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大佑（以下簡稱「羅」）：
我和龍小姐的年代其實非常類似。經歷過二十世紀下半頁的時代洗禮，也就是作為戰後嬰兒潮後的第一個十年出生，至今還在創作的創作者，我要「坦白從寬」，跟大家交代我的創作與搞得亂七八糟的人生是怎麼過來的。龍小姐在這裡我比較放心，因為她也走過那個時代，她可以用她所經歷過的一些歷程來印證可能我也經歷過的東西。

龍：
就從時代、從我們腳踩的泥土談起吧。
出生在五○年代初，台灣是日據之後緊接著一九四九的倉皇年代。我是難民的女兒，從南部漁村搬到農村，又從農村搬到漁村，一直在貧窮與流離的環境下長大。可是你出生在那種我戲稱為「本土貴族」的環境，要不要講講你的成長背景和第一首啟蒙的歌？

羅：
對我來說，一輩子最重要的就是「音樂」。音樂是一種「潛意識」，它進來的時候你往往不知道。我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聽到了第一首歌〈綠島小夜曲〉，就開始了我對音樂的著迷。
我爸媽之間講日語，我爸跟小孩之間講國語，我媽媽和小孩子講台語，我們小朋友之間是講台語和國語。我們家是四種語言交叉來去。〈綠島小夜曲〉是在莫名奇妙的情況下進到我的腦子裡面，那時候我爸買了一台收音機，每天播送紫薇唱的這首歌。這是第一首對我有啟蒙的歌。

龍：
我們在漁村長大很少聽到西方音樂，也看不到人家玩西方的樂器，你要不要談談你爸爸和keyboard（鍵盤）的關係。

羅：
六○年代，我們從小學就是考試、升學，什麼都不能想。一九六九年，我十五歲，搬到高雄，我父親是個比較奇怪的人，那一年，他買了一部電子琴，早期電子琴的構造是右手彈琴，左手彈伴奏，左腳彈貝斯，右腳踩輕重音的踏板，右腳膝蓋還要控制持續音，我每天就都會彈琴。
我父親為什麼會買電子琴？我大學二、三年級時，我爸有一次帶我們全家去當時高雄藍寶石大歌廳，看到打鼓的鼓手，我爸就說：「大佑，打鼓是很好的運動呢！你能不能幫我買一套鼓來。」當時我跟西門町一家樂器行老闆很熟，就幫他弄了一套台製的鼓回來，他就開始每天「鏗鏘」打鼓，把它當成是一種運動。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我們小時候，他就跟朋友借一台錄音機，早期那種盤式錄音機是很少的，我家有很多貝多芬交響樂的唱片，78轉的唱片，一面只能播放一個樂章。
後來發現，六○年代因為西方正在越戰，搖滾樂、嬉皮，就是一種解放，人要求革命，人要求解放，精神也要求解放，我後來懷疑，我爸爸雖然是個醫生但其實是一個老嬉皮。他不買別的，就是音響、樂器、音樂，他買了，我就拿來玩，造就了後來的我。
七○年代，是我的大學時期，醫學院的日子就是一直念書。
你在哪一年出國念書？

龍：
一九七四年成功大學畢業，七五年到美國讀書。

羅：
那時為什麼想出國？

龍：
一九七五年，當時只要能夠出國的大學生都出國了，可是有城鄉差距和階級差異，譬如台南成功大學外文系很少人出國，出國的大多是北部的孩子。畢業之後第一年，我先在交通大學做了一年助教，覺得太悶了，知識上的需求沒有被滿足，才決定出國。

羅：七五年也是越戰結束的一年。

龍：你大學時就已經對國際上的事情譬如越戰有所認識？

羅：其實沒那麼清楚。一九八五年，我到了紐約，正好是越戰十週年，才從《時代》雜誌的紀念專題去翻閱前面的所有歷程。我想，那時台灣的孩子不太會從全球的整體局勢去看。

龍：我們只有一個角度，就是「南海血書」。

羅：
這就是那個時候國民黨的教育。
龍小姐七五年出國時，我才大三。那個時候每天聽唱片，寧可少吃幾餐飯，都要多買一張唱片。

龍：
可是一九七四年，你才二十歲，就已經創作歌曲，例如〈鄉愁四韻〉。

羅：
〈鄉愁四韻〉其實是在宿舍裡看著余光中先生寫的詩，拿著吉他，這樣彈出來的。那時正好是校園民歌興盛的時候，我記得新格唱片的校園民歌大概是七五年開始，之前還有楊弦和陶曉清做的一些民歌系列，所以，我估計校園民歌與越戰那麼大的摧毀力量是有關係的。
一九七七年我為電影《閃亮的日子》編寫了同名主題曲〈閃亮的日子〉，男主角是劉文正，女主角是張艾嘉，這是我第一首專業的作品。七七年開始，醫學院五年級，我一邊念書一邊編寫歌。七八年，劉文正在電視台開了一個帶狀節目，我擔任音樂總監，雖然只有三個月，卻花了我半年的時間。七九年，我就錄音，當時低我一班有一位日本同學，叫做坂部一夫，是我的專輯《之乎者也》的製作人，他和我爸爸聊得很愉快，我那時已經在寫歌像是〈鹿港小鎮〉、〈童年〉，有一點小名氣。
我跟我爸說：「爸，你能不能資助我一點，日本的錄音技術比台灣要進步很多。」那個時候的日本已經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音樂市場。我爸說：「這個要考慮看看呢……」我一聽這個口氣，就知道「又騙到了」，大概是六十萬台幣。我真的幸運有一個那麼好的「老嬉皮」父親。
話說回來，龍小姐，你是什麼時候回台灣的？

龍：
七五年出國，八三年回來，八四年底開始寫《野火集》，八六年一月出版。所以，一九八五是我自己的野火時代。一九七八年的中美斷交、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一九八○年的林宅血案等等，我都在美國。談談這個時代對你的影響。

羅：
七九年我已經是實習醫生，還一邊跑出去錄音，當時在三重成立了台灣第一家二十四軌的錄音室。蔣經國在一九七八年晚上兩點多被告知美國與台灣斷交，同一時間中美建交，這個情況就像親愛的女朋友忽然變成死對頭的女朋友，那是台灣風雨飄搖的時代。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人在台北市立療養院做實習醫生。我還記得那時我們在三樓打撞球，喝啤酒、抽長壽菸，聽到「施明德抓到了」，我們一面打撞球，一面看著電視想「這個壞人……」黨外時期，施明德其實很低調，當他「碰」一下冒出來時，大家只看到他下巴貼滿紗布的照片，刻意被塑造成壞蛋的樣子。美麗島事件在當時是很大的一件事。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午飯時間，我在仁愛醫院外科急診室值班，急診室的門忽然「碰」一聲被撞開，七、八個警察推著一個小女孩乒乒乓乓衝進來，主治醫生也衝進來，電話不停的響，手術室裡面擠滿了人。我認為林家血案是台灣人最想忘記卻最忘不掉一個血案。直到一年多以後，我的心情都沒有辦法平復。後來我在《昨日遺書》裡寫了一篇文章，講這個事情和我的心情。我想，這已經不是一件殺人不眨眼的事情，而是任何一個人要接受這樣一個案子，對一個完全沒有抵抗能力的人下手，不是任何一個凶手幹得了的，可是，它變成了一個懸案。
七○年代末應該是台灣有史以來最風雨飄搖的年代，我相信大家都已經忘記那個年代對我們心理造成的創傷到什麼程度，因為，大家都想忘記。我覺得那是一種負面的音樂性，在我們的潛意識裡生根。
後來，龍小姐寫〈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我們其實是麻木了，嚇壞了。林義雄這樣的血案在那個年代，你不怕嗎？

龍：
你或許可以說，龍應台在美國停留八、九年，這期間所發生的可怕的大創傷，剛好她都不在，才會在一九八三年回到台灣後，天真地寫了〈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因為她沒有被嚇到。

羅：
其實也不是天真，應該是一種幸運，因為需要你的absence（缺席），才寫得出來。如果沒有這個「缺席」，就根本不會去寫。大部分人都嚇壞了，每個人提都不想提，只想忘掉這件事情。

龍：
確實有關係。楊照曾經說，龍應台會寫〈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這樣的文章，實在是「憨膽」。你剛才所講的那段使你認識黑暗的時期，我不在，所以回來的時候很驚訝，說，人怎麼能忍受這樣的黑暗。
身為林宅血案的歷史現場目擊者之一，你什麼時候開始有政治覺醒，或者是說你什麼時候開始覺得認為「施明德是壞人」這樣的是非判斷是有問題的？

羅：
要講有問題，當然要從為什麼會覺得沒有問題開始講。當時看著施明德割了雙眼皮、下巴包著紗布、瞪著鏡頭的照片，以及第二天台北市長李登輝捧著兩百萬到警備總部慰問汪希苓及憲警兵的報導，我想，在那個年代，有權力的人是可以把事情塑造成——在那個時候，你怎麼會把施明德看做好人？
我從七七年到七九年，沒事就喜歡和醫學院的同學偷偷摸摸跑去聽康寧祥、姚嘉文演講，那時候是黨外時期，還沒有民進黨。後來，發現施明德是個「正常人」，是在一九九五年他坐在TVBS年度慶功宴上的一個角落，我問「你是施先生？」我很崇拜他那種一路走來都沒有改變的性格，真是相見恨晚。
〈亞細亞的孤兒〉裡有一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我發誓當時我真的不知道什麼叫做「白色的恐懼」，我想到的只是越戰，「白種人欺負黃種人」。我的想法很單純。美麗島發生的時候，我在醫院工作，大家不要想著那時的羅大佑已經是「黑色的」羅大佑、抗議的羅大佑。我們這個時代，是慢慢變成走過來的。
在這樣一個時代裡，示威也示威過了，抗議也抗議過了，該抓的都抓了，血案也發生了，我有一個感覺，是不是反而應該有一個沉靜下來的方式，用歌來表達一些簡單的心情，讓自己沉澱下來。所以，七九年底我就寫了〈蒲公英〉這首歌，歌寫出來好像就是為了要安慰自己，讓自己有路可走．．．（未完，更多內容請見印刻雜誌89期一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