早逝。我曾在亞伯特堡（Albrechtsburg）牆上壁畫中，望著他那一腔面對窯火喝酒的愁情，很能想像那些年他如何滿懷大志，心想昌南。

貝特格是從模仿宜興壺開始的，但他哪知道做宜興茶壺需要紫砂？他的壺做得又大，看起來只可以用來喝咖啡，還好他很快改攻白瓷，他的祕方那幾十年間可是全歐洲最天大的機密，死後只有二人知悉。

為了了解麥森瓷器，我到位於德東的薩克森好幾次，不但去了麥森博物館、德列斯登的茨溫格博物館，還到圖書館尋找麥森瓷器的文件資料，我才知道，麥森瓷廠居然樣樣保存都很周到，不但早年貝特格的工作日誌、瓷廠的管理委員會資料，甚至書信，完完整整，連畫師海洛特多年和製模師昆德勒的爭執吵架，也全都在麥森的資料庫檔案裡。

所以我才可能知道，貝特格是如何以多少百分比的高嶺土配多少百分比的雪花膏，再加上多少度高溫，數以萬次地，一次又一次實驗，所以我也才知道，因為戰爭和貧困的關係，有多少人逃出亞伯特堡，將他們以為的製瓷祕密賣給歐洲其他想製瓷的王公伯爵？又有多少人逃不出？有人甚至在翻越高牆時便被弓箭射死或跌死？

但也有不少人如亨格或史托爾茲爾等人，他們以為他們知道祕方，但卻是自以為是的配方，到了他國，不是高嶺土不對，就是比例不對，仍然製不出麥森硬瓷。想想看，十八世紀歐洲各地有多少人癡迷於他們稱之為東印度瓷（其實就是中國的瓷器），多少人衣帶漸寬而不悔？

這恐怕是人類史上另一次集體重大的戀物癖。在這之前，歐洲人也想知道中國人如何製絲，有歐洲商人就曾沿著絲路偷偷將蠶包桑葉帶出中國，但那可是另一個故事了。

二○一○年麥森慶祝三百週年，三個世紀以來，麥森經歷十一場戰爭，六種政治制度，德國分裂又統一，但麥森從未有一天停工，至今仍有六百名員工，生產過二十餘萬件作品，而三百年來，該廠十七萬五千件的瓷器模型還都完善地保存，其結果可令發明瓷器的中國人驚駭和汗顏了：麥森可隨時重複製造三百年來的經典作品。

這是為什麼我們仍可買到麥森當年的傑作「生命之鐘」（Chronos 300），以及一七三九年出廠的「迷迭花之壺」（Teekanne mit Schneeballblueten），「迷迭花之壺」後來也有很多瓷廠模仿，包括十八世紀的景德鎮；更或者那充滿中國風（Chinoiserie）的「狩獵之瓶」（VaseJagdszenen），更別提一八六一年驚動倫敦世界博覽會的「歐鈴蘭之花」（Maigloeckchen）了！

麥森學派遠遠不只於那描繪的畫風或美學風格，更是德國工藝驚人的力道，也是德國民族和文化的特質。反觀中國工藝史的紀錄和保存便大有不足，令我扼腕。中國瓷器製作紀錄很欠缺，民窯不提也罷，教學只剩口耳相傳，景德鎮官窯或御窯，雖唐英有所著墨，但較缺少科學數據，另外也只剩下清宮《活計檔》有所建檔，但是內務府太監記的都是皇帝對瓷器的要求，譬如瓶口太小，顏色不好，甚至要更改圖案等等，都不是製瓷專業上的考量，充其量只是皇帝一人的品味而已。

做為愛瓷的東方人，我既喜歡宋瓷的優雅溫潤，我也欣賞西瓷的皇室氣派及鎏金華麗，而麥森便是西洋瓷器的佼佼者。一七九三年，英使馬戛爾尼非常驕傲地將瑋緻活骨瓷獻給乾隆皇帝，而麥森的「生命之鐘」很可能最受皇帝的青睞，被陳設在圓明園的一角，中國人因瓷而得名昌南，而昌南即China也。中國最後一次盛世是乾隆時代，那時中國瓷藝也走上最高峰，爾後，國力再也不如從前，從此得翻開一頁頁辛酸的國族史和工藝沒落史。也難怪如今的現代中國要重新打造景德鎮。

而麥森何其有幸，三百年如一日。我每每在注意麥森新一代畫師時，更是感到貝特格天上有靈，一定會覺得其道不孤，他的雕像正對著瓷廠，精神不死。麥森工藝的經典風範，三百年來，有一批批傑出的德國畫師努力維持，到今天亦如是。這些人如Michael Andreas、Bettina Lakatos、Werner Poweleit、Shoepper夫婦、Gudrun Sparenburg及Zenar夫婦等人，多年來不但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致力創作瓷藝，還為現代麥森培育下一代人才。

在動輒滿口文創產業的今日台灣，思及麥森，我的感觸特別多，謹為文向三百年以降前仆後繼的中外瓷藝家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