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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長又不太短的「十年」 |
第三節 不太長又不太短的「十年」
各種不同的時間尺度，「十年」應該具有特殊的地位，在台灣現實的條件下。
台灣從來不是個歷史意識與歷史知識發達的地方，而且對於過去歷史的敘述，夾雜了許多政治權力的介入扭曲。所以如果要用百年或五十年、甚至三十年，做為思考的尺度，那就難免陷入種種歷史事實認定的爭議。資料不足、史觀薄弱、偏見橫生，這些因素使得回溯歷史產生的智慧，很難產生。
而且台灣的變化實在太快，台灣所處的這個二十一世紀世界變化更快，太長太久遠的歷史整理出的法則，難免讓人懷疑其現實適用性。變化那麼快的時代中，當然，我們想要預見三十年後、五十年後的台灣，也同樣困難重重、不切實際。
十年，是大部分人都能切身經歷的有限時間，再怎麼健忘的社會，個人記憶還不至於完全喪失了十年光陰的烙痕。向前預想十年，我們也還能看得到分析得出台灣社會基本結構變與不變，可變與不可變的幅度。對於像黃仁宇那樣的史家，百年、兩百年、三百年，才是「長期合理性」的單位；對於我們一般關心本身命運未來的人，十年或許才是最能掌握、最具實質力量的單位。
檢驗「十年思考」是否有效，一個方法是以十年為單位，倒敘衡量「台灣經驗」，重建：一九九五年的時空背景下，可能如何展望二○○五？一九八五年的台灣，會如何預想一九九五？一九七五年的環境下，人們面對一九八五可以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先從一九七五年看起吧！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逝世，強人威權非變不可。當年在國父紀念館前排隊等待「瞻仰遺容」的人，想像未來十年，一定立刻想得到幾個問題：政治接班會順利嗎？老蔣建立的個人崇拜要如何收場，有辦法轉移給蔣經國嗎？陷入孤立環境中的台灣，怎樣才不至於完全窒息？「第二次進口替代」、剛剛發動的「十大建設」，能替台灣帶來經濟契機嗎？蔣經國異於其父的「革新保台」路線，真能「革新」、真能「保台」嗎？
十年荏苒，事實證明，台灣發展的主軸，確實就是沿著這個一九七五年就看得出來的座標鋪陳的。那十年，是「蔣經國時代」，蔣經國穿一襲夾克深入民間，平易近人，成功塑造了完全異於蔣介石的領導風格。政治架構，是舊的國民黨黨國一體、政經統抓的威權架構，可是這大塊權力版塊表面，塗上了非常不同的顏色。
舊架構接上新風景的變化，也發生在那十年的台灣經濟上。舊架構是「出口導向」，這不是短短十年改變得了的，但一脈延續的「出口導向」經濟活動，透過「十大建設」的影響，卻大幅改變了出口項目的基本性質。農產品的出口快速衰退，不再扮演任何重要角色，初級原料加工的比例也降低了，取而代之，新興的出口主力，成了石化塑料相關產品，以及從成衣到收音機、電視機等代工成品。
更進一步，那十年間，「出口導向」及其所創造的財富，解決了一九七五年時看來極為嚴重的國民黨內外隱憂。靠著暢旺的出口事業，台灣得以擺脫從退出聯合國到中日斷交、再到中美斷交的連串打擊，保持與國際社會積極互動來往。同時，國民黨在台灣，也從一個「帶大家反攻大陸光復國土」的政權，轉變成一個「創造經濟奇蹟」的政權。換句話說，國民黨的統治合法性，由原先的中華民國「法統」，挪移到了經濟成就上。經濟成就，人人可以感受到的物質享受，當然比空洞的「法統」容易拉攏民心；而經濟成就取代法統，也正是「革新保台」真正的「革新」成果、「保台」效應。
應該可以這樣說：站在一九七五年的起點上，人們當然不能預見十年內會發生的所有事，然而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大有機會準確整理出那十年中最關鍵的變數，控制好這幾個在舊結構上冒發出來的新現象，理解舊結構的強度，與新現象的力道，有心人可以規畫出種種選擇，彰示台灣十年演變的軌跡來。
一九七五年站在國父紀念館前等待「瞻仰遺容」之人，大概想像不到，有一天國民黨的統治會開始動搖，大概也想像不到，有一天，「台灣錢淹腳目」會變成這個社會帶點自豪帶點諷刺帶點無奈，大大流行的俗語。
一九八五年的人，如果向前預測一九九五，卻很容易看到這兩項命運的新挑戰。因為他們經歷了風起雲湧的黨外騷動、經歷了詭譎卻又激情的「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和「軍法大審」，這些變化，構造了政治權力的新局面。他們也經歷了台灣外匯管制、刻意低估台幣所造成的出口大繁榮，這(漏文p.28)本省籍的年輕人被教育體制磨掉了日據記憶，他們應該會彼此相似彼此接近，形成新的社會族群吧？還有，經濟發展帶來的財富，使台灣從標準的貧窮狀況，進入曖昧的新富、半富階段，這種身分變化，將如何進行？
這些因素，歷史過程再度證實，就是那十年中的「長期合理性」，或者說，「中期合理性」。從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五年，台灣迸發了民主化的巨大能量，從蔣經國宣告：蔣家人「不能也不會」繼他之後接任總統，到解嚴、開放黨禁報禁，到老法統退職國會全面改選，北高直轄市長直選，以迄總統直選修憲定案。一九九五年結束時，台灣雖然還是國民黨執政，卻有了堅實的反對黨──民進黨，而且朝野兩黨正積極摩拳擦掌，準備投入有史以來第一次總統民選。
一九八五年時，沒有人能預見蔣經國會在三年後猝逝，李登輝在多番波折後掌穩政權。沒有人能預見台灣學生會齊聚在中正廟前，演出「九○學運」大戲。沒有人能預見九四年台北市長民選，國民黨分裂使得民進黨的陳水扁能夠勝出。然而，不能預見這些特定事件，卻無害於在一九八五年的時點上，看得出來「威權」與「民主」的角力，將成為台灣變化重點。
同樣地，一九八五年時，也沒有人能預見台灣股市會飆漲到一萬兩千點。不能預見一位財政部長無預警地宣布復徵證所稅，就讓股市崩盤，跌掉六分之五的市值。應該也沒有人能預見，土地與房地產會一下子三級跳，跳到受薪階級無力負擔的程度，同時製造出一大批「田僑仔」暴發戶。
不過，一九八五年時的有心人士，其實已經清楚看到，「勤勞賺懶惰花」的保守經濟行為模式，在台灣搖搖欲墜了。外幣管制政策帶來新台幣發行量年年激增，封閉系統中流通的貨幣無處可去，這絕對是台灣要面對的大難局。「十信案」隨後爆發，表面看來像是揭發了蔡辰洲一個人的巨觀貪婪，其實那巨觀是由數萬數十萬台灣人的小貪婪堆積起來的，而且那些小貪婪、小小貪婪中，還有深深的不安與無奈。「台灣錢」真的「淹腳目」，這卻不會是件好事。錢多到無處可去，表示投資管道、消費機會，未能隨著經濟成長調整；錢多到無處可去，更將誘引人性中企求不勞而獲的心思，直接且快速地破壞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來形塑的工作倫理。
股市大起大落、「大家樂」瘋遍全台、爛頭寸充斥、企業明目張膽規避政府法令，台灣經濟的舊秩序，被自己創造的成就給衝垮了。
政治舊秩序與經濟舊秩序都維持不住局面，老實說，怎麼會是一九八五年時看不出來的呢？迥異於從一九七五到一九八五的經驗，一九八五到一九九五這十年，我們找不到足夠的遠見智慧，預先安排即將到來的震動，也就找不到讓這震動緩和的機制。
於是我們度過了驚濤駭浪、騷擾不安的十年。幾乎一切都回到最原始「試錯」(try and error)方法，有什麼試什麼，錯了再換另外一樣上場。「試錯」過程，迸發出台灣社會前所未見的活力能量，但卻也付出了龐大、無可衡量的代價。
無可衡量：如果不要等到「台灣錢淹腳步」才在美國壓力下開始「自由化」腳步，這十年台灣經濟可以多有什麼樣的成長、長出什麼樣比較合理的局面？如果不要等到整個社會不耐煩，連教官都帶隊去中正廟前要求「國會全面改選」，就進行民主化改革，台灣可以省掉多少街頭抗爭、流血衝突的社會成本，可以替未來減緩多少族群衝突的隱憂呢？
一九七五到一九八五、一九八五到一九九五，這兩個沒多遠的例子，說明了：第一、「十年遠見」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決策者只需對自己的社會誠實、用心，很容易就能頗為準確地整理出「十年遠見」的要目││影響未來十年國家命運的關鍵在哪裡。尊重「十年遠見」，按照「十年遠見」來進行大格局思考，能夠有效地拆解地雷、避開陷阱、找到柳暗花明的轉折新道路。
反過來看，不管什麼原因，如果決策者疏於訓練自己「十年遠見」，或無暇無能提供「十年遠見」，那麼決策出來的作為，勢必會給整體社會帶來許多不必要的災難。
不要倒果為因；並不是一九八五到一九九五那十年間，台灣社會亂到無法預期無從應付，而是那十年間，人們喪失了「中程眼光」，決策者提供不了「中程遠見」，沒有「中程遠見」引領下的藍圖共識，才使得台灣變得那麼亂，看來那麼沒有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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