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就有四個中文系的嫌疑犯。

周志文教授《記憶之塔》裡那些「沒有良心，兼沒有學問」的碩學鴻儒，凡中文人，誰不識得幾個（說不準自己也是一個）？然而，這本繼《同學少年》而下的「三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並不只是寫給文學人看的。在這本書裡，學界、政界、報業名人，無不一一現形，簡單說來，是那個《同學少年》裡衣衫襤褸的孩童上了大學後遇見的驚奇世界，涵蓋了六０至九０年代，台灣社會變動最劇烈的三十年間，一個文化人的養成過程與親眼目睹的斯文掃地場景。在《記憶之塔》裡，周志文教授直言淡江已經人氣散盡，台大也不是樣樣都好，東吳（啊！也是我的母校）台上老教授江浙口音搖頭晃腦把杜甫〈北征〉唸成「剝金」，「下面的人一個個暈頭轉向呆坐在那兒」。

行至人生的中途，那時光倒影，卻不是昔往的輝光，而是腐朽的過去。外頭的世界，果真戰火連天，虎穴蛇窩。九分壞的氣質加上學問的加持，成了十分。想少壞一點也不能了。向來講究溫柔敦厚的散文極少著墨這種題材，更不要說禁忌重重的學院傳統了（例如林文月的書裡，就從來沒有半個壞人）。我大學讀中興中文，碩博班分別是文化、東吳，從師大的小篆系統讀到敵營的台大甲骨文系統去，親見兩派文字學大師的交相攻訐，有如補習班拼場互槓。碩班時與師大併班上課，正好躬逢歷史現場，領教了高明老師忿氣勃然大罵龔鵬程欺師滅祖那一刻。要命的我坐在第一排，和平東路秋天的午後，全班鴉雀噤聲，一束陽光悄悄從窗帷縫隙偷渡進來，只有微塵，和我的不解在光影中懸浮飛揚著。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在教書二十餘年後，這話聽來竟有點兒刺耳了。我是不相信世上沒有壞人的，然而在這濁世中要睜一隻眼分辨敵友，還要閉一隻眼惦念真空管老音響的聲音如何美妙，才是真難。相當於一邊清醒，一邊裝癡吧！在歲月沉沙中，要打
撈一點遺骸與真理，是那麼容易的嗎？

於是我認真體會起周志文教授說的，寫《記憶之塔》這本書並不是要揭人之短，也仔細尋思起

起他給我的印象來。我至今不知道他找我寫此文的緣由，稱他老師，他未必要我這種鴉鴉烏學生，稱學長更不像話，1990年我到東吳念博士班時他都畢業二十幾年了。第一次在電話中聽他的聲音很客氣，交代幫大陸一家出版社編顏元叔教授散文選集，我想此人老氣橫秋大概八、九十歲了吧。後來為了拿《同學少年》手稿回去寫序在台大一見，才知是個瀟灑老頑童，不但不老，人可一點也不迂，是學界中人，但更像個藝術家。顏崑陽教授讀他的《時光倒影》，就說他那點孤寂沈鬱，「彷彿晚明漂流江湖的知識份子」。 同為其好友的柯慶明教授知之亦深，在同書的序文中，也點出周志文教授宋明思想、古典詩詞、中西酒話，乃至於行旅、樂理，無不博通，是個生活情趣頗豐的人。

我讀書常於不疑處有疑（忘了問他早年「周東野」這筆名是不是「齊東野語」的意思），在他的作品裡，最難忘一篇他二十幾年前所寫，幾可媲美張愛玲〈封鎖〉，卻從沒被評論家注意的短篇小說〈空襲〉 。沒分到股份的貿易公司經理，打算找總經理攤牌辭職，內心掙扎於困境與不平中，路上被阻，在空襲警報凍結的半小時內，竟想通了一些處境，回頭接受事實，繼續窩囊的活下去。外頭太陽白花花，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地下室被封鎖的人群中，那美麗的長髮女子與一時產生的寂寞與渴望被理解的心情，原也是幻覺。是這樣有點灰敗，卻又妥協了的人生。短篇小說集《日昇之城》裡的〈日昇之城〉、〈少年〉都是類似的情調，有點悲，冷涼了點，老實說，不合文學市場胃口，難怪被忘個精光。但他很擅長捕捉這種釅茶一般的，人生底蘊的悲涼，就像他的散文一樣，不與時人彈同調，卻非常耐人尋味。朱天文作為一個優秀小說家，她是看出來了。在她為《同學少年》大陸簡體字版寫的序裡，就以「幽人」稱周志文教授，論名氣雖不為人廣知，其本色卻足以遺想千古。
幽人也罷，荒人也罷。都是零餘者，邊緣人。周志文教授認為，「悲涼本身就是一種美感，但欣賞自己的悲涼，需要有超拔的生命態度」。正如《記憶之塔》中的〈溪山行旅圖〉所說，孤獨是自由的唯一條件，寂寞是自由的附贈品。這世界，充滿了徬徨少年、墮落中年與不良老年，但無論如何沒有笑鬧喧嘩中的超拔這回事。《記憶之塔》這本書，可供老一輩中文人在裡頭尋找學界軼聞，年輕一輩當作天寶遺事，更多的路人甲，用來回味自己一生求取知識的路徑與坎坷。想想在知識的堂皇門面下，曾有多少卑弱的人物，冷血的心靈，崇高與腐朽和諧的並存著。周志文不避諱點出世相虛妄，卻也坦然以對，指出：「我們對光明的盼望，豈不是在經歷了許久難堪又痛苦的黑暗之後才產生的嗎？」。撇開小道八卦，浮生閒事，《記憶之塔》也著實是一個學界中人的自省。像流沙河層層堆累，也像風雨夜滾雷處處，在冷與熱，光與暗，正反相生的衝突矛盾中，尋思著諧美旋律與合理人生的可能，也為周志文冰炭滿懷抱的文人性格，下了絕佳的註腳。

《記憶之塔》全書，以貝多芬「第三號交響曲」開篇，揭示了一場繁複演奏的序曲。六０年代初，剛考上東吳大學中文系的周志文，一個宜蘭鄉下少年，像寫「第三號交響曲」時的貝多芬一樣，他那時的心情，如他文中所說：「對未來充滿了意志與憧憬，前景將無止境的在眼前一幕幕的展開，英雄可能是別人，也可能是自己。」他充滿著對未來的雄心來到台北外雙溪，卻見識到不能想像的烏七八糟課程與莫名其妙教授。中文系昏天暗地，怪老子與老學究看到白話文就生氣，規定學生必稱其為「本師 ×先生」，「韓文」原來是「韓昌黎文」（這讓我想起本校理工教授見中文系「小學」課名傻眼），甚至有老師在自家開壇扶乩者（我自己只見識過老師可打坐騰空的）。

在《記憶之塔》裡，周志文大學時期與章孝慈同班且毗鄰而坐，成就了一段與章氏兄弟在宿舍裡的酒肉交情。這段官場外史，可真沒人聽過。章孝嚴英文名為Benjamin，殷海光以前叫殷福生，周志文課餘在重慶南路所見，於台大旁聽葉嘉瑩、殷海光和聶華苓講課，都足可作為

六０年代文學史料補遺，也著實讓人讀得津津有味。他形容念台大碩班後見識到的師長，鄭騫（因百）老師博學多識，記憶驚人，一生的興趣都不厭煩的在說明一件事情上面；臺靜農老師的書法兼有石門頌與倪元璐之長，一半凝重一半媚態。包括屈翼鵬或齊邦媛的聲音笑貌，都傳神極了。然而我見他從章孝嚴、章孝慈、胡適、余紀忠，台大、淡江，一路寫到這幾年風波不斷的東吳中文系，愈讀愈覺得教界學界實在毫無理想，也不由得為作者捏了一把冷汗。儘管其言坦率，其心光明，事涉人物臧否，還是敏感。在《記憶之塔》裡找八卦或談助，恐怕不是作者寫作的真義，同為學思歷程，這書和龔鵬程教授《四十自述》的露才揚己也著實不同。

《記憶之塔》經歷了作者大學到博士班的求學歷程，中間還加上服役與任教桃園振聲中學、淡江、台大，煞尾卻以〈溪山行旅圖〉話進入文壇（一九八八年任中時晚報主筆寫專欄）始末，〈報業〉、〈教育〉反省知識份子的處境，正當我覺得沈淪到底了的時候，〈在我們的時代〉將主題導入哲學理念的思索，完美作收，也適切回應了開篇的〈第三號交響曲〉。曲終奏雅，周志文教授點出，這人間，荒謬和真實往往並存，知識與人格是兩回事，真相不是只有一個，人要學會適時跳開。在情操上，他同情處在幽微角落的弱者，表彰孤獨美學與邊緣邏輯，他並且認為，置身在權利邊緣並不是壞事，其人生命情態因「自如」反而能呈現一種特殊的美態，比矯揉造作的人強多了。

我感覺有點驚悚。他倒是一以貫之啊！《三個貝多芬》裡全是城市邊緣人，《日昇之城》裡全是抑鬱的中年人。冷風熱血，像打擺子。我也很難忘記他另一散文集《冷熱》裡的〈地下道〉這篇文章。驚異於他天生的敏銳與感知能力，更驚異於他文字之淡，淡到了不要你察覺，也不在乎你察不察覺的地步。〈地下道〉描寫一個在校園外的地下道擺放廉價玉石扇面販售的中年人，作者因避雨偶然步入，很快察覺這些都是劣質贗品，為了顧及小販的自尊，打算勉強買一只檀香扇。小販此時意識到作者教師的身份，賭氣說道：「這不是真正好的東西，你還是不要買好些」。無聊的人生加無益的東西，作者訕訕然步出地下道，抬頭見天不知何時早已放晴了。

大學教授與贗品攤販的對比，真夠諷刺的。販售贗品的，只有地下道裡的鴉鴉烏小販嗎？道貌岸然的學者，要看來不像無知也不能了，因為彼已十分有學問，而且還有證書呢！

英國哲學家羅素在〈哲學的價值〉一文上說，我們研究哲學不是為了要尋找問題的答案，而「只是為了這個問題本身。因為這個問題擴大了我們對解答的概念，豐富了我們智慧的想像力，並減少了我們獨斷的自信」。研究哲學不是為了要尋找問題的答案，或許它根本就沒有答案。正如研究我們是如何被教育扭曲了不是為了要找出禍首，世界如此多元，是非都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

在我們的時代，幸與不幸都有。當記憶之塔，崩壞成歲月塵沙，滿街都是工讀生煮的「星巴克」和「丹堤」，貝多芬都換成李宗盛，幾米取代了張大千，報紙一家家倒了，每個系主任和院長都忙得團團轉，再也沒有那種鳴琴垂拱而天下治的清簡日子。除了紮根文化，文學訓練不應只是象牙塔裡織夢，多幾個周志文教授這樣有趣的學者，別具隻眼的觀察家，手藝純熟的寫作人，台大豈不更像頂尖大學，中文系豈不更符合社會期待一點。

2009年10月23日 寫於逢甲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