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歷史脈絡與社會人口特性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外省人」的集體經驗與內在差異，這些關鍵包括他們的性別、年齡、階級（軍階）、退伍條件、工作機會、居住環境、親密關係、世代等。具體言之，「外省人」面臨不一樣的機會結構、發展出不同型態的親密關係，也產生了同中有異的身分經驗，如何認識「外省人」也就存在一定程度的難度與挑戰。
認識「外省人」的一個重要挑戰在於超越黨國論述。長期以來，「外省人」與黨國體制以及相關論述可說有著密不可分卻又愛恨交織的糾結。一方面台灣社會多是經由黨國論述來認識「外省人」，因而對「外省人」產生許多誤解，也讓「外省人」背負許多黨國體制的歷史遺緒與政治包袱；另一方面，許多「外省人」則是經由黨國論述來認識自己和「非外省人」，始終無法建立一種屬於自己的主體意識。如果無法與黨國體制及其相關論述有所區分，「外省人」將會苦陷身分焦慮，也無法重新思考自己與台灣社會的關係。
長期以來，「外省人」覺得自己的聲音和生命經驗並沒有被瞭解，對台灣的貢獻沒有被承認，經常會有一種焦慮和憤怒。但另一方面，外省人卻也一直沒有機會或意願去瞭解「本省人」或是其他不一樣的「外省人」的故事。我們相信，唯有聆聽彼此的故事，我們才可以在不一樣的「外省人」、「本省人」之間，找到面對黨國體制的共同位置與檢視角度，也才能理解彼此差異之所在。
面對本土化與民主化的衝擊，「外省人」的身分經驗顯得尷尬而辛苦，他們歷經一種從民族認同（我是中國人）到族群認同（我是外省人）的掙扎與適應過程，企圖尋找一個屬於自己的適當角色與位置。我們認為，建立主體性才能超越黨國體制及其相關論述，也才能得到一種被理解的承認與被看見的位置。
外省人主體性的建立需要一種由下而上的庶民觀點。為了與黨國論述有所區分，外省人可以嘗試整理屬於自己重要而有意義的事情。事實上，黨國論述認為重要的事情，對於外省人不一定重要。長期以來，黨國論述總是習慣強調古寧頭大捷、八二三砲戰、退出聯合國、十大建設的重要性，可是對於外省人而言，離開軍隊、結婚生子、購屋置產、「返鄉」探親可能更具重要意義，因為這意謂一種新生活的可能性，也代表了一種與台灣社會產生有機連結的開始。
從庶民角度觀察，我們看到的不再只是黨國體制下的軍人、公務人員或家屬，而是一個青壯男性或女性，他或她會有各種（性）生活問題需要解決，包括情慾生活、傳宗接代、教養持家、存錢置產、思鄉通信等。二○○四年以來，外省台灣人協會試圖提供各種機會和活動平台來紀錄外省人的生命經驗，主要就是為了可以從庶民觀點呈現外省人的集體經驗與內部差異，也希望可以促進不同生命經驗之間的理解與溝通。
成立以來，我們陸續推動外省人生命經驗的紀錄與保留，包括家書徵集、返鄉照片展、蒲公英寫作班、眷村保存文化修法、榮光眷影紀錄片人才培訓、老兵影展，也與地方政府合作舉辦眷村文化節。二○○五年，外台會開辦「蒲公英女性寫作班」，至今已進入第六個年頭。在寫作教師的帶領下，參加者每週利用時間進行創作，寫下自己的生命故事和身邊熟悉的人物。透過每週二至三小時的集會討論，這些來自不同地方、不同族群、不同年齡的女性（近期已有男性報名參加）一起在課堂上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學習對話、溝通與理解，認識他人也重新認識自己。
開辦初期，寫作班以「外省女性」為主要招生對象。參與課程的外省婆婆、媽媽們，用她們的筆寫下了許多動人的生命故事，也促成了第一本書《人生，從那岸到這岸》的出版。出版後，許多回應激發了我們對於寫作班轉型的想法與做法。事實上，多數外省家庭的人口組成與生活經驗非常多元，許多嫁給「外省先生」的客家、本省與原住民女性在那艱困年代、在男人因為工作長期缺席的情況下，獨立撐起家庭生計與教養工作，可是我們卻少有機會認識他們的生命經驗。因此，為了讓更多人可以參與寫作，第三期開始，寫作班招生對象不再侷限「外省媽媽」，而是擴及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不同世代的女性故事。
一系列下來，《人生從那岸到這岸》的外省婆婆媽媽們，歷經戰亂跨越海峽來到台灣，經歷各種形式的摩擦與傷口，開始了生命歷程中的《遇合》（癒合）。如今，《混搭：我們（women）的故事》已是蒲公英寫作班的第三本作品集，主要收錄第三、第四及第五期學員的精心之作。
自由民主社會的可貴在於尊重差異，每個人都應有機會述說自己生命經驗的獨特性，蒲公英寫作班即是這樣的一個故事平台。透過對自身生命故事的省思與檢視，我們才可以勇敢地承認自己的身分，進而回答「我是誰？」或「我們是誰？」的問題。我們相信，跟隨《混搭》的人物與故事，我們可以一起體驗那個時代的不安與希望，認識生命的韌性與可能，也讓更多人有機會可以相互理解，進而讓台灣社會更加多元而豐富。
（本文作者為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副教授、外省台灣人協會理事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