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一日，中國的農曆除夕前一天，一場突如其來的驟雪，打亂了紐約人的生活節奏。

這天傍晚，我正在中國城一家餐廳邀一位未來的同事吃飯。吃著吃著聽說外頭下雪了，不以為意，漸漸人聲鼎沸了起來，嚷嚷著雪越飄越大了、開始積雪了、雪越積越高了、要釀雪災了……。

看來雪大人這回打算逞凶，便匆匆餐畢，朋友趕去搭地鐵，我則去取車。這時候走在雪地上已覺辛苦，到了停車點，發現車已深陷雪堆，動彈不得；即便移出，恐也難保在雪地上能安全行駛，更不知已見大混亂的路面交通，能否確保到得了報社。

我只好「棄車」，改搭地鐵，以為這會使我到班順利些。哪知，受到大雪的衝擊，又適逢尖峰時期，人群大量湧入地鐵，地鐵站萬頭攢動，有如難民潮。地鐵車進站時擠滿了急著回家的人，幾乎不見人下車，當再次啟動時因勉強又塞進了一些人，個個被壓縮得有如沙丁魚一般，以致候車而搭得上車的進度緩如牛步。

眼看著地鐵車一班一班開走，時間分分秒秒過去。等到好不容易擠上車，好不容易有幸成了沙丁魚，到了換車點下來，同樣的情境又要重演一遍。在那個地下世界裡混合了各種異味，充斥著滿心焦慮，耗費掉無法預期的時間。要命的是，在這個狀況莫名的當下，不時還會傳來有關地鐵線中斷的消息，真假難辨，心裡不住地祈禱那可別是我要搭乘的路線。

終於拚著老命從最接近報社的地鐵站攢了上來，伸頭看見大地，抬腿踏上地面，乖乖隆的咚，雪已深到了大腿之上！原來，就在與地鐵奮戰的這幾個小時裡，風雪肆虐不僅跟著大有長進，還顯得樂此不疲。在既無退路，又無救援之下，只得踏雪前行。

暴風雪的夜晚一片朦朧，路燈昏黃得只剩微暈，視線茫茫，深雪重重，有如置身鬼域，這段本來就有些距離的路程，走起來格外迢遙漫長。好在方向和目標是清楚的，便咬緊牙關，硬著頭皮，把腳深深踏出去，再用力提起來，一步一步，機械式地跟那大自然較勁。

有道是只要堅持，沒有過不去的坎兒，再辛苦也終於進了報館的門。幾個早到的同仁見我到來，驚喜得一陣叫嚷，他們剛剛才經歷了踏雪上班的各種險境，知道來之不易。這時候時間指向十一點半，已是接近午夜了。

突來的一場大風雪，通訊和交通系統為之大亂，報社高層沒人敢下達停班令，但也沒人知道同仁能不能到得了班，或到班的人力是否足堪出報。誰都沒把握下一步是什麼狀況，全憑天意，還有，同仁的毅力。

說也奇怪，準時上班固已極度奢侈，但是進到報社的人可並沒停，相隔沒多久出現一個，一個接一個。每出現一個，便引來一陣騷動，又是掌聲，又是驚呼，尤其當遠距同仁或嬌嬌女同事（像是羅久蓉、王蒂蒂、馬勵）也出現的時候。上班本是一件平常事，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受到這麼熱情的對待，每個到來的人都像極了百戰歸來的英雄。

新出爐的英雄們一邊受到歡迎，一邊述說著不盡相同的歷險記，有駕車拋錨的，有搭錯地鐵的，有遭停駛折騰的，有從公車上半路下來的，有受到搭救的，也有自顧之不暇卻還幫忙別人的……，把這間位於皇后區長島市（Long Island City）的廠區辦公室，撩撥得熱鬧非常。

結果，在這麼惡劣的天候下，竟沒有一個人缺席。受到這麼多躭誤，竟照樣準時出報！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沒有人自動放假，也沒有人半途放棄，儘管不無抱怨報社不夠體恤，但個個排除萬難，在風雪最大、狀況最壞的時候，來到報社，完成出報任務。

他們衝著一張才誕生了五個月的報紙而來，這張叫做美洲《中國時報》的報紙正努力想成為最好的中文報紙。他們正在創造這個歷史。

那是一九八○年代，國民黨從大陸敗退台灣已經三十餘年，這三十餘年的美國社會也積漸充斥著由它而來或與它相關的各種人。這些人大不同於過往的移民，他們充滿能量，潛力無限，彷彿渴望著奉獻些什麼給說著相同言，流著相同血液的人。然而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他們需要一個平台。

一九八二年九月美洲《中國時報》的橫空出世，適時打造了這個平台。它是敏銳而開濶的，且是認真任事，深具使命感的，為古今中外報紙所不多見。它聚攏了各方能人馳聘其間、揮灑其間，因而締造了一頁傳奇，引領了一時風騷，至今難以從許多人的記憶中抹去。它本身就是那個時代的縮影，它且以時代的縮影積極尋覓、碰觸、探索乃至結合各個方面的人群，想與他們共同豐富那個時代的內涵，藉由海外才有的難得遇合，為他們念茲在茲的母國注入美好的可能。

人群中最大一部分是從台灣負笈美國的。他們跟隨父母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從大陸跨過台灣海峽，還有更早在三、四百年前即已橫渡黑水溝去到台灣的後人，於國民黨治理期間在台灣受完大學教育，即遠渡重洋赴美深造或移民。如此經年累月，在美國造就了一批學人和商人。學人多是在美國各大學取得教職或在各大公私機構從事技術與研發工作，商人則是胼手胝足經營商業包括各類服務業，已形成具備投放廣告能力的經濟規模。他們有的已蜚聲國際，飲譽四方，有的雖無赫赫之名，卻在專業領域裡頭角崢嶸，飽受看重。

當時的國民黨特別懂得延攬，藉由召開國建會之名，讓旅居海外學而有成的人有受邀返台提供意見的機會。台灣的《中國時報》很早就邀請他們寫專欄，在那個傳輸不便的時代，為應時效，往往要透過國際電話由對方將寫好的稿子報過來，我們快速逐字聽寫後發刊。我在台灣的時候除了採訪，便是擔負邀稿與錄稿的工作，來到美國辦報後，就更是以聯絡他們為務，爭取與維繫他們常態化供稿。

由於他們享有在美國的學術地位，甚至具備美國公民的身分，加上又有相當豐贍的現代學術理論基礎，而個性基本平和，談論時政得以溫良恭儉讓地指出問題，提供觀點，以致在那個還未完全開放的時代可謂擁有比較寬鬆的言論尺度，甚至享有某種程度的「言論特權」。在報社本身言論受限的年代，以邀稿或採訪的方式，「借他們的口、說我們的話」，是《中國時報》最早採用的招術，而在美洲《中時》達到極致。

因此許倬雲、余英時、丘宏達、田弘茂、高英茂、張旭成、李金銓、熊玠、楊力宇、高資敏、張緒心、夏志清、唐德剛、劉紹銘、陳若曦、姜敬寬、叢甦、李子堅……，便成了海外名家，他們以歷史、政治、法律、文學、傳播見長，他們的文章經常出現在美洲《中時》的顯著版位上，在當時的環境中提供了不少具有前瞻性的看法，縱未必一一及時奏效，對於後來台灣的政治改革都曾發揮過莫大的影響。

這是一批獲得國府接納的學人，另外一批則有不同的命運，他們在中共推動「回歸」、「認同」期間及在「保釣」運動階段，曾經選擇了中國大陸，或表達過對國府的不滿，後來以進入聯合國中文部為集結，比如劉大任、張北海、郭松棻、水秉和、陳文輝、楊誠、姚立民等。以及因在美國成立台獨組織，他們具濃厚的台灣意識，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紛紛以FAPA及台獨聯盟為集結，比如蔡同榮、彭明敏、陳唐山、王桂榮、張燦鍙、張富美等。二者皆被列入黑名單，長期斷了歸台回鄉之路。

這兩路人是最早的統派和獨派，都不見容於國府而被視為異端、分歧分子。美洲《中國時報》以開明自居，不但未以寇讎待之，反而照樣敲門，一探究竟。我們從新聞人角度找出去異求同的途徑，在接觸、採訪，乃至適當邀稿的過程中，成為受到信賴的媒介，試圖找到拉近距離的可能。不管國府領不領情，美洲《中時》的確有如戰國齊人馮諼之為孟嘗君「市義」一般，盡到過心意。

但最受我們傾心的是站上美國政經社會據點的中國人，包括為華人排難解紛、爭取權益與清除出頭障礙的社區工作者。前者有繼早年鄺友良、余江月桂之後在選舉上嶄露頭角的吳仙標、陳李琬若及在行政上進入政府部門的鄭向元、涂平子、趙小蘭等，還有太空人王贛駿、建築設計家林瓔、知名主播宗毓華、董凱蒂、環球小姐梅仙麗等。後者以紐約平等會的陳婉瑩、組織選民協會的歐信宏為代表，他們總結歷史經驗，著手喚醒華人權益意識，為此聲嘶力竭、摩頂放踵的身影，至今應常留在全美各地採訪的美洲《中時》記者如胡鴻仁、楊人凱、羅鴻進、周天瑋、林麗蓮、邱秀文、何清、郭貞等記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