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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亂序 |
十三歲時，我在台灣中部的山村中手抄屈原的《離騷》，從起首「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一路抄下，彷彿這一路的抄寫，是在尋訪詩的夢圖，儘管古楚語對十三歲的孩童來說，簡直就是天書，亂石崩雲，無從得解，但我興味盎然，將《離騷》奉如經文，一直抄寫到詩末：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方才罷休，而不以為苦，至於騷中要義，雖渾沌難明，卻如木蘭墜露、秋菊落英，讓我對詩的懷有浪漫之思，生發而出步涉詩路的夢想。
直到大學時，讀王逸《楚辭章句》首篇〈離騷章句〉，謂屈原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諷諫君也。」司馬遷說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這才瞭悟屈原別愁之苦，騷末亂曰的意義，也才清楚明白。
但為什麼《離騷》詩末出以「亂曰」？「亂」之所指為何？我還是莫名所以。等到後來讀朱熹《論語集注》，《論語、泰伯篇》：「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將其中的「亂」字注為「樂之卒章也」，指出「亂」就是詩的終篇、歌的末章；顧頡剛《史林雜識》解釋「亂」，也說：「亂者，作於樂之將終，其時煩聲促節，震蕩人心，與本詩前文之樂調有異，故謂之亂。」於是乃知此「亂」並非煩亂雜沓之亂，也非動盪亂離之亂，而是詩人調節樂調，以「煩聲促節，震蕩人心」，使其詩作收束於高峰的終章。我因此理會了屈原寫出「亂曰」的心境，他的別愁與慨歎，透過「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的悲歌，寫出了一個亂世忠臣的流離愁苦。
但是如果由文本看，《離騷》的「亂」似乎還不只是詩歌終章的代稱，似乎也還有著屈原藉此以諷世亂、以理心亂的雙重意涵。屈原在世時，覓詢理想國而終不可得，遭到佞臣的妒害譖毀、楚王的貶謫流放，感於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寫下《離騷》明志，最後自沉汨羅江而死。他的憂愁幽思，實則無不源自世道之亂；他的以詩明志，因而也有理心治亂的用意。「亂」字之出，在屈原的詩中，出以歌的形式，寓以心亂於亂世之煩憂，應該也可合理解釋。
從十三歲抄寫《離騷》到今天，三十多年過去。《離騷》成為少年時的我效式的典範；而屈原「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司馬遷〈屈原列傳〉﹞的人格與風格，也對我其後的人生與書寫行路有所啟發。我因《離騷》而生詩人之夢，從十三歲開始，在山村的閣樓中編織：二十歲之際，以「台語詩」和「十行詩」開展我的現代詩書寫，儘管語言有古今之分、形式有新舊之別，但在字裡行間，仍然處處可見我受屈原楚聲、楚物、楚風的深潛影響。這是何等奇妙的機緣。
這本詩集題曰「亂」，或許也和我手抄《離騷》的機緣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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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詩集《亂》，是我的第八本詩集。從一九七七年出版《銀杏的仰望》，到一九八七年出版《心事》，總計十年間，我寫了七本詩集，其中包括建立明顯風格《十行集》和台語詩集《土地的歌》，以及以二十四節氣寫台灣風土的《四季》。那十年之間，我日思夜夢，率皆為詩；思慮純粹，因此詩思如泉之湧、風之生。我懷念那段和詩戀愛的時光，日月悠長，華枝春滿。然則，一九八七年之後，隨著戒嚴的解除，台灣的社會在政治威權的逐年鬆動，以及民間力量的逐年崛起之下，開始了直到今天為止仍在不斷挪移的板塊運動。從蔣經國的過世，到李登輝的上台，二○○○年民進黨的主政，以迄於今。這個國家和社會是在不斷打破禁忌和開放空間的過程中，尋求政治的正常化之路。從日治時期以降長達百年的殖民統治，暗室一樣，忽然被一道又一道的光線劃破了，從暗黑到光明，免不了刺眼；從密閉到開啟，免不了混亂。這將近二十年的政治板塊挪移，使得台灣社會處於猶疑、晃動、焦慮和急切的震盪之中，從黨內黨外的纏鬥，而本省外省的區分，到泛綠泛藍的對峙，乃至於台灣和中國之間的統獨爭議，在在訴說著台灣社會的動盪與不安。板塊挪移、碰撞、搖晃，人心也跟著驚惶、錯愕、難安。「亂」字，因此成了台灣這個島上所有人心頭上的痛！
這顯然不是詩的年代，一九八七年之後到一九八九年兩年間，我忽然從創作力旺盛如火山之爆發，瞬間熄火，一無詩作，與此不無關聯。
但更關鍵的原因是，我的人生之路和職場生涯，來到一九八七年忽然有了巨大的轉彎。在這之前，我擔任《自立晚報》副刊主編，儘管工作忙碌，都與文學有關，因此尚能悠遊於想像的大洋和隱喻的峰口之間；在這之後，我轉任報社總編輯、總主筆，面對高度政治性的新聞工作，隨著台灣政治與社會的變化，跌宕起落，蹦緊神經，詩的想像之巢已為政治的鳩鳥所佔，隱喻也已被直言批判所瓜代。編報紙、寫社論，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四年自立報系轉移經營權風波發生，整整七年，僅得詩作十四首，且多與政治新聞事件有關。從一個文學人到一個新聞人，詩與新聞對話的結果，是虛構的美在現實的醜陋和政治的亂象之中，逐漸遭到侵蝕、掩埋。
接著又是另一個變動。就在自立報系轉移經營權風波發生的同時，我考上了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班，離開新聞工作之後，重返學院，開始另一個階段的學術研究生涯，直到二○○三年取得博士學位為止。前後九年，我學習如何由一位批判時局的新聞工作者，收斂、沉潛、省思，在冷僻、枯乾的理論和書堆之中轉型為研究者；這九年中，我前兩年因為博士班要求專職學生，最後一年因為撰寫博士論文需要辭掉教職在家，計有三年遠離職場，為無業之遊民，其中六年則先後任教於靜宜大學和真理大學，游移在身兼老師和學生的雙重身分間，學術研究和教學，佔滿了我的日晷，也剝去我的閒情，而詩需要時間、需要閒情，這九年間，煩亂、蒼茫如霧中行路，詩僅得三十首。我懷念十三歲時手抄《離騷》，單純如月光的詩人之夢；我懷念二十歲之後三十二歲之前，源源湧泉的詩的書寫；比較起來，三十二歲之後，媒體工作與學術研究，都使我不得不在峰迴路轉的人生埡口迎風疾行。從文學人、而新聞人到學者，這些身分的轉換，其實伴隨著心境的慌亂，爬上爬下之間，生怕一不小心，就墮入每一個埡口的懸崖下。
這本詩集《亂》，從而也印證了從一九八七年到二○○三年這十六年間我在人生路上步出的凌亂的腳跡，留存了三重身分轉換過程中，我和變動的台灣社會亂象對話的聲軌。幸好有詩，在昂揚的年代，詩是光燦的日頭；幸好有詩，在混亂的年代，詩是沉吟的歌；幸好這十六個春秋的沉吟，終究誠實表現了台灣和我的對話，以亂為名。這本詩集的分卷，因此也以寫作年代為序，藉以呈現我的人生行路、身分變動和心境轉折。我漫長的十六年時光之亂，以及十六年間相應的台灣社會之亂，就在這本詩集的書頁之中如潮汐起落，相信聰明而又有富有想像力的讀者，能夠由這些詩作中，理會我何以使用屈原《離騷》的「亂」以涵蓋這十六年詩作的理由：亂，作為終曲，是治的首章；亂，作為亂世之記，寓有治世之期；亂，作為詩人的煩憂愁苦，則有推雲去霧、漱石枕流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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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謝詩人安民兄，在文學傳播消沉的年代出版這本詩集，讓我時斷時續的詩生命得以重行啟動；我也要感謝從一九八七年之後變化快速、亂中有序的台灣，提供給也在人生埡口中逆風挺進的我，以亂針刺繡的圖像。
二○○五年五月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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