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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
其實我很高興能有這樣的機會，因為唐諾一直以來都是在談別人、談書、談作者，導讀書、導讀作者、讚美別人，他少有被人家讚美，所以我得讚美他一下。借陳芳明最近新出的《新台灣文學史》裡的話起頭，他說唐諾是遲到的作者，以《文字的故事》（2001）一書被人看見。他用了一個「遲到的作者」，在我看，他這個遲到要歸咎於唐諾自己的人格質地，因為從以前到現在我所見過的人，我再沒見過一個比他更淡泊的人了。我們常說淡泊名利，可是我覺得名跟利的淡泊都不是，而是連對自己寫出來的作品、所完成的東西，甚至所開發出來的一個一個領域，他都不想去擁有它，佔有它。好不容易開發出一個大家可以辨識出來的領域，想想看多少人一生就是為了取得叫人家能夠辨識他的位置，可是唐諾寫作以來，已經開發出好幾個領域，好幾個足以被辨識的位置，夠他用一輩子，可是他很快就不留戀在裡，而進展到另一個領域裡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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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芳明講他是一個遲到的作者，我覺得一點都不遲到，如果翻開唐諾的寫作年表，最早讓大家辨識他的，是《唐諾看NBA》，寫籃球的這一大塊，包括以唐諾為名的運動家系列裡的翻譯，把籃球寫到像我這樣一個籃球白癡也看得津津有味而且還有所得，顯然就不只是籃球！可惜他是我所見過最淡泊的人，所以這一塊他很快就離開了。我很記得在當時，他寫NBA時，連香港都有人來找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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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諾：
因為那時候亞衛每週有轉播一場NBA，他們就問我能不能每週去一次香港，但我沒有多餘的時間，就只能當它沒發生過。那時候看NBA比較不容易，因為沒有像現在這樣的Cable。台灣沒有自己的專業運動頻道，能夠看到轉播的就只有亞衛每個禮拜有一場，另外還有NHK。當時能在電視上收看NBA，就只有這兩種可能，而且都得自己花錢裝小耳朵，我當然沒有答應他們，答應他們我其他什麼事都別做了。
朱天文：
所以我幫唐諾的讀者問他這個問題，比方像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文學與文化研究室主任黎湘萍，他每次遇到唐諾就抓著他聊NBA。後來唐諾又有一群迷，是他的推理導讀迷，上海原來《萬象》的總編輯陸灝現在編《上海書評》，曾經想邀唐諾一起辦推理雜誌，所以我想幫唐諾的讀者問，他們一直等你在這兩個領域的作品，可是一直都等不到，你就這樣不寫了。老實說，那幾年每次拿到卜洛克的「馬修•史卡德系列」，看完你的淋漓有料其實完全可以獨立成文的導讀，然後看史卡德探案，是我莫大的享受咧。你自己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唐諾：
因為這原本都跟工作有關。我正式開始在出版社工作就是編兩套書，一套是運動家系列，一套就是推理。可能是我自己的緣故，我總是比一般編輯多介入一點。基本上，每種東西都有它的負載量，有它各自的極限，比方說小說有小說能做到的事，也有它怎麼樣都做不到的事。在《世間的名字》裡，我講到一個小說家可以像昆德拉，像卡爾維諾描述的那樣，關懷人存在的總體問題，還可以指向宇宙深處探入虛無，可是這樣的小說家卻救不了一隻貓，就像這樣，總有他做得到與做不到的事。在談NBA時，我和劉大任有很大的不同。劉大任覺得這個容器可以非常大，運動文章本身可以寫成偉大的作品，可以承載巨大的東西。我發現自己跟他最大的差異是，他相信這個載體，而我認為這個載體裝不進我覺得真正應該裝的東西。總之我覺得運動畢竟只是運動，不具有那麼大的延展性和彈性，尤其對於較為高遠、較為深刻的東西。我用唐諾這個筆名是最初寫運動時用的，但其實是我所有筆名裡最不正經的一個。我原來一直相信它會是第一個被消滅掉的名字，那時候我還寫一點歷史，寫一點別的東西。我記得在我寫NBA的第三本，後面的跋裡頭我就有說，我覺得唐諾不是我，我好像創造了一個角色。我相信看當時這批文字的人也有這種感覺，唐諾實在是個極不正經的人，甚至有點賴皮，有點口不擇言。如果光看寫NBA的唐諾，會覺得劉大任是非常正經的在看待，而唐諾就是個痞子。雖然很多人在這個領域裡可以有美麗的人生，但我始終覺得它不是一個我該在的世界。我一直把我看籃球這件事當成只是娛樂，甚至有點接近惡習。其實推理對我也是這樣，到某個地步我就覺得我碰到屋頂了，即使我努力的把推理往上拉也沒用。畢竟在那同時我已經讀了非常多的所謂正統的小說，我知道它們與推理小說之間的差異其實非常大。我所看到最好的類型小說，真要用偉大的小說的規格來看它時，還是覺得它們無法到那裡。以我自己閱讀的經驗，我覺得類型小說家要跨越類型的支撐，難度是非常高的，像卜洛克、像勒卡雷可以好到這種地步，但他們距離偉大的小說還是很遠，差了不止一兩個檔次，所以我在寫推理導讀時，我很希望能夠做到一個事情就是，你覺得這小說很好，那我們可不可以再去看一些更好的東西？我很希望能把一些讀者導到這裡。我希望的是能藉由推理小說裡最用腦子、最優秀的小說，能不能把讀者誘拐上另一個層次。今天，運動和推理，對我來講已用完可能，「船只走到這裡」，我以為自己還能往前再走一點，我只能選擇離開。
朱天文：不過即使是這樣，你也曾寫到，昆德拉說作品會比作者聰明一點點。不管是不是因為工作而做，導讀作品的這個工作經驗，讓你覺得在寫作時，會寫下一些你自己原本都沒想到的東西，這樣的經驗可能是最可貴的，唯有專注在某個狀態，才能叩問出東西來。「作品比作者本人聰明一點點」，我記得你是說，這是來自於書寫時某種持續的、屢屢要陷於絕望的不尋常專注。只有在書寫時，我們才會進入一種狀態，我們的心思被迫專心持續幾小時，幾天或幾星期幾個月不放鬆，精疲力竭，這樣我們才有機會探入平時我們不可能深入的地方，叫喚出平時召喚不出來、甚至不知道自己有的東西。我記得你把這個狀態說是孔子讚美顏回的「三月不違仁」，孔子欣賞的是這個好學生的心思專注，倒不是什麼道德讚譽，這是我聽過對於「仁」的最新鮮的說法。而就因為你不鬆手的一直寫下去，所以你的角色也開始變了。從最先的翻譯橋梁，意即把高門檻的某個領域，翻譯成讓一般大眾都能懂得的語言，這樣的翻譯橋梁，已經慢慢變成一個你所謂的、聆聽者的角色。其實，創作的人基本上都是聆聽的人。你能不能講講你那十年從橋梁轉變成聆聽者的過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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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諾：
當然我是有獲益的，因為工作者和書寫者中間總有互相重疊的部分，所以我從不否認自己做過這些事寫出過這些文字，再蠢的往事都對自己有意義，它聯繫著現在的你，只是對其他人沒什麼意義。我一直懷疑自己書寫者的身分，不以為我寫的東西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我只是轉述、解釋，努力把好東西指給更多人看。這個翻譯橋梁的工作，說好聽一點叫做啟蒙，啟蒙不是某一段歷史時間、不是某一個時代專有的，啟蒙是隨時發生的，只是在某一個時代裡頭特別全面，特別清晰，成為某種歷史主調而已。過去我曾經講過，某些人可能不容易看到某個太高遠的東西，可能是某個物理原理，可能是某個哲學論述。我想的是，可不可能透過某種方式，讓原本是三十個人看得懂的東西，變成更多人可以看到；也就是從智識，變成知識，甚至慢慢變成常識，這是我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在做的。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能耐做為一個厲害的發現者，像我身邊常常有些很厲害的創作者，這是我做不到的，所以我想我總可以做一點解說的工作，把別人所說難以理解的發見轉化過來。說回來，工作可以轉換而書寫不能放棄的理由是，對我來講，書寫不只是工作，書寫就是思考，而且是我所知所能最精純的思考型式，你要想下去，你就得寫下去，這是最重要的；甚至重要到如果有一天，你寫的東西沒有一個人要看，也沒有任何一處要登，你仍會逼問自己，有一天到了這個地步你還會不會繼續寫？我會想歷史上有沒有人做過這樣的事？有，最早還沒有出版業的時候，這應該是個基本歷史事實。比方說大名鼎鼎的司馬遷，他那時候寫那樣的東西，他不會不瞭解那會觸犯漢天子到什麼樣的地步，他不會不知道那個東西可能只能藏起來，連我們今天哀怨一下說可能只賣五百本的這種感慨都遠遠不可能。以我來講，因為無法放棄，書寫就有足夠的強韌，強韌到至少目前為止，就算我的書沒有好的銷路，願意讀的人數量也很有限，可是這都遠遠不會阻止我。我曾經舉過一個例子，一個語言什麼時候死亡？不是大家都不用它時，而是只剩下一個人在使用，因為那就只是一個聲音而已。過去這段日子裡，我覺得任何一個高遠的東西，把它用較簡單的話說出來，我認為那不但可能，而且是必要的、非如此不可。但另一面是，這仍是簡化，仍是舍棄，你不斷感覺有很多好東西被刪除，不斷從指縫流失掉，我當然也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做一件很糟糕的事。把難的東西用簡單的方式講出來，往往也製造出一種迷思，尤其在那我們這個思維民粹的時代，人們愈來愈以為，某個東西若無法在第一時間用最簡單的話說清楚，那就代表這東西不重要、甚至胡言亂語了。在翻譯的過程中我一直感覺到這個拉扯，有些讀者信任你，他願意因此再追回去那個完整作品本身，也有些人告訴我他看了我的導讀再不想回去看那個小說，這可能是對我一種誇大的讚譽方式，但總讓我背脊一陣發冷。並不是所有偉大的發現都能用三分鐘讓所有人聽懂，如果一個時代變成這個樣子，那真的是滿可怕的。一個人可能用三十年、五十年的時間去建構一個東西，有時候不是要故弄玄虛，大部分的書寫者都經驗性的知道，他就是沒辦法把這個說得更簡單，他只能用他所能想到最簡單的方式說出來，包括福克納，他的《喧囂與騷動》看起來這麼複雜，但對他來說很簡單，就是一個方式講不清楚，就再加一個，加第三個、第四個，最後再加一個後記，就只是為了把這件事情講清楚。另一個問題是，我看比方說楊照、梁文道、還有以前的詹宏志等等，這幾個做同樣解釋工作的人，我總替他們感覺有點委屈。每個有志氣的書寫者都不願自我重複，但解釋者必須一次一次說同樣的話，這意味著，你必須舍棄某部分遠行的心志。我以前在寫推理導讀或NBA，當這些東西開始變得簡單流利時，我就會感到緊張，我感覺這快變成一種習慣，只取簡單的部分，把深刻的東西刪除掉，停止想下去，久而久之，所有深刻的東西就一一離開你了，不再是不去想，而是不會想了、沒辦法想了；簡單說，你會愈來愈笨。當東西越寫越明朗，也就越寫越單薄，這部分會讓我非常在意，所以差不多感覺到你所做的和你所損失掉的開始不平衡時，我就只能選擇緩緩離開，再不走就什麼都沒了，包括你自己．．．（精采未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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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
一九五六年生，淡江大學英文系畢業，十六歲發表第一篇小說，曾辦《三三集刊》，並任三三書坊發行人。長期與侯孝賢合作編寫電影劇本，三度獲得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及最佳原著劇本獎。文學創作不輟，為台灣當代重要小說家。著有《淡江記》、《小畢的故事》、《炎夏之都》、《世紀末的華麗》、《荒人手記》、《巫言》等。
唐諾
一九五八年生，台大歷史系畢業，現從事自由寫作。不是專業球評，早期卻以NBA籃球文章廣為人知。不是專業推理小說評論者，著有「唐諾」風的推理小說導讀。不是專業文字學者，著有《文字的故事》一書，同年囊括國內三大好書獎。唯一「專業」的頭銜是作家、兼資深讀者，著有《讀者時代》、《閱讀的故事》、《唐諾推理小說導讀選Ⅰ、Ⅱ》、《在咖啡館遇見十四個作家》、《世間的名字》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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