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我們的時代
書前的話
二OO七年初安民先生和季季小姐約我為《印刻文學生活誌》寫一專欄,並為之取名為《回首我們的時代》。這當然是指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事,因為在那之前,我還只是個十三歲的少年,對世事即使有所認識,也一定是跡近模糊。十三歲那年,我飄泊到了台灣,沒想到一轉眼之間,時間已經超過了六十年。原來的世界,完全變了樣子。
 

記得不久之前,朋友間有一場聚會,其中有些人當年曾是左派,也有人曾是右派;有人曾是統派,也有些人曾是獨派,現在雖然好幾位已經滿頭白髮,頭開天窗,老友相會總不免「偷閒學少年」那樣唱起年輕時唱過的歌來,不過多少憑添了嘲諷的意味而已;不知是嘲諷自己,還是嘲諷已經過去的那個時代。那天,有人三杯酒下肚,就扯開嗓子大唱「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接着就有人唱「總統蔣公,您是民族的救星……」。唱來唱去,毫無當年的嚴正氣象,於是其中有人就說了:「管他們那類人物是甚麼,如果我要蓋個人民紀念碑,第一件要做的事,一定要塑一群只爭個人名位、不顧人民死活的政黨人物的群像,要他們一個一個硊在碑前懺悔。……」更有一位舉起酒杯說:「你們這批人真是不知好歹,──今天我們能夠這樣放肆,不被抓去坐牢,真是莫大的幸福……」。他連喝三杯,興猶未盡。這顯示一個時代已經進入了歷史。

事實也是如此。但這幾十年的日子雖然已經不再像我們童年時代那樣,幾乎每天都流徙在戰火動亂之間,然而隨着年歲的增長却經常也會不時地向已經走過的歲月提出質問。質問甚麼,却也不甚了了,這証明成長於我們這一環境的一代不是長於深思的人;在過往的日子裡經常被一些動人的、屬於意識形態的語言鼓動着;有時激昂慷慨,有時一片沮喪。我自己和一些朋友就是一些經過這樣遭遇的人。那一個時代過去了,但是由於自己的大半生都是過着教書匠的生活,每當碰到一些歷史的問題苦思不得其解的時候,便也往往會在前人的智慧中尋求答案,却也經常感到惘然。其所以如此,大部份是由於面對那些前賢對近一個多世紀所作的判斷時,經常會感到他們所作的論斷過於嚴肅,而其所作的動人的揭示也距離我們太遠。像美國籍的西班牙哲人桑塔亞納(G. Santayana),一生中寫了那麼多有關生命和真理的大書,臨死的時候,只對二十世紀說了一句評定的話:「絕望」。又如德國哲人洛維特(K. Löwith)身歷兩次世界大戰,却認為自己所經歷的世紀是一個「一無所成的時代」。他們的悲憤和焦慮是那樣悲壯和崇高,絕不是我們這般活在平凡之中、苟安於世俗中的人所敢或所能望其項背的。尤其在我們這樣長時期處於殺伐、鬦爭和相互迫害的國家,一個人或一家人能夠在最低條件下不虞匱乏、能夠活在無恐懼的日子裡做點自己可以做的事,就已經是心滿意足了,哪裡還會有着像他們那樣莊嚴的憂心和思考呢?

既然如此,現在輪到自己要回首我們的時代,一時之間便不知道應該從哪裡說起。猶疑之際,忽然想到:從小以來雖然教育給予我們的大都是一些「救國救民」或「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官冕堂皇的「大話」,但一落到實際的生活,最後讓我們為之心動的却仍然是些平常而又平凡的小事。這些小事,看來沒有甚麼大不得了,其中所孕涵的意義却往往會成為我們思辨的基礎,幫助我們成長。譬如小學的時候老師要大家背誦〈木蘭辭〉,同學們「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地唸着,並各自編構着一幅女英雄的形象,但是在後來的流亡途中,經常見到抓兵的殘暴,有時連個子長得高的兒童和婦女都不放過。看多了,〈木蘭辭〉早先給人的感受便隨之變了樣子。又如,少年時看戲,看到岳母在兒子背上刺上「精忠報國」,心中覺得非常氣節凜然,但在自己有了兒子以後,才感到那種母愛真是人世間最大的荒唐。至於〈趙氏孤兒〉中的那種拿自己嬰兒為主子的兒子替死效忠的作為,再怎樣解說,都無法令人看得下去。而相反的,歷經了大半個人生,倒覺得苦難中一聲從千里外傳來的安慰、口袋中保有很多年的一封舊的家書、臨終病房中親人的一聲叮嚀,却往往成為生命中最有力的支持。這樣一想,便覺得:在整個人世、整個歷史、整個從古到今的爭爭奪奪、殺殺砍砍、富貴貧賤的幻滅生死中,到頭來最讓人念念不忘的可能並不是那些名大位高人物的訓誡,而是一些看來微不足道的人與人間相互關懷的瑣事。它們是那那樣平凡地存在於我們的現實生活之中,却又與我們的一言一行緊密地纏在一起,讓人無法擺脫得掉,而且,日子久了,便不知不覺地融入自己的血肉中,成為生命的養份和力量。

由於有了這樣的涉想,我便決定在這個專欄中,與其去思考、探索那些自己無能為力的世紀大事,不如藉着自己經歷過的點點滴滴對那個即將逝去或逝去不久的時代,作一平實的重溫。這樣想着,第一個出現在我心中的人物便是臺靜農先生,他雖然生活在一個如莊子所說的「無可奈何」(甚或過之)的時代,却依然保持着他的自在和誠懇,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都是一代的典範。特別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經由生活的陶鎔,他的思想和寫作都提昇到他的同輩作家所未達到的高度。古人所說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在他的書藝的純淨境界中也讓人見得出來。就此而言,他所顯示的風格便有了時代的意義。因之,他在中國文學史、特別是魏晉、晚明等大變動之際的認識,也就有了前人未及的深刻。這些即使在他平日的點點滴滴的言談中,也會讓人有所領會。

在這個專欄中,我就是循着這樣的道路寫下來的。我希望,經由我的追憶,讓人不再把它們當作是出土文物,而是在那些歷史的重現中認出:不管那些過往的日子是多麼令人感到沮喪,而我們自己當年又如何衝動、幼稚、甚至盲從過;想起來讓人不勝唏噓。但追根究柢,却可從另外某些人的有形或無形的所作所為中體認出:那並不是一段只是空白的歲月。不管這世界上的事多麼令人失望,令人難堪,在艱困之中,總依然有着無數向上的力量在運作着;「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這些文章在當初書寫時,有的稍嫌簡略,現在一一校定,予以增刪,除了這些篇外,也把這些年在別處發表的同類作品一併收了進去,使得原來的專欄成了目前這樣的樣子。

在寫作和整理這些作品時,我已經年過七十;回想舊事,便不時出現事件散亂、引証重複一類錯誤,在這方面,我的兒子任之(可可)替我幫了大忙。他擔心老爸年紀大了,語言瑣碎、敘事顛倒,經常在我初稿後,提出意見。有時我也執着自己的筆法,依老賣老,兩個人有時就會爭吵起來。當時也許會心有不豫,到了後來却使我在再次檢訂中學會謹慎小心,而不至於早點走上老人痴呆的道路,因此不對他說聲謝謝,也就真的不夠意思。

二O一一年三月五日於台北木柵

關閉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