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的確，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抗爭中，喬希爾從來沒有離開。
1969年，在胡士托（Woodstock）這個以三天三夜濃縮了六○年代一切斑斕炫目的反文化的演唱會上，喬希爾的身影突然出現在台上。在稀微的燈火下，面對著台下三十萬人，瓊拜雅（Joan Baez），那個世代最美麗而堅定的聲音，靜靜地演唱了一首關於永恆的堅持、關於如何組織弱勢者的老歌：那是寫於三十年前的〈我夢見我昨夜看見喬希爾〉（I Dreamed I Saw Joe Hill Last Night）。在這個胡士托最令人難忘的夜晚，喬希爾的歷史幽魂，一個抗議歌手的永恆形象，以及美國工運的激進主義傳統，摻進了屬於愛與和平的滿地泥漿中。
昨夜我夢到我見到喬希爾
就像你我一樣活生生地在我面前
我說，「可是喬，你不是已經死了十年了嗎？」
「我從來沒死，」他說；「我從來沒死，」他說；
「銅礦老闆殺了你，喬；他們殺了你啊，喬。」我說。
「要殺一個人，需要的不只是一把槍」，喬說。
「我沒有死，我沒有死。」
他是如此真實地站在那裡
眼中帶著微笑
喬說，「他們忘了殺死的人，將會繼續去組織，繼續去組織。」
２．
瑞典出生的喬希爾，從小喜歡音樂，並在社區中的咖啡店彈鋼琴。剛進入二十世紀的1902年，如同許許多多的歐洲移民，為了尋找美國夢，二十歲出頭的他在自由女神的冷漠凝視下來到美國的入口：紐約。他只能在紐約下東區靠著最粗劣的工作來維生。之後，他離開紐約，流浪在那些骯髒、危險或者黑暗的工作場所中，不論是工廠、農場還是礦坑。
這是美國剛從所謂「鍍金年代」（Gilded Age）走向「進步年代」（Progressive Era）的轉換期。內戰之後，美國出現第二次工業革命，形成壟斷性資本主義，造就二十世紀的超級工業鉅子，如因石油致富的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因鋼鐵致富的卡內基（Andrew Carnegie）或者因鐵路致富的范得畢爾德（Cornelius Vanderbilt）。然而，在他們鍍上閃亮黃金的底層，卻是對工人最原始而粗暴的壓迫與剝削。例如在1911年三月，紐約市的一座紡織廠發生大火，一百多名女工因被雇主鎖在裡面而被活活燒死─這也是日後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的由來。許多低技術工人都是抱著美國夢來到美國謀生的歐洲移民，為了生存，他們必須忍受低廉的薪資、惡劣的工作條件和雇主的虐待；甚至司法也完全是站在資本家那邊。1905年，紐約最高法庭的判決說：「最高法院認為紐約州法律設定最高工時是違憲的。憲法禁止各州政府介入勞動契約，因為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保障雇主有買賣勞工的自由。」
另一方面，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全國性工會開始出現，也有激進的罷工行動。面對資本主義的無情擴張，農民和工人結合起來推動社會的進步和政治的改革，在二十世紀初展開「進步的年代」。而遠方的俄國正在進行人類第一場共產主義革命的實驗，所以美國不少左翼人士樂觀地相信，他們也終究可以推翻或改變美國的資本主義。
在目睹無數工人的悲慘處境後，喬希爾在1910年加入了新成立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簡稱IWW，又稱Wobblies）。十九世紀末以來，美國工運的主導力量是「全美勞動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簡稱AFL），他們基本上是以早期工匠行會傳統遺留下來的技術性勞工、白人男性為主體。但這些勞工並不包括最底層的工人，和新移民來的工人。IWW就是要去組織那些被AFL排除的工人，包括來自各地的移民、各種族和性別的勞工，並希冀以產業為單位，組織一個全國性乃至全世界性的工會。他們的口號是：「一個大工會」（One Big Union），三個主張是「教育、組織、解放」。
IWW憲章的前言說：
「勞工階級和雇傭階級沒有任何共同之處……這兩個階級必須不斷鬥爭，直到全世界勞動者組織為一個階級從
有產者中奪取生產機器，並廢除薪資制度……勞動階級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廢除資本主義。」
加入IWW之後，喬希爾參與了無數場IWW在美國各地的激烈抗爭，包括推翻墨西哥獨裁政府的革命行動。喬希爾是一名工運組織者，也是用質樸的吉他和歌聲在罷工現場戰鬥的抗議歌手。
1913年他來到猶他州鹽湖城的礦場工作，並參與組織工會，但他沒有活著離開這裡。
1914年1月，一對肉店老闆父子在店中被兩名闖入者槍殺，其中一名闖入者也被老闆打了一槍。該晚，喬希爾出現在一家診所，因為他的背上有槍傷。三天後，他被視為嫌疑犯而遭逮捕。喬希爾說，他是為了女人與人爭執，所以被開了一槍。他的律師也證明該晚在鹽湖城共有四人因為槍傷而去看醫生。此外，這個謀殺案並沒有發生搶劫，警方原本認為是報仇，但喬希爾和店主並無關係，所以缺乏明顯動機。當時躲在後面的另一個店主之子一開始指認說不是喬，後來才改口。
但喬仍難逃死刑。他所面對的是一個把工運當作動亂根源的社會氛圍，尤其是對立場和行動更激進的IWW。鹽湖城大部分是摩門教徒，這裡的教會和政治領袖不僅反對工會，也歧視移民。一名猶他州參議員在評論案件時就說：「他們是沒有家的人，是在這個社會上無根的浮萍；他們不重視這個社會的基本價值。因為他們是移民，他們是在社會中沒有位置的人。」猶他州長則明白說，他要藉由這個案子打擊「那些不法之徒，無論是腐敗的商人，或是IWW的鼓動者，或無論這些傢伙自稱什麼」。
當時連美國總統威爾遜和瑞典大使都聲援他，希望法院重新考慮這個案子，但仍無法挽回他的生命。
喬自己在一本刊物發表文章說，因為該店主的社會聲望，所以社會一定要找出代罪羔羊。「而這個倒楣鬼，一個沒有朋友的流浪漢、一個瑞典人，更糟的是，一個IWW，是沒有權利活下去的，因此最適合被選做這隻羔羊。」「我一直都在努力工作，閒暇時則是畫畫、寫歌和做音樂。現在，如果猶他州政府要處死我，且不讓我有任何機會說明，那麼你們就來吧。我已經準備好了。我一直都是如一個藝術家活著，所以我也要如藝術家般赴死。」
1915年11月9日，喬被執行槍決，結束了他短暫而艱辛的人生。死後，他的屍體被送到芝加哥火化，而骨灰被分裝送到IWW各分會。
在被行刑前，他寫了一封信給IWW的領袖，留下讓人永遠難忘的一句話：
「我要如一個真正反叛者般死去。別花時間哀悼，趕快去組織吧！」（Don’t waste time mourning. Organize!）
３．
除了直接的抗爭，IWW深信文藝創作如歌曲、漫畫、海報和詩等可以更容易傳達理念、改變工人的意識，以及「點起不滿的火焰！」─這是他們發行的一本收集工運歌曲的「小紅歌本」（Little Red Songbook）的副標題。這個歌本的第一版發行於1909年，到1913年發行五萬本，目前則已經超過第三十版了。
音樂與工運的關係當時在內部引起不少爭議。一派認為，歌曲對於勞動教育是無關緊要的；但另一派人則強調，工人要完成革命必須先表達自己的生活與思想，一如此前的中產階級，而勞動歌曲就是為了體現這個目的。
小紅歌本最主要的創作者就是喬希爾。他擅長以一般人熟知的宗教聖歌或民間曲調為基礎，填上簡潔但銳利的詩句，無論是揭露工人現實生活的壓迫與不平等，或是激勵他們起身為生存而戰。
尤其，IWW面對的是來自各個國家的移民，許多人甚至不太會說英語；所以要組織這些移工，要讓他們彼此溝通來產生團結，一個有力的方法就是透過簡單易唱的歌曲。
「我相信，如果一個人可以把一些常識性的事實放入歌曲中，加上一些幽默並摒除一些乾澀，那麼他肯定可以讓這些訊息傳遞到知識程度不高或那些不太閱讀的工人弟兄們。」喬希爾如此說。
喬的音樂不僅振奮了那些疲憊的靈魂，也能溫暖他們受到壓迫的心靈。透過小紅歌本，透過他的四處走唱，他的音樂不僅在工人的日常生活中被吟唱，也在罷工的現場被高歌。
他第一首被收入小紅歌本的歌，也是他最有名的作品之一，是諷刺宗教的〈牧師和奴隸〉（The Preacher and the Slave）。這是改編自救世軍（Salvation Army）的一首聖歌，並批評這些宗教團體只會描繪天上的美景，而無法解決工人們現實的困境。一如馬克思本人批判宗教是人民的鴉片，讓工人忘卻現實的種種支配。
長髮的牧師每晚都會出來
告訴你道德是非
但是當問他們可不可以給點吃的
他們就會用甜美的聲音回答你：
你會吃到的
在天上的榮耀聖地
辛苦工作、認真祈禱、以微薄的收入維生
當你死後你就可以吃到天上的派
他的另一首著名歌曲，則是一首改編自老民謠、諷刺工賊（即背叛工會的工人）的〈工賊凱西瓊斯〉（Casey Jones-The Union Scab），並成為二十世紀勞工歌曲中最重要的歌之一。此外，他的不少歌曲都是直接受到罷工行動的啟發。喬希爾也沒有忽略女性在階級鬥爭中的重要性，例如〈叛逆女孩〉（The Rebel Girl）、〈女子問題〉（The Girl Question）。在前者，他唱道：
我們之前有女性，但我們需要更多
在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中
因為去爭取自由是一件偉大的工作
和叛逆女孩一起
而更多的歌曲，則是宛若革命的號角，例如鼓舞大家加入工會，一起團結抗爭的〈工會有力量〉（There is Power in a Union）。或者這首如〈共產主義宣言〉音樂版的〈全世界工人覺醒吧！〉（Workers of the World, Awaken!）：
世界的工人們，覺醒吧
打破你們的枷鎖，爭取你們的權利
你們所創造出來的財富都被那些剝削的寄生蟲奪走了
從你的搖籃到墳墓
難道你最大的願望就是要成為一個順從的奴隸？
世界的工人們，覺醒吧
用你們最大的力氣
奪回你們創造出的果實
這是你們的天賦人權
當偉大的紅旗飄揚在工人的共和國時
你們需要麵包的兒女將不會再哭泣
而我們將真正地擁有自由、愛與健康
４．
「無論寫得多好的一本小冊子都不會被閱讀超過一次，然而一首歌卻會被用心銘記並且一次又一次地被重複吟唱。」喬希爾的這段名言無疑是音樂何以改變世界最核心的詮釋。畢竟，歌曲比起書本更能以一種無形的形式跨越時空限制而穿透人心。
即使喬從未把他的歌曲錄製成專輯，但是他的歌曲、他融合音樂與草根的組織行動，仍一代代傳遞下來：從三、四○年代的左翼民謠歌手Paul Robeson、Woody Guthrie、Pete Seeger，六○年代的Bob Dylan、Joan Baez、更激進的Phil Ochs、八○年代至今最重要的英國社會主義歌手Billy Bragg等等，他們的吉他總是燃燒著喬希爾的理想主義火焰。而將近一百年後的我們，還是可以從他的歌中得到巨大的感動、熱情與憤怒。喬希爾固然比任何人都信仰歌曲的力量。但他的實踐告訴我們，音樂之外，更重要的是奠基於扎實的組織工作。兩者的結合才是音樂如何改變世界的真理。
這時，喬身上的血跡突然消失了。拿起吉他，他用力地跟我說：「我從來不曾死去。」
「只要有工人罷工的地方，喬希爾就會在他們的身邊。」他握緊雙手，堅定地說。
「不論是在何處，不論是在礦場還是磨坊，只要有工人在鬥爭、在組織，就會發現喬希爾的身影。」
是的，喬希爾從未真的死去。無論哪裡有人要用音樂來為弱勢者發言，要追求正義與平等，喬希爾的歌聲就會在那裡堅定地伴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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