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斯維登堡是個教士，他創建一個新教，描述出一種絕妙的天國和地獄（是我人生到此唯一聽得進去而且願意嚮往的天國和地獄），波赫士以為，這本來可以取代天主教和基督教成為基督信仰的第三個宗教。
我自己，跟所有人一樣，聽都沒聽過斯維登堡此人，我所知道他的一切，都是間接從波赫士文章看來的（在波特萊爾等其他人文章裡，他只是個無色無味的名字）──波赫士為他寫過兩篇不短的文章，一首詩，還不斷在其他文字中提他名字、事蹟和話語，但仍然沒用。
那人比別人高出一頭，在芸芸眾生中間行走；
他幾乎沒有呼喚 天使們隱祕的名字。
最後，波赫士為斯維登堡的湮沒不聞下了這個結論，是最近兩年我去中國大陸、去香港、還有在台灣經常引述的：「我想，這一切部分的歸因於斯堪第納維亞的命運，凡是發生在那地區的事情都好像只是個夢，都彷彿發生在水晶球裡似的，比如，北歐海盜比哥倫布發現美洲早了好幾百年，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寫小說的藝術本來起源於冰島的中世紀北歐傳統的《薩迦》，這一創新卻沒有流傳開來。我們可以舉出一些本應該成為世界性的人物──例如卡爾十二世，可是我們只想到了其他的征服者，而他們的武功戰績也許遠不如卡爾十二世。斯維登堡的思想本來應該引起世界各地教會革新，但由於斯堪第納維亞命運使然，僅僅是個夢而已。」
這幫我說出來了，之前我隱隱約約察覺出的台北歷史命運。
幾年前，我能說的（能力問題）只是，台北已經是未來華人世界的一座歷史名城了。我用的是完成式，因此不是言志，甚至不只是個有把握的猜想，而是俱成的事實，問題只在於人們將來願意記憶它多久時間而已。我的想法有較多不祥的成分（會不會失之冷酷呢？），像某種特殊的歷史時間已眼看著告一段落，像某個季節已止息，或者該說我們自身的能耐已盡力用到極致，「船只走過這裡」──我甚至不排除這個城市會衰弱下來，以某種停滯或重複、以某種百無聊賴、以某種不再有稜角的平凡，消失在全世界大同小異的大城市叢林之中。
我這樣想台北，並沒有包含著所謂的鄉愁，沒有絲毫諸如此類的地域性念頭，也並無焦慮。跟所有人一樣，我也有一個自己無法有意見的出生地點，但不在台北。我是十三歲才進來這城市，穿著國中二年級的冬季學生制服，書包一次塞齊上學期全部課本，以至於最薄的那本健康教育課本就此消失，永遠不曉得究竟遺忘在宜蘭老家裡腐爛還是掉落在北宜公路哪個彎角。我先在台北邊緣的三重住租賃公寓兩年，見識了彼時三重著名的夏天大水災和四季皆有的街頭械鬥，並且認定自己這輩子就是文學這條路了。那是激烈懷鄉的兩年，餘波盪漾到二十歲左右為止，或者說從此用光了。日後我讀到波赫士講他自己：「年輕時我喜歡假裝自己是憂傷的，而且通常我會得逞。」不好意思的大笑起來。
說作夢，奇怪的是那時候我從不作夢夢到宜蘭，那時夢另有去處和用途，可能人的感情還是有一定額度，用於白天就不留給晚上了；倒是這兩年我的夢有回頭的跡象，但仍不是宜蘭，就只是我們那間業已不存在的老房子而已，總是只有我一個人，或應該說都知道有家人存在卻不出現在夢的鏡頭裡面，因此總像是某一個星期天或暑假裡的下午，有一種只限於小孩的寬廣自由之感。我僅有的而且是不自覺的一點懷念（如果夢不騙人的話）凝結成為對一間屋子的回憶和遺忘，似乎意味著人的所謂幸福時光是具體的而且更為原初，是只對自己神奇但對他人平凡的全然私密，當然用不了一個市一個縣一個抽象地域的偌大空間。
雷蒙•艾宏晚年的訪談之書書名用了他自況的話，「入戲的觀眾」；小說家阿城也有過類似的生命感受，他稱之為「熱眼旁觀」──往後四十年我鮮少踏出台北，但大概就是這麼回事，一名熱切的觀眾，眼睛、耳朵、腦子和皮膚各自參與（我無法像以前未過敏未氣喘的朱天心、寫〈匈牙利之水〉那樣用氣味記憶事情的朱天心，我的嗅覺始終是很糟糕的），但絕大多數時候拉不動一整個人。這四十年雖然是人一生僅有的精華歲月，但跟整個大世界還是不對稱，還只是一粒小石子，滾落到嘩嘩不息的時間大河裡。
依我看，台北是個特別辛苦的城市，日後也因此必定有著較容易疲憊、較快速蒼老的危險，這很可能已在此時此刻露出徵兆了。我們說，在壓縮的歷史時間內同時要做完所有事、要如南美洲大解放者玻利瓦爾對那名白目法國佬咆哮的「要我們在短短二十年內做成功你們兩百年都處理不好的事」，這原是亞洲這些領頭華人大城共同感知而且各自認領目標和行動的歷史命運。台北最大的麻煩是它真的什麼都來，幾乎一樣不缺的、平行的、同時的發生。唯一倖免的，我想只有宗教的衝突問題──這個最原初做為一個所有人「異鄉」、總是有各種不得已理由才遠涉重洋抵達的孤島，只有在宗教一事上還保有它泛靈的模糊鬆弛樣態，但求神能護祐，不很計較祂究竟是哪個天堂掉下來的。
其中最沉重的也許是，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把一個大國的靈魂用力塞進到一個很小的島嶼裡頭，以至於台北原來的尺寸和地理位置比較接近香港，但花更大力氣的卻是今天北京才需要做以及還沒開始做的事──今天回想起來會很覺錯愕，但的確真有幾十年時間，這個小島曾經還是聯合國僅有五個名額的永久安理會成員之一，台北必須是這樣一種國都，和華盛頓莫斯科倫敦巴黎排在一起，像柏林羅馬東京上海以及你念得出名字的所有城市尚不在此列，這怎麼可能是真的，或說怎麼可能持久的相信。這個置身世界中心的自覺自許終究只能是幻覺沒錯，但確確實實是台北一度的真誠心志，日後它的發展（或說追趕）也一直攜帶著這樣大小比例錯亂、有點不自量力的殘餘心思。如此巨大的世界感，理所當然的，讓台北焦慮的遠比成就的多，因為目標相對於它的能力和條件絕不相襯；也讓台北難以回歸到它較為明智務實的區域位置和較為合適稱職的國際分工角色，像香港，像夢醒得很早的大城鹿特丹。
說起鹿特丹，我自己去荷蘭這個生動有勁的小國早在二十年前，藏身在侯孝賢等一干參加鹿特丹影展的人堆裡面。每天眾人每兩小時一場電影的趕，我自己一個在鹿特丹大街小巷亂闖亂走，還進去到它彼時可能就是全球吞吐量最大、醜得什麼也不是的貨櫃碼頭，在那兒抽了幾根菸鎮定心神，也應景的想想台北。我知道一點這個國家和這座大城的歷史，榮光但也不免傷痕纍纍，從歐陸才由中世紀掙扎復甦過來的重新啟蒙時刻，到日後宗教改革、大航海乃至於資本主義冒出來云云，這個小國家難以置信的持續扮演重大角色，還奇怪的跑到萬里之外的台灣和我們先人面對面打仗；我也知道從普法戰爭一路打到變成德法戰爭再到世界大戰這幾百年，這個不幸的低平之國如何持續扮演人家的戰場，掀翻它的土壤，炸斷它的大橋。鹿特丹的建物尤其不同於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它全是新建的，原來的全毀於戰火和大壩的一夕決堤。也許這些他們藏得很好，內衣一樣不方便讓我們外人看到，但更可能是因為對比，是我自己太習慣台灣人的自憐自戀，我對當地人們印象最深的反倒是他們的開朗和踏實。我們說，荷蘭果然有很多風車，迎著北大西洋長風用作磨坊或抽水；台北也有很多風車，四面張向全世界，但只有我們自己看得見，我們披鎧甲騎瘦馬，手執長矛來攻打它們。
童話故事裡的愛莉絲夢遊過兩回，鏡子加棋盤那一次，不是樹洞加撲克牌那一次，好心領路、帶著她走出森林迷宮的是笨拙但溫柔的白騎士。波赫士說故事的結尾真叫人悲傷，因為白騎士知道自己只是愛莉絲夢出來的人物，而愛莉絲馬上就要醒了，而夢境一結束他就永遠消失了不存在了──我在想，台灣一直以來過度的自傷（不是沒有過悲慟的、不公平的歷史經歷，而是太不合比例了），是不是有一部分其實來自這裡？來自於對真實自己的察覺？我們自己同時也是我們夢出來的人物，隨著時間，我們逐漸知道這是夢境，同時也逐漸知道我們終究會醒過來，醒來時我們會變小，而且身在一個世界邊緣的小島上頭。
同時逐很多兔的台北於是不容易得一兔，某種不上不下、某種不徹底好像是這個城市的奇特風貌──從有形的成果來看，尤其那些可用一兩句話講完、可化為具體數據的成果來看，同時期發展、總不免彼此看來看去的香港和新加坡，以及稍後甦醒過來大步邁進的上海北京，都比台北容易隨手找出鮮明的、可用為新聞標題的成就，財富、市容、規格、不斷更新的各式城市尖端配備、可見的未來潛能和企圖、乃至於發展的動能和速度感效率感云云。近年來，台北反而是從某些特別胸懷善意、來自其他華人城市的訪客朋友口中，得到一些自己並沒真正想過、模模糊糊的讚譽，說不清是什麼，更指不出來到底在哪裡，大致上只是一種完整的、大而化之的舒適感受，一種素樸人性層面的體貼、溫暖感受。我自己面對面聽過這些話好幾回，有些驚訝，想著台北糟糕的天氣、傷痕纍纍的城市身軀和總是猶豫不前的市民素質，適度的去除掉其中的禮貌成分，我猜想他們真正想說的是，相對於他們所從來的城市，台北，其實是歷史鬼使神差的結果而不是人的意志使然，沒（能）在現代化的高速追逐過程中凝結出較清晰、較單一性的意志，沒因此被迫切除掉太多東西凍結太多東西；這個城市零亂、沒效率、左顧右盼若有所思而且令人氣結的自我妨礙自我抵消，惟對應著我們總是複雜多面且矛盾的人性，台北相對的較為完整較不殘酷，這尤其對於那些生活於勇猛奮進城市、已習慣於犧牲自己整理自己的人而言，有著莫名的療癒效果，像復原了一部分人的本來面目，像重拾記憶，像想起來那些已捨棄、已一直被說為不宜、已消亡於集體意志裡的個別心思，像有著可以重新觀看世界並思省自己的自由，確信自己的存在。
一如玻利瓦爾對那名法國佬的失控暴怒，我們很容易感覺出來，這些被歷史催趕著前行的一個個華人大城，人們總有某種深埋的委屈之感。從二○○五年開始，我自己有三年多時間沒進到北京，只因為人在北京的阿城說，北京現在是一個準戒嚴狀態的大工地，等二○○八奧運完再說吧。城市的成就及其榮光來之不易，榮光有著相當的撫慰催眠效果，大部分時候堤防般攔得住人四下潑散泛濫的心思，人們也願意洗淨自己做出配合；但這總得是有盡頭的，至少有間隙、有停歇、有大家解散各自回家的時刻，畢竟再怎麼說，這種單一性、集體性的榮光不真的能取代人泛靈的、遍在的生命需求──我們比較容易留意到榮光對人們行為的凍結效果，但其實這是由裡到外的，像關水龍頭一樣，它向人揭示著某種特殊處境特別時刻，人的思維會先一步觸及它並配合它，告訴自己有些事現在不宜多想、先別忙著想下去。
念頭也許只是一個個火花，但燒起來得靠它；不想進去，背後那一整塊東西、那整片天地、以及到此為止人類有關於此的發現、認識和思維成果就不會來了。
長期以來，欠缺夠大夠明確的成果，台北一直難以自我說明，尤其要找出相襯於昔日大國夢境的宣傳更是難，那種雨傘產量世界第一、螺絲帽生產速率和品質世界第一、還有稍後球鞋、腳踏車和國會議員打架次數世界第一，多講兩次自己都覺得搞笑（說話當時，極可能生產的工廠已打包外移），而且說真的這跟我們的普遍生命處境有什麼有意義的聯繫呢？
但我曉得或說一直深深相信，到此為止（還能持續多久不知道），台北的確有個明明白白的第一，或比較正確來說，有個明顯超前所有華人城市一步之遙的東西，那就是台北的小說──我指的不只是小說的數量和品質而已，還指的小說書寫橫向展開的幅度和直向探問的深度，以及最難說清楚的（但認真的書寫者彼此心知肚明），在如今這樣一個小說發展已臨界書寫極限的年代，台北小說領頭撞牆及其不斷突圍的深刻時間意義云云。當然，這部分也是歷史不同際遇的緣故，現代小說書寫，大體上只有在台北沒被真正截斷過，沒被政治、經濟的諸般神聖理由判定為不宜、無效和無意義，小說書寫得以穩定的進行並積累，即離不定的呼應著時代的變化，拾遺補闕，駐足於每一個現場每一處廢墟，如同從沒缺席過的記憶者記錄者。
如此說台北的小說書寫成果，除了對這些小說家心懷敬意而外，並沒有絲毫誇耀的成分，事實上正正好相反，我認為這是個頗為辛酸的華人城市第一，恰恰好說明了台北滿目的、處處都有時時都是的不成功不成就；也是個不會有多少市民在意的第一，可以的話，我相信人們很樂意拿來換取比方說新加坡的國民所得和其無菌室般的秩序社會──我們知道，吸引小說家的通常不是人的成功，而是人的失敗暨其不滿、不舍、哀傷、瓦解和毀壞云云。成功是已完結的事了，是「一頭死獅子」，華美的毛皮已失去了所有生命奧祕的光采，小說家會第一個選擇掉頭離開；如果他還逗留這樣的現場，那他反而會站到最後，耐心等到第二天的無可遮蔽天光驅散徹夜狂歡的光鮮人們，等到真相畢露。他的目光會比平常更陰鬱，看的是成功背後或說丟下來的東西，想的是成功的某些無可彌補代價，被砍掉的樹，被驅役的人們，被廢置一地的價值信念，以及「成功之後人深刻的意志消沉」云云。小說，相當程度來說，是一門如此不祥的、也不討喜的行當。
姑且就說從二○○八年左右開始吧（社會的進展變化很難抓出數學點），我以為台北「正常」了，或像終於下了決定了，從滿天神魔的自身夢境掙扎著甦醒過來，是的，惡魔趕走了，惟天使也無可避免一個個的跟著消失。這個城市的空氣為之一輕，也透明了，眼前的路變得明確起來，而且像進到一段直線加速道，未來的結果彷彿看得到，甚至已可以預約──我相信，「務實」將成為這個城市新的、最高的神諭，比方說一直困擾不完、病灶也似的政治，將降格成為「行政」，意思是這不再是個需要奮力思索的大題目了，它就只是一套精準有效率、而且把道德義涵凝縮到最小不妨礙計算的作業程序而已；我也相信，去除掉那些最困難最遙遠的問題、那些幾乎無望解決的問題、那些即便在同一個人身上也總是兩兩衝突無從解決的問題、以及那些只有真正的霸權大國（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才得被迫替世人思索而且思索成果才有效才被承認的問題，台北將會更安全，而且更輕盈，也就更易取得當下的具體成就和富裕；我也相信，人們會比較喜歡這樣，有一種終於、一種鬆了口大氣變聰明的感覺。
當未來從迷霧一團轉變成為指日可待，此時此刻，我們有一部分心思已可搶先一步飛到結果處，丹麥王子哈姆雷特那樣，回望現在（以及不遠的將來）如同已決定已無可修改的過去──說台北已結束太沉重了，也不是真的，頂多只是百無聊賴起來；但很多事的確像拍岸又退回去的潮水一般，至少已喪失了公共性，只能收回各自的人心，成為純個人志業的實踐。仍然懷抱諸如此類心志的不懈之人（我認識的比方說專注於外勞移工人權的顧玉玲到思索大問題不休的錢永祥等等），將會一次一次發現，他講給異國異地但有著類似心思的陌生人聽，遠比講給同一座城市、同在一個生命現場幾十年的熟人容易，而且容易很多。
有一個台北，已可以像波赫士說的，放進水晶球裡來看了。
這麼多年來台北怎麼了？這個台北，我以為如果我們比較準確的看對它、想對它、描述對它，也許很容易發現它的不幸和不智（願意的話，還有它的不仁不義不廉不勇……），但這樣一場可以不是徒勞。事實上，只有在某種成功哲學的要求底下，我們才會粗疏的判定這些是徒勞的、這裡是走了彎彎曲曲的冤枉路云云。否則，生命本來就由曲線構成，各自依循蜿蜒的、難能一致的路徑前行並試探。所以認真面對人權問題（乃至於非人但一樣是生命的動物權）並非徒勞，它只是本來就比較難以成功而已；為一株超過三十年的大樹，甯願多花錢多花工時繞過它，這樣不直的馬路其實是宜當的而且更好看；思考析辨善惡大戰問題不是徒勞（如錢永祥），寫沒GDP貢獻的詩和小說不是徒勞（如舞鶴），讀最難的書參與人類最深刻的發現和憂慮這些都不是徒勞（我認得不少這樣的人）。當然，吃口香糖抽菸嚼檳榔不僅徒勞而且算是惡習，但學習寬容抵禦禁絕，不讓法律咨意入侵，防止權力養成更大惡習，這雖不易，但也絕非徒勞。
想想，一座城市，幾百萬心思、際遇、夢境、生命主張不一致的人擠進來這裡，相互衝突彼此妨礙，的確是人類最容易擠壓最難能完整保有自己的所在，規範也是必要的。這裡於是有兩種判準，一是最大可能的一致，得到整潔、速度、力量和效率（這樣的城市容易受到注目和讚譽）；一是最大可能的容納，盡可能保有生命的複雜豐饒本來樣貌（這樣的城市必須付代價，容易被低估，甚或不耐的指責）。
很一段時日了，比較心急的、尤其是右翼傾向的那一部分台北一直有著學習新加坡的此起彼落聲音，謝天謝地絕大多數時候他們只是說說而已，並沒真的要付諸實踐──新加坡是最典型的直線構成城市，它原來是個國家，但它讓自己凝縮為只是一座城市，還進一步再簡化為一個企業一家公司，這是新加坡最有趣、也最決定性的一步，由此巧妙的改變，或正確的說，「倒置」了一個國家一座城市和其人民的基本關係（比方一個國家一座城市無法選擇它的人民，能被開除的是主事者掌權者，但一個企業當然可以而且通常被開除的總是員工；比方在一個國家一座城市裡，要求的主體是人民，但在一家公司裡，要求的主體則是公司本身），由此躲掉一個國家一座城市最沉重的那部分責任和最難以兌現的那些承諾。攤開數據來看新加坡成就驚人，一直是華人大城發展的典範，所有困難的問題在這裡看起來都是簡單的、有效率的（是的，包括設置大型賭場，由此也可見新加坡鮮明的道德色澤，其實只是工具理性的、精算師的「道德」），一般認為係來自主事者的堅毅、廉潔和聰明，這也許是真的，但我從不以為這是關鍵，真正的奧祕在於，我們說，可以化為算式、可計算的東西永遠是最簡單的，麻煩在於變數，每多考慮一個變數存在，計算的難度和複雜度便呈冪數增加，直到算式自身瓦解為止。因此，一座盡可能保有複雜豐饒生命可能的城市，不是橫向排列的有更多事要做、需要更多專業人員而已，而是為每一件事、每一個決定都增加一系列的變數，要求人們愈來愈稀有的宏觀能力以及在價值諸神衝突中尋求和解的韌性和耐心，乃至於堅定保有對人的同情。快速，正如安博托•艾可說的，往往才是最令人害怕的東西。
在熠熠浮現起來的這些華人大城中，新加坡極可能是避開最多難題的一個城市，這也意味著，如月亮有另一面，新加坡也極可能是最落後的一個城市，諸多曾經以及正在折磨台北、香港、上海、北京的問題，在新加坡甚至還沒開始，它能延遲多久呢？加進了這些變數，它的這些成功它的算式還成立嗎？──新加坡的動人啟示及其正確用途，其實在人類另一道更久遠的思維脈絡裡，它是赫胥黎「美麗新世界」的再進化版本和實踐，企業CEO思維取代了柏拉圖的老哲學家，也不用費神解釋幹嘛要驅趕詩人，因為，你所知道有哪家公司設有詩人這一職位的呢？
但回過頭來說，一個城市，在它發生最多事、在它最決定性的幾十年時間，沒有相襯的文學作品產生（我指的不是專業的文學成就問題，而是某種人的整體感受、思省和記憶形成），這不是很奇怪而且肯定哪裡不對勁了不是嗎？
相對於新加坡的當下典範，我以為，台北的這一趟現代化狼狽經歷（有限的成果和一連串的質地真實受挫經驗），如果能為後來的華人城市產生意義，也只能在下一階段發生──這下一階段是必然到來的，超英趕美的追趕會有盡頭，追趕的指標（財富統計、城市規格、現代化配備云云）遲早會一個個還原為實質的生活內容，以及某種文明的見解和主張。「我們究竟所為何來？」如果我沒看錯的話，這已經是進行式了，在各個華人城市已程度不等的開始了。
不必然發生的是台北可能的有意義影響，這有兩個明顯的障礙，一是台北不確定的歷史、地理位置，非人力的部分；另一是，台北要如何適切的說出它自己，這是我們自身的麻煩。
「台北的故事」，這是我拿來困擾自己已好些年的難題。我相信廣義的說故事形式是較好的捕捉方式，因為有價值的不是結果，而是這一趟趟旅程、一次次嘗試的寸心自知。但最困難的部分在哪裡？──你知道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傳記，很容易寫的和很不容易寫的，很容易的傳記比方說古代的英雄或當代的成功人士，他的生平高潮疊起有聲有色，但腦子裡空盪盪的可能兩句話就可講完（阿契力士不就是他那一丁點憤怒嗎？毫無深度毫無品質的憤怒）；不容易寫的傳記比方說波赫士或喬哀斯，他的人生乏善可陳，真正有價值的是他眼睛看到的和腦子所想的，全是深埋於心的東西。我自己始終在場的這四十年的台北，從不是個戲劇性的城市，沒戰爭沒飢饉沒瘟疫，死亡各別的發生，最接近災難的東西來自政治，但從另一個可能比較公平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一項頗英勇的嘗試，很明顯也孤單走在所有華人城市最前頭，只計較它可疑的結果其實是可惜的。很有趣的是，這一趟台北的政治之行最有價值的東西（理解、思省、被逼著學習的知識和被打開的視野云云），並不理所當然出現在叱吒於不同階段的政治人物身上，我自己多少接觸過一些從最高權力舞台退下來的人（台北很小，大家碰來碰去），我得誠實的說，通常的感覺都很糟糕，只覺得他們是一個個不幸被時代消耗殆盡的人，甚至還變成了他們自己年輕時要打倒的那種種人。他們被困在一己太特定對象、太強烈但窄迫（這兩者往往互為因果）的直接經驗裡面掙脫不出來，於是狼狽的往事只能直接得出狼狽的教訓，失意的生命經歷只能化為程度不等的虛無生命結論。應該說，他們比較像故事中人，是故事的材料，而不是說故事的人，一如《伊里亞德》或《奧德賽》不由阿契力士或猶力西士第一手講給我們聽（想像一下由他們來說會如何，尤其阿契力士，真讓人不寒而慄），說故事的是瞎了眼的詩人荷馬。
這樣的台北故事，於是碎片也似的散落，凝聚起來並不容易，需要多一點時間，還需要人的勞動，以及我以為最重要的，有人想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的耿耿一念。如果要由我來描述比較適合說出這樣台北故事的人，我會說像安博托•艾可筆下的見習僧埃森這樣的人，《玫瑰的名字》這個包含著宗教政爭和迫害、一連串謀殺案以及一場幾天幾夜大火燒去一切的故事，就是多年之後埃森講出來的。
《玫瑰的名字》最動人也寓意最豐饒的一段，不在事件途中，而是所有該發生的事已全發生、所有人死的死逃的逃、大迷宮圖書館已燒成廢墟的多年之後。多年之後，只有埃森一個人重回荒煙蔓草的現場，他深情款款的撿拾大火和歲月剩留下來的羊皮卷碎片，裝了好幾個袋子（為此而丟了一些有用的東西），而且在往後用更多的時間收存它們、整理它們、閱讀它們，認出它們原來是哪本書的一角、一句話，甚至循此找到它們的完整版本（埃森說他因此更加喜悅的閱讀它）。他於是造出了一個全由碎片組成的具體而微圖書館。
想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就需要比事件中人更久的時間，在所有人離開之後你還徘徊不走，在所有人遺忘或不堪回首後你還牢記；而且，比較容易忽略的是，你還需要比事件中人更多知識，幫你擊破、穿透事件特殊性、各別性的堅硬外殼，認出來我們的經歷原是人類整體經驗的哪一部分、哪一角、哪一句話、哪一種特殊變奏──不僅僅是因為台北的這趟現代化經歷，本來就包含著濃厚的知識成分，它同時也是我們一趟一趟啟蒙之旅；而且你只有把它們再置放回人類的總體經驗裡，我們才可能找到直向的歷史線索和橫向的比對樣品（全世界每個地方的人都參差不齊的面對著歷史進展，並做著自己聰慧愚昧不等的選擇），較正確較完整的看出來我們究竟做了什麼（以及也許更富意義的，沒做什麼）。歌德說世界上沒有只出現一次的東西，我也從不認為天底下有所謂的全然特殊經驗這種事這種天外飛來的怪物，就算有它也必定全然的不可解、全然的無意義和沒用處，這其實是民族主義拙劣的老把戲之一，只因為理解一定包含著檢驗，為了躲避檢驗只能放棄理解，因此除了短暫的自戀，更糟糕是長久的無知。我們一時一地的個別性特殊性，其實是當下現實限制加上我們不確定的選擇結果而已，也只有回到總體經驗裡，它才顯現出價值，因為人類社會進展的另一麻煩是它無法刻意的實驗，我們只能收集和保存。
十年前，當時我還是個出版社編輯，我試著把台北這一場經歷分解開來，從「國家的故事」「憲法的故事」「社會的故事」「人權的故事」到「小說的故事」「電影的故事」「音樂的故事」等等，並分別找到它們各自的埃森來說出它們。現在想，也許是因為當時的台北仍如火如荼，台北仍有諸多其他可能云云，因此，此事以興高采烈始（每個埃森都很給面子的認為值得好好寫，侯孝賢還當場說了個美好的開頭，講他童年偷摘芒果困在樹頂上不尋常視角所俯瞰的尋常眾生相，是他最初的影像震撼，也是他一生電影的開始），以無疾而終──結果是只有我自己寫完了《文字的故事》和《閱讀的故事》，失敗得很寒傖很狼狽，的確有台北式的滑稽味道。
往後十年，其實是世界變化更大的十年，不僅台北一度蕭索到瀕臨破毀，逼人想更多事；更多時候，我反而從亞洲尤其是中國大陸一個個宛如甦醒起來的昂揚城市（但吉凶未卜），看清楚更多的台北，我見過但沒真正去想的台北──我自己的人生乏善可陳，我家門口的巷子跟任何人家門口的巷子沒兩樣，實際發生在我身上的具體往事泡一次澡就可以在浴缸裡全部想完；我依然而且愈來愈確信，我所擁有比較有意思的東西，是做為一個旁觀者得來的，球迷、讀者、聆聽者、坐咖啡館或城市中走來走去的人云云。我絕大部分的記憶其實是認識，當然還有認識有時而窮、認識必然撞牆之後綿延不絕的困惑。
這本《世間的名字》仍然是一次旁觀者的書寫，旁觀的位置當然仍在台北，因此可以說只是換一種捕捉形式、另一種回憶形式，視角再低一點細碎一點──它的理想形式也許應該是小說，可惜我沒有寫小說的本事，無法藉由小說之路自自然然的進入到他者（「陌生但相似的自我」），因此只能比較笨拙的把人分割開來，通過人的某個特殊身分（其位置、網絡關係、以及他所做的事），一次一個的想，一次進行一段回憶。旁觀有餘進入不足，所以很可能顯得嚴厲，做不到更深刻更綿密的同情。
我自己對這批文字的另一不滿在於，還是哪裡會冒出來不必要的感傷語調但已無從修改了──我讀章詒和的新書《這樣事和誰細講》更加確信這點，章詒和那樣的事才真的令人悲傷，台北這一場，我們努力保持心思清明其實就可以了。
「路：帶狀的土地，可以在上面行走。公路之所以和路不同，不只是因為我們在上頭開車，還因為公路就是把一個點連結到另一個點的一條單純的線。公路本身並沒有任何意義；只有公路所連結的那兩個點才有。路的本身，每一段都具有意義，邀我們駐足其間。公路是空間貶值的勝利成果，如今，空間的存在只是阻礙人的移動，浪費人的時間，除此之外什麼也不是。……活著的時間縮減到變成只是障礙，我們必須用越來越快的速度去克服它。」這段也許我們或多或少也想過的話，是米蘭•昆德拉寫的，在他頂尖的小說《不朽》書裡，事實上，他先引了那個逃離家鄉憎惡家鄉的詩人韓波的兩句詩前導：
八天了，我蹭破我的短靴
在碎石子路上……
我以為，昆德拉講得更好的是下一段話，收斂著他的抉擇和譏諷，清明的指出路和公路隱含著兩種完全不一樣的美的概念：「在公路的世界裡，美麗風景的義涵是：一座美的孤島，由一條長長的線連結至其他美的孤島。／在路的世界裡，美是連續的，而且不斷在變動；我們每踏出一步，美就會對我們說『停下來吧』。」
在台北，我總是同時看到這兩種美的概念，並確確實實感受到這兩個世界的不同節奏、不同牽動力量和裂解力量，我對台北最深的同情大概就在這裡。
我倒是想起來另一個故事，是很多年前從某篇國外科學文章讀來的──我們曉得，人類一直想著外星智慧生物這事，也揮之不去地球末日這一念頭，因此，科學家們也有過某種瓶中書的浪漫想法，比方說把一艘無人太空船像拋入大海中射向宇宙深處，這艘太空船只裝載著人類在地球這顆藍色小行星幾百萬年的這一場經歷記錄。如果末日還沒來，那就算遞名片自我介紹，如果彼時地球已灰飛煙滅了，那就成了某種遺書某種墓誌銘或紀念碑也似的東西。但想到要說些什麼、說到什麼地步、要用何種語言形式來確實說出人類這如夢一場就頭痛了，幾經考慮之後，他們想到巴哈，只用巴哈的音樂來代表、來說明人的存在和生命。這個選擇讓所有參與的科學家很滿意──
他們唯一的不安是，「他們（外星智慧生物）會不會認為我們人類實在太自誇了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