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麥卡錫作為年資不深、知名度不高的參議員，能夠挾持國會，利用國會聽證方式來調查人民的思想、干預言論自由，固然與其民粹、煽情的極右言辭有關，但最關鍵的還是一九四五年二戰後開始的美蘇冷戰（cold war）對峙。

美國國會在一九四五年成立的「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英文是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簡稱HUAC。「非美」，即「不愛美國」，可能「出賣美國」的意思。HUAC是國會首個常設的專門調查「顛覆」（subversive）活動的委員會。（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的前身尚未立法常設，也只以主席Martin Dies議員的姓名稱之為「Dies Committee」。）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一共舉行了二百三十場聽證，三千多人被傳召問話。自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四年的五年，是麥卡錫最霸道的時候，非但指控影視界、新聞界、文化界早被滲透，連國務院、國防部、民主黨都被說成「共黨特務」的庇護所，而全美更有六百多個「顛覆性」團體。被傳召問話的，有主動示好的，有為求自保的；原則極強堅拒合作的（保持沉默）有一百多人，最有名的自是「好萊塢十君子」（Hollywood Ten），都被控「藐視國會」，移交法庭判罪，入獄半年至一年不等。但沒有判罪入獄的，往往只因傳召問話而上了「黑名單」，被雇主解職或長期找不到工作。這種情況在好萊塢最為嚴重，人數起碼逾三百（另有一大批是片廠心存顧忌的「灰名單」）。

而在麥卡錫垮台後，「黑名單」依舊維持了一段時間。例如兩獲奧斯卡最佳編劇金像獎（一九四二及一九七○）的凌•拉特納（Ring Lardner, Jr.），就要到一九六五年的《The Cincinnati Kid》才脫離「黑名單」，可以掛名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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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賴雅與布萊希特

在這方面，張愛玲的第二任丈夫費迪南•賴雅（Ferdinand Reyher，一八九一│一九六七）還算幸運。一九五九年上映的科幻片《世界末日》（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Devil），又名《The End of the World》，據其早年賣出的故事拍攝，尚能掛名。賴雅早在一九三一年就得名導演約翰•休斯頓（John Huston，一九○六│一九八七）引介，到好萊塢編劇。賴雅在三○年代中後期成為馬克思主義信徒；一九四三年上片的首部聲援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好萊塢電影《史達林格勒的男孩》（The Boy from Stalingrad）即出自其手筆。

賴雅當年每周起碼五百美元的高薪，使他能夠在一九四一年資助布萊希特全家避難美國。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一八九八│一九五六）為二十世紀戲劇大師，逃離納粹德國時暫居莫斯科，因此曾觀摩梅蘭芳訪蘇的演出，頗受影響，其戲劇「疏離效果」理論自此更為完備。布萊希特旅居美國加州時，賴雅是少數時相往還的朋友，與布萊希特一家都很熟悉。這與賴雅是德國移民後代、母語本為德文，語言上特別親切不無關係。但兩人政治取態一致，應更為重要。布萊希特定居南加州後，曾與賴雅合撰兩個電影故事。賴雅則英譯布萊希特代表作之一《伽利略傳》，並協助布萊希特好幾部戲劇的修改和演出。

一九四七年布萊希特被HUAC傳召。為避開這場「審訊」，布萊希特離美返歐；是不到十年間，為走避政治極端狂熱派的第二次流徙。一九四七年年底抵達瑞士蘇黎世後，在十二月二日以法律文件授權賴雅為《伽利略傳》及《高加索灰闌記》等戲劇的全權代理，可見二人交情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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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FBI監視布萊希特與賴雅

HUAC的隨意傳召問話，等於國會極少數成員私設法庭，既扭曲國會聽取民意的初衷，復傷害司法行政權的運作；及至使用電視直播，更是形同公審。但與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簡稱FBI）相比，尚算「有跡可尋」。胡佛（J. Edgar Hoover）長期掌控的FBI，等於美國境內情治單位，勢力龐大，先後五任總統都頗為忌憚，未敢免職，而其調查範圍肯定比HUAC更為廣闊，且尚有監控跟蹤。

筆者約在二十年前據「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向美國司法部申請取閱FBI的賴雅檔案，終在多次努力後，於一九九二年取得三十六頁（另有八頁仍然保密）FBI的「特工」（special agent）報告。

這批材料共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布萊希特避居洛杉磯後，與賴雅接觸的紀錄。個別特工跟蹤報告，讀來宛如間諜片裡的「車盯車」過程。例如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列為「國家安全案」（Internal Security）的報告，報導九月二十五日，兩位監視布萊希特住宅的特工，發現車牌「4T9909」的一九四一年份福特敞篷雙門車開抵布萊希特住宅，會合後一同開去「侯爵影院」，觀看德語彩色電影《夢中情人》（Lady of My Dreams）；兩位特工還注意到原籍德國的著名演員彼德•羅瑞（Peter Lorre）也在場。一日後特工確認該輛福特是賴雅租用。

相當意外的是，特工的報告顯示布萊希特及賴雅這個小圈子裡，也有FBI的線人（infor-mant）。這位線人指稱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到十月十五日的一個月間，賴雅曾八、九次到布萊希特住處，似與一部電影劇本有關，著名演員查理斯•勞頓（Charles Laughton）表示有興趣演出。

布萊希特與賴雅的交往，另有一大部分是書信、稿件和文件。這些郵遞往還曾否被拆閱，就不得而知。根據張愛玲一九七一年給詹姆士•萊恩教授（Dr. James Lyon）的一封信，她和賴雅離開美國時，放在倉庫裡的書籍材料交Ernest Halberstadt處理。一九七○年哈佛大學自後者購得這批材料，藏於Houghton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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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FBI調查賴雅和張愛玲

案的第二部分由波士頓調查站負責，主要是賴雅的財務情況，時間是一九五八年八月至一九五九年三月，以一般備忘錄（memorandum）公文格式報告，無「機密」或「極機密」（strictly confidential）等標註。由於當時張愛玲已和賴雅結婚，故其財政狀況也一併包括。

這份檔案曾動員紐約、費城、波士頓、康葛特等多個城市的特工，與賴雅有往來的老牌出版社如Lippincott、Charles Scribner's Sons、Little, Brown & Co. 等都被涉及，另又遍查多地的房地產紀錄。結果發現賴雅極為拮据，毫無財產（asset）可言，甚至連汽車也沒有；而長達三年多都靠預支版稅度日，總數也不超過五千美元。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FBI特工在賴雅與張愛玲的公寓（新罕布夏州，佩得伯勒，松樹街二十五號︹25 Pine Street, Peterborough, New Hampshire︺）約談賴雅，大體證實FBI自他處調查所得。賴雅又表示除個人雜物、幾張畫、文稿外，可說身無長物，連銀行戶頭都沒有；並強調與張愛玲的生活極為省儉，房租每月也不過是六十一美元。但賴雅承認張愛玲另有一個私人銀行儲蓄戶頭，但非聯名戶頭。

特工除親訪賴雅外，也在附近打聽；同一天訪問了兩人。其中一人（房東？）表示賴雅夫婦皆為作家，大部分時間都在三樓的公寓內寫作，日子過得很節約，似並無任何財產。五、布萊希特與張愛玲一九七一年一月，筆者的老同事詹姆士•萊恩教授（時任教哈佛大學）為其布萊希特及賴雅研究，到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訪問張愛玲，其後並有書信往來。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張愛玲的一封回信裡，表示婚後賴雅曾帶她去觀賞兩次《三便士歌劇》（Three Penny Opera）的演出，一次在華府，另一回在三藩市。張愛玲還記得其中一趟的演出相當好，可以想像德語原著的神采，還表示日後希望可以觀看原文的演出；張愛玲尚記得和賴雅之間的玩笑話，說是要在東柏林觀看演出，而這在美蘇冷戰的年代，自是完全不可能，尋且是罪名一宗。

就現有各種材料（包括訪問、未發表書信等）來看，賴雅在一九五○年代對蘇聯及共產主義已極為幻滅，但一直維持其左翼的「理想主義」心態，對共產黨、共產主義都不願譴責。因此對西方大眾傳媒對蘇聯及中國的種種報導，一方面心存疑惑，另一方面則是不忍面對，只好採取拒讀拒聞的方法。一九七一年二月二日萊恩教授口頭訪問張愛玲時，她就提及一九六六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時，《新聞周刊》（Newsweek）上有專題報導，她拿給賴雅看，但賴雅認定美國雜誌的報導不會正面，便拒絕不看。萊恩教授與筆者分析這個小插曲時，認為賴雅這種心態與布萊希特相似。當年布萊希特每聽到蘇聯的「血腥史」、「陰暗面」，都極為痛苦難過，最後祇好盡量避免這類資訊。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十六歲的賴雅在麻省劍橋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