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吶喊》出版已在民國十年以後，那時我已到法國里昂讀書了。記得同學裡有一個湖北籍的夏姓同學，在國內時頗嚮往於新文化運動，對魯迅更特具好感，常在國內訂閱一些新文學書報，其中有魯迅與其弟作人合辦的《語絲》，我們常向他借閱。魯迅《吶喊》一出版，他又弄到一本，又在我們手裡傳觀起來。這本書裡的別的短篇小說並不足引起我們多大的興趣，但最後一個中篇〈阿Ｑ正傳〉可真把我們鬧瘋狂了，大家搶著讀這一篇，讀過後又互相批評。當時我們所歡喜的只是文章裡的幽默與風趣，別的則不知道。後來又從《語絲》上讀到周作人親撰的一篇捧〈阿Ｑ正傳〉的文章，曾說〈阿Ｑ正傳〉並非僅僅一個鄉下無賴漢的畫像，阿Ｑ這個人其實是中國民族劣根性的象徵。好像卑怯、善投機、誇大狂、自尊癖、多忌諱、富倖得心，糊塗昏憒，麻木不仁，而精神勝利法更為一切劣根性中最大的一端。我讀了周作人的評介，對〈阿Ｑ正傳〉始獲得深一層的看法，更覺這篇小說價值之高。
我後來在國立武漢大學講授新文學，編有講義一種，論到魯迅的〈阿Ｑ正傳〉，曾將周作人的話，再以我自己搜羅來的各種史料，加以引證。說句實在的話，周氏兩兄弟對於中國民族異常的鄙夷、憎厭，動輒加以痛詆，其筆鋒既極尖刻，又復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好像中國民族種種劣根性乃與生俱來，莫可救藥。他兄弟二人曾在日本留學多年，日人蓄意滅亡中國，所以對中國人每故意毀謗、侮辱，他兄弟或者無意受了日人的宣傳，是以好作這種論調。中國正當百年積弱之後，民族自信心完全喪失，讀了周氏兄弟的文章心理當然流於莫大的悲觀與失望。我那時也是一個深受魯迅兄弟議論感染的人，對於中國民族也是很悲觀的。不過，幾年後，我的思想便改變了。我後來對中國民族的看法是既知道她的好處在哪裡，也知道她的缺點在哪裡，不像保守派之盲目推崇以為中國民族是世界第一優秀的種族，也不惡意抹煞，以為這個民族是先天註定的奴才，永遠莫想站起。況且世界任何民族有其優點也有其劣點，中國民族何獨不然，像周家兄弟之所云云，豈能令人心服？所以我編新文學講義編到周作人的時候，既徵引了他對中華民族許多嚴酷批評的話頭，同時提出我替中國民族辯護的議論。那篇講義曾發表於某刊物，聽說頗使周作人不快，這件事本與魯迅無關，附記於此，以存前塵影事之一端而已。
以上是說我對魯迅本來相當敬佩的，什麼時候對他觀感幡然轉變呢？那就是女師大風潮以後。民國十四年春，我自法邦返國，我的母校北京女高師改為女師大，有名女教育家楊蔭餘女士正任女師大校長。那風潮是怎樣引起的？起於什麼時候？於今已記憶不起了，只知道女師大風潮原因是校長見校規過於廢弛，意圖取締，學生不肯服從，並連結一致，對校長反抗。最後演變一舉開除幾班學生，出動老媽子軍強押學生離校，學生更加不服鬧得更加起勁。許多輕妄瘋狂的男校學生在旁助威，許多陰險奸惡，抱有某種政治上企圖的份子，又從中挑撥，風潮愈演變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魯迅那時已被奉為「思想界的權威者」、「青年叛徒的領袖」當然要站在鬧事者一方面，何況他又是女高師的教師，學生正要他領導著起鬨呢！
當時教育部長章士釗支持著楊蔭餘校長，魯迅每日在報刊上大罵章氏無恥，章氏一怒，竟下令免了魯迅在教部任職十餘年的「僉事」之職，更教魯迅的怒火高噴千丈，發表了無數尖酸刻薄雜感式的短文，痛罵章士釗、楊蔭餘之不已，並遷怒於曾為女師大風潮說過幾句話的現代評論派，筆鋒又轉到他們身上。
魯迅的煽動力果然出奇地大，當時各校學生每日發表宣言聲討章士釗，倒也罷了，誰知有一日學生竟成群結隊把章士釗的私第放火焚燒，警察懾於學威，不敢干涉，社會也無公論。這事實駭人聽聞，若說沒有背景，誰也不信。
《現代評論》原是北京大學好幾位留英教授所創辦，那些教授每人學有專長，對於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的問題，都有切實的研究，發為議論，自然言之有物，足資各方面的借鏡，故雖為一份週刊，卻有「大報」之稱。《現評》中的陳源教授每週一篇「西瀅閒話」，更覺精彩絕倫，《現評》每一出版，人家先睹為快者便是陳教授的這篇大作。魯迅本來善於嫉妒，況且他的領袖慾又熾盛異常，《現評》尚未問世的時候，他在北京儼執文壇牛耳，現在見《現評》日益得到讀者的歡迎，有壓倒他弟兄檔所辦的《語絲》之勢，正在大感煩惱，女師大風潮掀起後，《現評》既替楊蔭餘校長辯護，其中，陳源教授大概多說了幾句，魯迅便借此與陳教授糾纏不休了。又因某報偶稱《現評》各撰稿者為「東××胡同的正人君子」（《現評》撰稿者多住在這胡同裡），魯迅更笑掉了大牙，以後就永遠「正人君子」長、「正人君子」短，譏諷笑罵個不了。我初自法邦返國，又未置身北京，對於那場風潮的是非和魯迅與《現評》的恩怨，本來不甚清楚，但楊蔭餘校長之為人我則頗有所知，她是一個性情嚴肅，極富責任感的女教育家，她開始時留學日本，返國後曾在女師大前身即我的母校女高師當教務長，後來又赴美國研究教育數年。回國後，當了女師大校長，為了振作學校的綱紀，激起了那麼大的學潮，實為她始料之所不及。我雖遠在上海，也深知北京那時候學風實在太壞，特別男女關係之隨便，令人不忍聽聞，楊校長力圖整頓，本來是有理的。章士釗現在雖然失身匪偽，不足齒數，他那時身為教育部長，極力支持楊校長挽轉頹風，他的作為也是應該的。再者我那時很愛讀《現代評論》，他們對女師大風潮的評判，我認為立場極為公正，而魯迅與其黨徒，則完全無理取鬧。幾年來，我對魯迅的一點敬意遂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無非是一種反感而已。
魯迅離開北京後，到福建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轉了一轉。民國十五年，他到上海定居下來，那時他尚未加入左聯。第二年秋冬，有一回，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在四馬路一個中等酒館請客，座客多為在他書店發行作品的作家。我因有《綠天》、《李義山戀愛事跡考》二書在北新出版，是以也蒙小峰相邀。記得那一天的座客有魯迅和與他建立同居關係的許廣平，林語堂夫婦，寫《情書一束》的章衣萍，及其新婚妻子某女士，郁達夫，還有誰，事隔多年，記憶實已模糊。小峰只請了一席酒，連他太太，主客計算已有十人，或者僅是上述的幾位。
那一天，我算和我們的文學大師第一次會面，所以印象至今尚清晰地留於腦海。只記得魯迅穿一件布質長衫，面孔相當地清癯，皮膚又相當地焦黑，蓄著兩撇小鬍，頭髮頗長，好像久不光顧理髮鋪。捲煙不離手，一口稀疏黃牙，人家說魯迅很像抽鴉片的，果然不錯。但現在回想起來，魯迅那張臉稜角顯露，透著一股凶悍之氣，加之那兩撮鬍鬚，倒與史達林有依稀相似之處。他二人一個是政治界的魔王，一個是文學界的妖孽，也許都是應著「劫運」而降生的吧！
魯迅神情傲慢，我們同他招呼，他要理不理的，說話總是在罵人。記得那天他和林語堂先生談到杭州藝專的事，那時林風眠由蔡孑民先生的推薦，當了該校的校長。孫福熙原在該校任教，撰文歡迎，對林氏繪事備極推崇，最後有「我們把西湖雙手奉獻給林先生了！」一語，魯迅罵孫福熙卑鄙，大有福熙為了飯碗，竟不惜說那樣話來巴結林風眠未免太無人格之意，我在旁邊聽了覺得十分寒心。福熙乃北大畢業生，赴法學習藝術，和我在里昂也曾同學數年，為人真誠樸實。他為了與魯迅是紹興同鄉，與他哥哥孫伏園，一向擁護魯迅，寫文章替魯迅吹噓，算是魯迅忠實的子弟兵之一。他撰文恭維林風眠，是為了藝術上的共鳴，同時也不過是年輕人天真的玩笑，魯迅竟拿「卑鄙」的字眼來斥責，叫福熙怎樣承得起！
我後來聽武漢大學外文系助教石民先生說，魯迅一輩子要別人歌頌他、擁護他，愈是肉麻濫惡的諛詞，他愈聽得入耳；愈是卑躬屈節的醜態，他愈看得入眼，他嘴裡提倡青年的「狂狷精神」，實際上則要青年像狗似的對他馴服，並且要跟著他吠聲吠影。狗的數目愈多愈好，總要千百成群，隨著魯迅的嗾指，今天吠這一個，明天又咬那一個。倘見他手下的青年讚美了別人，便感覺不大受用了。
石民先生又說，魯迅又立了一個小冊，凡有人批評他，對他有不滿之詞，他便把那人的名字及其所言，記錄冊上，「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定要對那人嚴厲報復，從來不饒過一個。
因為魯迅稟性凶惡，善於挾嫌記恨，人家都知道這個人是萬不能得罪的，對他總是小心翼翼不敢有絲毫的冒犯，是以魯迅生前所得到的都是積案盈箱的頌揚之辭，壞批評除了陳源教授的那一篇，很少有別的，這與魯迅後來之成為偶像大有關係。石民性愛文學，頗有幾種著作問世，以前也常在魯迅門下走動，後來發現魯迅性格太難對付，便對他冷淡了。
許廣平容貌頗不揚，衣著樸素，她和魯迅倒也搭配得上；章衣萍的妻子也即是《情書一束》裡女主角，嬌小玲瓏，頗為可愛。她的名字我從前頗熟，現手邊無那本書，因而忘了。
那回我會見魯迅是最初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那時正住在上海，假如我是一個急於登龍的人，應該常去拜訪拜訪這位大師，希望他不惜齒芬，有所獎借。我本來是魯迅胞弟周作人的學生，和語絲派章廷謙（川島）友誼又不薄，在《語絲》裡也投過幾次稿。那時魯迅與其弟作人並未決裂，即由周作人的關係，也未嘗不可得到魯迅的「青眼」，不過，為了我在女師大風潮裡，看出了魯迅的醜惡面目，從此瞧他不起，哪肯為了自己文學的前途，去趨奉這樣一個人呢？
民國十九年，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魯迅與許多作家加入，立刻被擁上「金交椅」成了文壇唯一的領袖。在這以前，一些左翼作家蔣光赤（後改名光慈）、錢杏邨，或為了迎合時代潮流，而左傾的作家像李初梨、成仿吾、郭沫若等曾圍攻過魯迅，而錢杏邨〈死去了阿Ｑ時代〉更是一篇很有力量的招降文章。魯迅本是一個虛無主義者，思想極其陰暗、灰色，對任何人任何事物都不抱希望。《野草》和《墳》這兩本散文集子，文字比較美麗，富有詩意，可算是魯迅自我的心靈解剖錄，研究魯迅思想者對此二書，不容忽視。可是魯迅說他對自己的思想，還沒有赤裸裸完全暴露，還有保留，寫在《墳》後面道：
我的確時時在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
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
天！這二書說的話還不夠了嗎？他對於人只是一味憎恨、憎恨，一心想離開人群，走到陰森森的墓地去。他對於人開口「屠戮」閉口「殺盡」，他連造物主的把戲都看穿，要殺盡甘心作造物主「芻狗」的良民，讓造物主更無玩具可供娛樂。他那筆尖滴著鮮血的「刀筆」，他那凶狠惡毒的咒詛，在在叫人顫慄。倘使他把全部思想都披露，那更不知怎樣可怕了。我說魯迅在精神上宛然是一個張獻忠，因此我在卅年前所寫〈說妒〉那篇文章裡便曾幽了魯迅一默。可惜那篇文章魯迅已不及見，否則恨雖恨我，內心也許要許我為「知言」哩！
魯迅的思想既這樣的虛無，當然無愛於共產主義，也不會熱心於革命事業。他之加入左翼聯盟，無非是想利用共產黨國際雄厚的背景，高踞那把「金交椅」做文壇盟主，因為他雖什麼都看穿，「名」、「利」二關卻仍然打不破。他要做文壇領袖，以便耳畔整日洋溢歌功頌德之辭，他要他的著作紙貴洛陽，每月收入極豐厚的版稅。同時他所發明的也是最喜歡運用的「打落水狗」呀、「獵狐式包圍」呀、「圍剿」呀、「窒死」呀、「扼死」呀，這類惡毒手段，倚仗著人多勢眾，更可儘量展施。做了左翼巨頭，成千上萬的青年都將成為他的獵狗，供他發縱指使。成千上萬的青年都將作為他的嘍囉，到處去搶碼頭、佔地盤。魯迅平生所引為最開心的便是這些把戲，他當然願意去替共產黨做工具了。
魯迅的個性和他投共前後的作為，很像蒲松齡《醒世姻緣傳》的汪為露。汪為露是個秀才，設館授徒，他學問並不行，教授法也不好，偏偏氣運亨通，教的學生總容易游泮，是以家家送子弟來讀書，生涯鼎盛。每遇學生游泮，他總要自居其功，勒索家長重禮酬謝，不如其意，便撒賴放潑，用盡刁惡手段。他與鄰居侯小槐爭牆一件事更是《醒世姻緣傳》最精采的筆墨。他把侯家界牆作為自己的，在那牆上蓋了幾間披廈，侯畏其惡，不敢與爭；過了幾時，他又說牆外空地也屬於他，反到官廳告侯小槐侵佔。經官斷明了，汪為露敗訴，判他拆了披廈，將界牆退回侯家。他回到家，揉了頭，脫了光脊梁，躺在侯小槐門前臭泥溝內，渾身上下，頭髮鬍鬚，眼耳鼻舌都是糞泥染透，口裡萬般辱罵那侯小槐，一定不肯拆屋。侯小槐被他氣了患了重病，最後只好搬開讓了他。魯迅之霸佔文壇手段正復類此！
汪為露的學生也總是幫老師的忙，老師要無故尋人閒事，打人、撏人毛髮，學生都來助陣。學生之所以如此無是非心，也無非功名心重，坐了汪的館，每有考中秀才之望的緣故。青年之所以熱烈地擁護魯迅，又何嘗不是為了想登龍或者投入無產階級革命的營陣呢？
魯迅種種劣行與汪為露如出一轍，我從前讀了《醒世姻緣傳》，便覺得蒲留仙真奇怪，他在數百年前便替我們的魯大師畫了一幅「唯妙唯肖」的「文字像」了。想將汪為露的事跡從《醒傳》裡鈎取出來，撰〈汪為露傳〉一篇，以作對魯迅的諷刺；但以字數太多，不易措手而罷。於今我已撰有〈魯迅傳論〉二萬數千言，也算償卻卅餘年前的一樁心願了。
原載自由青年第三十七卷第一期
錄自《文壇話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