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以軍：
我在《印刻》六月號讀了《太陽的血是黑的》首章，感到十分的震驚與感動。小說開頭，妳旋即呈現出奇異的歪斜感，用一種「推門進入」方式，帶著讀者層層進入曲折的空間中。在夢境與隨後又彷彿被證實為真的現實當中，鄰居小男孩侵入小女孩的空間的過程是曲折的，一道又一道的門遮攔了讀者的視野，直到最後小女孩躲到了最深最裡的內室，在無可依傍、沒有規則的狀態下，靠自己的本能創造出和這世界的對應。在此同時，鄰居小男孩「小光」對女孩流瀉出接近於性侵邊界的威脅。因此，光是「性」在孩童時期被嗅到的氣味，那種暴力與純真交雜在一起的混濁，就已經在小說的第一幕被感染開了。
妳在小說中曾經寫道：「窮人家的小孩無門無戶的，可能真的比較早熟吧。」因為無門無戶，自由穿梭的鄰居小孩能在這些窄仄、幽暗的空間裡，從一個無門禁設防的空間裡侵入下一個空間。這樣的空間表現彷彿就像引領讀者進入妳的魔術之中，如《愛麗絲夢遊仙境》般，所有的故事都是跟著小女孩掉入黑暗之洞而展開。有趣的是，即將展開的故事依循的律法，乃是跟著這奇異的開頭所擺列出來的各種複雜的元素而延伸。所以，妳的小說開頭就讓我嘆服、著迷，乃是因為這些結構的安排就像是邀請讀者在解開複雜的對號鎖，在不斷湊對、嘗試各種數字鍊環的組合以後，才有可能「喀拉」一聲地忽然打開這篇小說的大門。
透過這個詭異的夢境與實境，以及虛實交涉中所包含的各種複雜線索，妳的小說得以在充滿張力的敘事中展開。否則，小說主要的野心和各式各樣的線索會在不同的軸線上各自奔跑而混亂不堪。我想起保加利亞作家卡內提（Elias Canetti，1905-1994）的三部曲自傳。其中，第一部《得救的舌頭》的開場也提到關於小孩子懵懵懂懂的原初記憶。小男孩的記憶曾經是一片紅色的，那時他躺在女人的臂彎裡，被抱入貼滿紅色壁紙的房間之中。然後，一張男人的臉湊了過來，他拿著一把刀輕輕地貼在男孩的舌頭上，對著他說：「我們把它切掉好不好？」刀刃貼在舌尖上的觸感喚醒了小孩心中無可名狀的渾沌恐懼，男人又說：「今天我們先留著它，下次我們再考慮這麼做。」卡內提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有這一段記憶，直到長大才知道原來當時的保母與對街的另一個人偷情時都會帶著幼小的他一起去，因此才被恐嚇與威脅。其實，卡內提整部自傳所要傳達的是非常複雜的家族背景與他之所以成為現在這個樣子的歷程，但卡內提卻用了這樣的開頭作為背後龐大敘事之前的預兆或提示。而妳這篇小說的野心也是相當大的，在妳構造出大時代的切面之時，我們看見的各色面貌卻彷彿是一個個細小磁磚所拼貼而成的馬賽克磚牆。可否與我們分享妳書寫這個開頭時的種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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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淑雯：
在開始寫作這本小說之前，我花很長時間完成了一個失敗的作品，書名暫定為《台北人》，但在即將出版的時候，我卻尖銳地發現，這是一本「我沒有能力替它辯護」的書，因為我根本不喜歡它。然而，這本寫壞的書中，確實包含了我很在乎、很帶感情、很想表達的主題，直到它送上編輯台，「出書」這回事真的要進行了，要玩真的了，我這才任性地把書稿擋下，收回。因為我知道自己寫壞了，搞砸了，我不想出版一本在現實面前站不住腳、甚至連頭都抬不起來的小說。之後，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重讀幾本對我來說很有意義的作品，它們時常縈繞、占據著我的心靈。從二○○八年的四月到二○一○年，我老老實實地將這些作品重讀了一遍，包括《變形記》、《慾望街車》、《麥田捕手》、《異鄉人》、《寵兒》、《羅莉塔》，其中，有些書甚至重讀了三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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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好好認清楚，為什麼這些作品不斷呼喚著我一讀再讀？忽而有一天我想通了，這些作品共有的特質、面對的主題，全都是「孤獨」和「孤獨產生的陰影」。孤獨有很多種，但最深的那幾種孤獨是說不出來的，例如：童年受到性侵的小孩，無論是男是女；得了精神病的人，無論他是幾歲得病的，他有話說不清楚，等到發病了才開始說，已經沒有人聽得懂了；另外一種就是政治犯，事情發生的時候他不可以說，等到可以說的時候他已經老了，記不清楚了，或者已經發瘋了，所說的話是真是假已經難以辨識；或者像我的小說裡，小光那樣的人，他是天生的殘障，半失語狀態。因此，當小光「行動」的時候，不論出於好奇還是善意，那「經驗的零度」都是無法被重返的。在這本小說裡，我想要談的就是這個，各式各樣的孤獨以及他們所形成的各式各樣的暗影。因為我想清楚了，才有能力動筆再寫，也終於找到了語言和敘事的位置。透過閱讀把自己沉澱下來以後，我才找到重新書寫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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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以軍：
兩年前我遇到妳時，妳說妳加入了一個白色恐怖的田野調查，那大概是怎樣的狀況？
胡淑雯：
我在二○○九年跟著民間團體（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去訪問一些我們稱之為「綠島牌老先生」和「火燒島老杯杯」的政治受難者，那裡面最年輕的一個，當年被抓的時候還不滿十九歲，○九年的時候都已經七十九歲了。他經歷了兩度的中風，說話的時候一直流口水，我們幾乎都聽不懂他在說什麼，花很多時間好不容易聽懂他說的話，竟然是：「我不記得了。」他花了很多的力氣，只能向我們表達一個訊息：我不記得了。我們一組四個人，由一位有經驗的前輩領頭，被分派了「郵電案」，循線找到事件相關人（有限的存活者）進行訪談，前後總共進行了一年，這個計畫抱持著搶救史料的心態，把還沒出聲的歷史碎片撿回來。已經好好說過自己故事的政治犯，大約只有兩百多人，另外還有八千多人是沒有被好好記錄過的，當中有很多已經無消無息沒有聲音地離開了人世，還活著的，就算記得也說不清楚，說了也不太確定，他們大部分不是反抗菁英，甚至也不是讀書人。其實在台灣民間，一直有人不計代價做著這一類的口述史，我的參與是很有限的。
駱以軍：
我在這裡要提到我印象很深的一段，也就是在第十一章的〈西門町，獅子林〉一段，妳展開了《慾望街車》裡對那個過氣的、如活在昏霧謊言裡的女人白蘭琪的追想。妳說T.W.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是這樣形容白蘭琪的：「白蘭琪舉止中流洩的某種遲疑、不安，搭配那一身的白，令人聯想到蛾。」妳接續著用奇異的「明視」法，將白蘭琪與「蛾」做了連結。妳談到：「『蛾的白』遂成為一種耗弱的白，所謂『精神耗弱』，迷醉於酒、藥、香水與回憶，苦於妄想或幻聽，無時無刻不撲粉補妝，長時間占用浴室進行水療……」接著筆鋒一轉，將時空拉到西門町：「在週末的西門町，我遇到了白蘭琪2.0，二十一世紀台客版。」妳所暱稱的這個「小白」先生，穿著「純白高跟鞋、純白公主裝，身高超過一八○，表情浮在突出的喉結之上，一身壯碩的男體包裹在全套的女裝裡面」，是個正在「學著當女人」的男子漢。然而，妳所安排的幾個主角則是在旁邊，用既覺得滑稽又同情的角度觀賞著一個大漢變身女人的成果。與此同時交錯的，是對《慾望街車》中白蘭琪自始至終「罪惡感」緣由的探索，將白蘭琪視為一個「罪犯」、「帶罪之身」（或是擺放在「不正常人類研究中心」的某個菌種觀察培養皿），在這幾個如同CSI小組的探員前，白蘭琪的個案資料與犯罪史被貼在牆板上加以研究討論。然而，當妳將一九四○、五○年代裡那個褪了色的、蛾白的、滄桑的白蘭琪放到早就充滿各形各色怪異疾病的現今時空來討論時，我們可以發現好多人也犯了同樣的罪，甚至更敗德。
即使這樣的連結有點刻意，但我仍不禁想起從九○年代以來的幾個女性作家所拉串起的線繩關係，如陳雪的「惡女」、鍾文音的「豔歌行」或李維菁的「許涼涼」等，她們構築出了「妖怪少女」進城的大故事。共同的主題往往是「性」，那樣的性可能發生在潮濕的、租賃來的宿舍之中；或者筆下的女孩有些被叫進有錢人的豪宅，冰冷或羞辱地被上過而後又丟開；或這些女孩身邊還有一群美如禽鳥的姊妹，她們被大城市每日翻滾的榨汁機所攪爛。妳的「女性敘事視窗」似乎並不如其他人那樣戲劇化，這個「我」仍然小心翼翼地從敘事的平面中疏離出來，並沒有展列出自己的「白蘭琪式傷害史」，反而眼光灼灼地如一隻貓在旁邊觀察。我想這樣的視角可以和《麥田捕手》中的荷頓做連結，妳小說中的「我」就彷彿是台北的女荷頓。《麥田捕手》的荷頓如同朱天心的「漫遊者」，在被退學之後，遇見了各式各樣的人：修女、妓女，或者是仰慕長春藤大學的那些女生，她們既世故又虛偽的言談。而妳小說中的女荷頓和沙林傑筆下的荷頓一般，並沒有陷溺於愛情的歌謠，而是用一雙旁證的眼睛，疑問著最基本的正義，質問著應該與不應該。
我想妳的結論是讓我感動的：「白蘭琪是被自己的善良無欺弄壞的。」就一個小說家同業來說，我覺得能書寫到這一層這是很艱難的事。妳如何在黃沙中淘金，在快轉、眼花撩亂的世界，在吹笛人身後那排列成行伍，顛倒跳舞滿臉淫慾的夢遊者的身旁，觀察、然後進入並了解他們？妳如何在這漩渦的油彩中找到那些曾經被打凹的，如廢車場裡扭轉成一團的鋼板，並細心地定錨了那存在於他們深層的生命之中，如燈蕊般小小的核心價值：善良？
胡淑雯：
這個階段的我，是一個和小說談戀愛的人，而且我相信，也正經歷了──當我閱讀到很好的作品，會讓我變得善良或是渴望善良。相比於才華和知識，我覺得「善良」的價值更值得被珍重。我讀完馬奎斯的《百年孤寂》以後，第一個直覺便是：「馬奎斯一定非常非常善良。」對我來說，小說的價值在於，它可以觸動某一塊比理性更深的位置，有些人說那個地方是「心」，有些人說是「靈魂」，有些人說那個地方是「良知」，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姑且將它命名為「善良」。
非常湊巧的是，我今天出門的時候，家門口居然停了一隻米黃色的蛾，牠停在門把的旁邊，身上的顏色像是一件純白的衣服被穿舊了，那是一種純真的女人被玩舊了，讓人心碎的黃。白色髒掉的時候，有時變成灰的，像白蘭琪；有的時候就變成了被空氣漸漸汙染，或者衣服被燙漿過很多次而逐漸黯淡的黃色，一如我今天遇到的那隻蛾。我趕緊拿出筆記本記下這一幕，覺得自己得到很大的祝福。十幾天前我還遇到另一件事，那時我正在核對小說中引用《變形記》的地方有無出錯，於是花了三天的時間再讀一次《變形記》，直到第三天早上，我起床準備烤麵包吃早餐的時候，居然發現瓦斯爐旁邊，躺著一隻昆蟲，牠是翻身躺著的，就像《變形記》主角從一趟不安的睡眠中醒來時，那樣仰躺著。一開始我以為是蟑螂，而後我發現是一隻黃金色的金龜子，我不知道牠從哪裡來的，我們家東曬與西曬都很嚴重，熱天裡都是鎖門關窗開冷氣的，唯一的可能是從抽油煙機的排氣孔裡鑽進來。但是，當我發現牠的時候，牠並不像一般的昆蟲趴伏著，而是翻身仰躺，展現出格萊高爾的姿態，活生生卻無助地，舞著六隻細細的腳，那一刻，我也覺得自己被祝福了，我將金龜子輕輕捏起來，打開窗戶，手一放，牠就飛走了。
小說寫到最後，其中一個角色會反駁敘述者「我」。他會告訴「我」，卡夫卡並未寫出我引用的那一句：「這不是人說的話。」卡夫卡寫的是：「這是動物的聲音。」所以，小說的敘述者其實一廂情願地，過度解讀了卡夫卡的作品。最後，敘述者「我」會跟那個糾正者商量著，如果未來有一天，我們有錢去布拉格的話，一起去卡夫卡的墳墓前與他協商：「我們把這句話改一改好不好？」這段時間，在寫作小說的結尾其間，我的生活裡冒出一隻蛾和一隻甲蟲，對我來說，象徵的就是祝福，是寫作對我的祝福。其實這些小蟲平常可能都不時出沒著，但是我看不到，因為我的腦子不在那個狀態。但是，當我的腦子不斷想著這些人這些事物的時候，即使他們如「常物」一般現身於日常生活，我也會鄭重其事地將之視為一種「異物」，賦予它意義。．．．（未完，更多內容請見《印刻文學生活誌》96期．2011／八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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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以軍
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畢業。曾獲台灣省巡迴文藝營創作獎小說獎、全國大專青年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推薦獎、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台北文學獎、第三屆紅樓夢獎等。出版作品：《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西夏旅館》、《我愛羅》、《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降生十二星座》、《我們》、《遠方》、《遣悲懷》、《月球姓氏》、《第三個舞者》、《妻夢狗》、《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紅字團》等。
胡淑雯
一九七○年生於台北。台大外文系畢業。曾在新聞界、婦運界工作。曾獲梁實秋文學獎散文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短篇小說獎，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等。著有小說集《哀豔是童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