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草
咖啡館

〈咖啡館〉

前陣子網路上流傳一張村上春樹早年在國分寺開爵士喫茶的老照片,年輕的村上穿著工作圍裙,坦直地面對鏡頭,看起來還很青澀靦腆,一副充滿理想的乾淨模樣。那店內的陳設很像九〇年代初台灣常常見到的咖啡館,樸質的木桌椅和長吧台,軌道燈和垂吊燈。

如果當時台北鼎盛的那幾間咖啡館從九〇年代持續營運至今,應該也會這麼令人懷想吧。但是它們就像青春時的愛戀,在你生命留下清楚的刻痕,還沒有來得及破敗,就一去不回了。

 

其實這樣也好。既然一切都不長久,一個人能否跟某個咖啡館發展出長期友好的關係,只能靠緣份了。所謂緣份是多重因素的重疊組合,在空間的安置、色彩、燈光、窗戶、植物、音樂、桌椅的大小、客人的群態、老闆的調性、咖啡的好壞之外,還有其他難以言明的巧合與天意。

對我這樣習慣在家工作的人而言,咖啡館是常規的退路,是避難所,是不得已的短暫流亡。有時候是因為住家大樓或後巷子施工打牆,有時候是因為自己的屋子有意外狀況,但更多的時候其實是出自某種溫和的逼迫和鞭策——再這麼混下去實在不行,我得找個沒有閒書沒有床沒有冰箱的公共場所,以公眾的壓力約束自己,不胡亂上網,好好做事。

我需要一張好桌子牢牢地鎮住我,我需要一方結界像透明膠囊那樣把自己閉鎖起來。

可是我的運氣非常差,通常我會抱著電腦,走遍一整個溫州永康青田區卻不得落腳,稍微熟一點的咖啡館都滿座。店老闆總以某種彬彬有禮的絕望和抱歉說,剛好… 沒有位置了。這實在太像章回小說常見的情節,醫生診了脈,客氣有禮地對家屬說,這,就要看醫緣了。意思是,沒辦法,他救不了你,這是緣份。

有些咖啡館我很喜歡,但實在是無緣。

有次幾個認識多年的老朋友回台灣,晚上九點約在某知名咖啡館。我曾聽聞那是文人聚集之地,售有幾種不錯的紅酒。

我興沖沖地去了,朋友們已經先開了一瓶紅酒。我沒法多喝,是個三杯吐,後半場完全是坐在沙發上昏笑而已。還清醒的人高談闊論,我偶爾從昏厥中醒來插嘴,只是大概都不知所云。鄰桌客人多次請我們安靜,但是那氣氛實在太高昂了,我們根本靜不下來。後來大家聊起前男友,某友還打電話把她分手十年的前男友給叫來。那倒楣的人真的來了,於是兩人在眾目睽睽之下演出一段溫馨感人的大和解,我們大吼大笑拍手叫好:「這是前世孽緣!」

那晚眾人大肆喧譁,非常不堪,直鬧到咖啡館打烊。之後我再也沒臉走進那家咖啡館了,正是一夜孽緣。

海明威的最後一本散文集叫《流動的饗宴》,是他回憶年輕貧困時在巴黎吃吃喝喝的寫作往事。我想那可能是他最快樂的時光。那時他常到聖米榭廣場上的某個雅靜的咖啡館寫作。某日他先叫了一杯咖啡歐蕾,一個臉龐很美有如新鑄錢幣的女孩在他對桌坐下,他心情興奮,於是再叫兩杯蘭姆酒,在那個下午忘神地寫完一個關於密西根晚秋的短篇小說(我猜是〈在密西根〉那篇吧)。之後,他心情愉快,再叫一打葡萄牙生蠔和半瓶無甜白酒。我很喜歡這則散文,雖然只是咖啡館的午後瑣事,但一切予人明快爽利的印象。而且讓我很佩服的是,也只有海明威,才能喝了這些酒之後還神智清醒,寫完一篇簡潔深刻的故事。

我後來終於找到可固定長坐的咖啡館了。在永康街的巷子裡。我經常一坐就七八個小時。

能找到它也是個緣份。去年和前輩相約,不巧就約在那個我不敢再去的孽緣館。因是前輩指定,我不敢說不,只好心中忐忑羞愧地赴約了。豈知到了門前,發現它當天歇業,我大喜,真是老天憐我。

我們便轉進另外一條巷子,看見一清亮的前院和落地大窗,裡面空落落幾張大桌,燈光明亮,一隻大白狗趴著。前輩說:「咦,上星期經過都還沒有這家店呢。」噢,我們何其幸運,遇上新的咖啡館。

還有甚麼比新的咖啡館更令人期待的呢,這比新鑄的錢幣或美麗的少女更清新可喜。它輕易就賦予城市生活一點生氣和希望,它等著我們將生命浪費給它,等著我們消磨它,以話語、文字、咖啡渣和麵包屑灑它滋養它;它還沒有歷史,還沒有任何一只杯子或夢想在這裡打破,還沒有磨損任何靠墊和青春。它像剛出爐的馬德連小甜餅,只有飽滿的未知和好奇的香氣,它很願意喚起或成為任何人的一部份。

我便推門進去。

它的光線、音樂和桌椅的高度都剛好,桌椅厚實沈重不是夾板而是實木。它非常寬敞,很大器地閒置空間。咖啡上來之後我就知道,是了是了就是它了,這是我一直在找的地方。它的咖啡特別濃釅,正合我意。

幾個大雨刷白的午後,安然坐在靠窗的桌邊看水花四濺,無聊又平靜。我想起美國民謠歌手蘇珊薇格在《寂寥佇立》專輯裡那首清唱的曲子「湯姆的餐館」。午後在咖啡店內閒閒張望的心情,事不干己地看往來路人,一段都市裡無謂、疏冷、清淡而簡單的時光。

這篇稿子拖磨了整個六月遲遲寫不完,最後終於在店內放了綠洲合唱團高昂愉快的《晨光榮耀》的某個黃昏,一口氣寫完了。

關閉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