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懷書簡（完售）
〈同情會〉獨無助感最強烈的時刻，一個朋友給我一篇短短的剪報，上面簡單介紹這個叫做「同情的朋友」的組織……

美國各色各樣的自助、互助組織近年來日益增多。從前好像只聽說幾個最有名的如「戒酒會」、「戒賭會」，後來有了「戒毒會」、「戒菸會」、「減肥會」等等以及本人之外的家屬組織成的相關的會，總之都是以集體力量和經驗交換等方式來達到一個人或一家人的力量辦不到的目的。但另有一種組織，與這些團體類似但性質並非完全相同，較偏重於精神上與感情上的支援而非「治療」；與會者並沒有什麼惡習要戒要治，而是心靈的創傷需要同「病」者的了解、撫慰與開導。於是一群有著相似的悲痛經歷的人，組成一個俱樂部性質的民間非營利性團體，定期聚會，在一起討論、交換經驗與心得，互相陪伴、彼此鼓舞，並不為達到什麼目的，而只是純粹地做心靈的療傷。我參加過一次的「同情的朋友」（Compassionate Friends）就是這樣的一個團體。
當一個人猝然遭受到悲劇打擊的時候，在各種痛苦的情緒反應中，其中極強烈的一種恐怕就是極度的孤獨感──好像自己是全世界唯一這樣倒楣不幸的人，周遭完全沒有人可以分擔自己那難以言喻的痛苦與不幸，連了解都辦不到。在這種時候，若是加入一個組織，裡面的成員全是跟自己遭遇相類似的人，常常聚在一起談心或痛哭發洩一場，那麼即使原有的痛苦和問題不一定能夠解除，但至少那份極端孤獨無助和憤怒不平之感可能減輕一些。事實上當人在那樣的時刻，任何一種痛苦不適的任何程度的減輕都是好的。

我的孩子逝去後的兩個多月的時候，也是我的孤獨無助感最強烈的時刻，一個朋友給我一篇短短的剪報，上面簡單介紹這個叫做「同情的朋友」的組織。它是全國性的，幾乎美國任何大城都有當地的團體，成員絕大多數是遭喪子女之痛的父母，但喪孫的祖父母和喪手足的兄弟姊妹也可以加入。我當時的情形很像一個在茫茫水域中即將滅頂的人，任何浮物都願意抓住；於是便給剪報上登出的總部辦公室打了個長途電話，查詢出聖地牙哥分會的地址和負責人的姓名電話，然後便給這位名叫葛羅莉亞的本地負責人撥了電話。接電話的是錄音留話機，我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簡短地留下自己的姓名電話，沒想到過不多久葛羅莉亞便打電話來了。

她先向我約略介紹一下此地的組織，每個月一次的晚間聚會時間和地點（城南城北各有一處聚會地點）、圖書室所在地，以及幾位可以全天候接電話提供傾聽和安慰的義務會員的姓名電話。接著她便問了我的情況，我已有好一陣子不曾讓自己的感情在人前迸發出來，此時只覺得對方是個完全能夠了解自己心情的人，便自然而然地語無倫次說了許多。她安靜耐心地聽完，便告訴我她自己的遭遇：五年前，她十七歲的兒子在車禍中喪生，那是她唯一的孩子，而她已不能再生育。

兩天後我收到她寄來的「會刊」，是每月一次的小型通訊，除了例行的聚會時間地點通知之外，就是一些會員投稿的短文與詩歌。另有一欄是一系列姓名和日期，原來是這個月內若有某個日子是某會員亡兒的生日或忌日，通訊便將之列上，提醒熟識這位會員的其他會員，在這個特別的日子可以對他做些什麼能令他稍感安慰的事。

過了一個月，我便獨自去參加了他們的聚會。那是在一個教堂的會議廳裡，入口處有親切招呼的人、桌上有自我介紹用的名條、飲料以及一些陳列的書籍，看起來就像任何一個社交聚會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人群中的大多數不是笑語晏晏，而是在啼泣或者飲泣，也有靜靜的擁抱和低低的談心。

葛羅莉亞走過來向我打招呼自我介紹，並把我介紹給幾位工作人員，全都是中年或中年以上的婦女。不久大家把摺椅排成兩個大圓圈坐下，聚會便開始了。我粗粗估計一下竟有三四十人之多，而還有人說今晚算是冷清的了。葛羅莉亞先做簡短的自我介紹：她的姓名、她的孩子什麼時候怎麼死的、她參加這個會有多久了……等等。接下去每個人都照她的模式說了一番。看得出能夠維持神態平靜的人都是悲劇發生在兩三年前或更久以前，而一上來就泣不成聲的必是新人無疑。一圈完畢，便是自由發言。要傾訴、提出問題、提供經驗和勸導……什麼都可以。

我怔怔地坐著，難以置信竟有這許多人跟自己有過相類似的遭遇，而我竟在這個晚上跟他們全坐在一塊。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全然孤獨的，此刻在他們中間我仍然感到孤獨，但那份伴隨孤獨而來的恐懼似乎減輕了幾分。我忍不住將每個人的遭遇與自己的相比較，我明知道不幸是不能相比較的，但在我禁止自己這麼做之前我已經比了，而主觀地發覺自己並不是全世界最不幸的人。發現有比自己更不幸的人當然也不能減輕痛苦，但起碼可以緩緩化解一份莫名的、無可理喻的憤怒與絕望之感。

聚會的成員有夫婦同來的，但大部分是一個人單獨來，只有一個母親是帶了她另一個孩子來。男女都有，但還是女比男多。我想在許多文化裡都是這樣：男性即使在這種時刻也沒有女性那麼容易對別人打開自己、伸出求助的手。當有些男性因此而指控女性是「弱者」時，殊不知女性採用的才是健康有效的心理療法。

自由發言的場面很自然，沒有冷場，也沒有人搶著說話。在這個圈子中好像有一個默契的安定力量，即使是說到傷心處的情緒爆發，也仍然是溫和的，像是這房間裡的空氣中有一隻看不見的溫柔的手在輕輕撫呵眾人。

一對銀髮似雪的老夫婦並排坐著，老先生低低緩緩地敘說著他們的兒子英年早逝，留下妻子兒女一家，而他倆已是七八十歲的人，白髮人送黑髮人情何以堪……說著說著聲音便漸漸低下終至無聲。而老太太自始至終只是垂著頭一言不發。

一位身型微胖的年輕婦女，用平靜的口吻告訴大家她的兩個孩子在一場火災中被燒死，這個意外事件使得她與丈夫陷入悲痛絕望和負罪感的折磨中難以自拔，並且無可避免地互相責怪對方。結果夫妻倆實在無法承受在原有的痛苦之上彼此再加諸的痛苦──而且對方的存在本身便是時時刻刻不斷的作為悲劇的提醒者──於是終致婚姻破裂。
我實在難以相信這名女子竟可以如此安詳地敘述這種大悲劇大打擊而不帶一絲怨忿。我同時發現她也是個義工會員，聚會開始之前就已在室內走來走去安慰哭泣的人。

一個像是剛從公司下班就過來，還穿著套裝的年輕女性，說幾個月前她的女兒病逝，她當時受不了任何一樣會勾起她對女兒強烈思念的東西，一時衝動之下把女兒所有的遺物全都扔掉了。現在她後悔無比，泣不成聲地說：「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取回我女兒的遺物留作紀念……」然後她勸大家在事情剛發生、情緒極度不平穩時，千萬不要做這麼衝動決絕的事。眾人紛紛點頭表示感激她的好意。

一名中年男子說他的獨生子因摩托車失事喪生已有兩年了。他已經可以在大部分的時候控制自己的情緒，但他仍然每個月定期來聚會；一方面他仍然需要這裡的「同情的朋友」，另一方面他也願意對新會員提供精神上的幫助。他談到自己獨特的思念亡兒的方式：「我的工作相當忙，一週裡根本沒有時間允許我放任自己的情緒去思念或哀傷。我便給自己一個固定的時間：每個星期六上午，我在家中拔下電話、鎖上門、拉緊窗簾，與世界隔絕，全心全意地想念我的兒子。過了中午，我就又回到這個世界。其後任何時候一想到他，我就壓制住自己不去想，直到下一個星期六。」

不少人聽後神色間都流露出一份感動，有人點頭，有人提出自己的情緒反應和控制的方法。我早已發現每個人有他自己獨特的悼念方式；在這裡，大家都已明白這點，並且學會了尊重別人的方式。

坐我旁邊的婦人開口講話時，我注意到她胸前別著一枚特大的胸針，上面是一個笑瞇瞇的小男孩的彩色照片。她說這個兒子是偷玩他們家的手槍時走火自己射死自己的。我瞥視她悔恨悲痛的臉孔，心想：當妳能夠開始做些別的事的時候，妳不必再來這裡，而應當加入呼籲槍枝管制的組織，他們需要像妳這樣的見證啊。

這時我也覺得似乎該說些什麼，便向大家推薦一本剛讀完的書《喪子之親》（The Bereaved Parent），因為自己讀時感到得了一些安慰與指點，相信對其他與會者也會有幫助。幾位讀過的人表示同意，葛羅莉亞也點頭贊同，並說今天會場桌上擺的就有，可以借閱，組織的小圖書室裡也有。

談得差不多了就起身自由交談，彼此熟識的會員又是一陣擁抱。我到陳列專刊的桌前瀏覽一番，發現美國各類「自助」的書籍確實很豐富，從造房子到這種悲劇發生後的心理重建的書刊手冊應有盡有。甚至就有一本手冊專門教人如何成立這類的團體、如何籌備聚會、每次聚會的話題、方式和程序等等。這個社會缺乏東方式的家族和小家庭延長的親密的親族關係，而各人之間也由於美式文化鼓勵獨立的個人主義和對隱私權的極度尊重，使得一般人與人間的情感相當疏離；當家庭或個人悲劇發生時，沒有親族的集體治療，而朋友們又習慣性地小心保持一個尊重的距離，這時就只有靠心理醫生、自助書籍以及這樣的自助互助團體了。

我環顧周遭，有的在三三兩兩低語，有的一對對靜靜摟抱，有的是一個痛哭流涕另一個款款勸慰……但竟也有幾個就像在一般的社交場合中那樣微笑交談。我先是有些詫異地看著那幾張不含悲意的微笑著的面孔，然後便想：如果他們發生過同樣的甚至更糟的事，而今天竟可以在這裡微笑，那麼將來有一天我也做得到吧。

葛羅莉亞走過來親切地問我對這聚會覺得怎樣，我說很好。她問我下個月還來嗎，我遲疑了一下才說大概會。她要我任何時候想「找一隻傾聽的耳朵」時都可以打電話給她──「任何時候都可以，」她強調道。我由衷感激地道了謝。她只是一個陌生的美國人啊！

我不知道自己幾時會再去。但我暗暗決定如果再去，我將不是為了去找尋傾聽的耳朵，而是去向新到的人作見證，說：看看我，你以為過不了的關、受不了的苦難，我都過過來了，所以你也做得到。

但願那一天不會是太久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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