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血腥清黨
孫中山過世後，國民黨內左右兩派內鬥加劇，廖仲愷被刺，迫使胡漢民淡出權力核心，又為蔣介石的崛起提供絕佳機會。他的首要任務，便是擠下汪精衛，接著，還得清除在國民黨內已具規模的中共黨員。為此，蔣介石展開為期一年的奪權計劃。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蔣介石策劃了「中山艦事變」，以排擠汪精衛。茅盾的回憶錄詳細記載了毛澤東在這段時間的作為，摘錄如下：
三月十七日上午從黃埔軍校傳來了謠言：「共產黨策動海軍局的中山艦密謀發動武裝政變。」十八日下午中山艦果然準備開往黃埔。毛澤東問過海軍局長李之龍。李回答：這是校長（蔣介石）的命令。本來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市內謠言很多。後來據報第一軍第二師師長王柏齡部隊內也流傳這個武裝政變的謠言，而王柏齡不但不查禁，反而在對部隊的連長以上各級軍官訓話時，要他們「枕戈待旦」，消滅共產黨的陰謀。王柏齡師駐廣州城內，他的訓話由第二師的士兵傳到全市，人心開始不安。毛澤東問過陳延年。陳說：「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只能提高警惕，靜觀其變。」毛澤東這時預感到要出事了，他和我談起這些事，皺著眉頭說：莫非再來個廖仲愷事件。
十九日深夜十一點半鐘光景，宣傳部圖書館的工友慌慌張張來到廟前西街三十八號，那時毛澤東和我都還沒有睡，正在談論廣州的形勢。毛澤東說：鮑羅廷回去了，加倫將軍也回去了，代理蘇聯軍事顧問團長的季山嘉對廣州各軍情況不了解。正說到這裡，那位工友來了，見了毛澤東，就用廣東腔的半熟不熟的官話說，海軍局長李之龍被捕了，李之龍新婚不久，被王柏齡部下的士兵從床上拉下，打了一頓，然後帶走。毛澤東聽說李之龍被捕，就說，現在是查有實據了。他吩咐那個工友去找陳延年。工友去後，毛澤東默然沉思，顯然是在考慮問題。我不敢打擾，也默坐相陪。楊開慧在樓上給小的孩子餵奶後早已睡熟了。
那個工友終於又來了，他說街上已戒嚴，但夜市未收，士兵們在趕走夜市上的人，十分混亂，所以他沒有受到盤問。毛澤東有點不耐煩地問道，陳延年同志呢，見到沒有？工友說，他在文德樓附近看見他帶著他的秘書，據秘書說，是往蘇聯軍事顧問代表團的宿舍。於是毛澤東不再多問那愛嘮叨的工友，揮手叫他回去睡覺，對我說，他要到蘇聯軍事顧問團的宿舍去。我說：「路上已戒嚴，怕不安全，我陪你去。」毛澤東點頭。蘇聯軍事顧問團宿舍離毛澤東的寓所不過一箭之遙，路上沒有碰到戒嚴的崗哨。但到軍事顧問團宿舍時，卻見士兵甚多，簡直把宿舍包圍起來了。毛澤東和我走到宿舍大門前就有兩個士兵上前盤問。毛澤東坦然答道：「中央委員、宣傳部長。」又指著我說：「這是我的秘書。」士兵聽說是中央委員，就陪笑道：「請進去。」我們進了大門，是個傳達室，毛澤東叫我留在傳達室，獨自進裡邊的會議室。我在傳達室先聽得講話的聲音，像是毛澤東的。後來是多人講話的聲音，最後是高聲爭吵，其中有毛澤東的聲音。又過一會兒，毛澤東出來了，滿臉怒容。我們回到家中坐定，毛澤東臉色平靜了。我問：「究竟是怎麼回事？」毛澤東回答：「據陳延年說，蔣介石不僅逮捕了李之龍，還把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統統逮捕，關在一間屋子裡，揚言第一軍中不要共產黨員。據蘇聯軍事顧問代表團的代理團長季山嘉說：蔣介石還要趕走蘇聯軍事顧問團。」
我有點驚異，問：「那怎麼辦呢？」毛澤東回答：「這幾天我都在思考。我們對蔣介石要強硬。蔣介石本來是陳其美的部下，雖然在日本學過一點軍事，卻在上海進交易所當經紀人搞投機，當時戴季陶和蔣介石是一夥，穿的是連襠褲子。蔣介石此番也是投機。我們示弱，他就得步進步；我們強硬，他就縮回去。」我對陳延年和季山嘉說，我們應當動員所有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秘密到肇慶集中，駐防肇慶的是葉挺的獨立團。目前就廣州一隅而言，蔣介石的武力佔優勢，他有王柏齡一個師的兵力，再加上吳鐵城手下的武裝警察，就有一個師和一個營了。然而就兩廣而言，蔣介石這點兵力就居於劣勢。第一軍的士兵和中下級軍官都是要革命的，蔣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一軍就會反對他。況且，第二軍譚延闓，第三軍朱培德，第四軍李濟深，第五軍李福林，都與蔣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濟深與蔣還有宿怨。二大以後的新中央執委會，又升蔣介石為軍事總監，憑空在各軍之上又來一個人管制他們，他們更加不服氣。因此，我們可以爭取他們，至少可以使他們中立。我對陳延年他們說，中央執、監委員到了肇慶以後，就開會通電討蔣，指責他違反黨紀國法，必須嚴辦，削其兵權，開除黨籍。廣西的軍事首領李宗仁本來和蔣有矛盾，加上李濟深，這兩股力量很大，可能為我所用。擺好這陣勢對付蔣，蔣便無能為力。」
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員，多數和毛澤東立場一致，聶榮臻回憶道，「把蔣介石搞掉是完全可能的」。即便非中共黨員，也對蔣介石心懷不滿，如周恩來回憶道「譚延闓、程潛、李濟深都對蔣不滿」、「各軍都想同蔣介石幹一下」，一時之間，反蔣聲勢高漲，卻又迅速沉寂，其中的關鍵，正是蘇俄。
在史達林的既定方針下，蘇俄決定支持蔣介石，「將他從陷入的深淵中拔出來」。正因如此，季山嘉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事後事態的發展，完全超出史達林的預料，也證明毛澤東判斷正確，蘇聯評估錯誤。
中共黨員和共產國際意見不同，早有案例可循，「加入國民黨」便是一例，若說當時中共黨員「懵懂無知」，應聽由蘇聯安排，尚屬有理。然而，毛澤東等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工作已有一段時間，由旁觀者變成親歷者，在「制裁蔣介石」一事上，有充分的觀察和見解，但蘇聯仍不採納，最終導致「清黨」悲劇。
在「制蔣」一事上，毛澤東首次提出和蘇聯截然相反的觀點，可視為其「路線」的開端——他不盲從蘇聯，不信任「國際派」，只相信「槍桿子出政權」。
列寧在位時，孫中山對他言聽計從，甚至在列寧死後，「中華民國國父」還為他展開半年的膜拜式弔唁。久經沙場的孫中山，都逃不過列寧的駕馭，諷刺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蔣介石，竟能把蘇俄耍得團團轉，「中山艦事變」確實令蘇俄大為不解，他們始終以為蔣介石是「左派」人物，後來查明，他不過是想擴大個人權力，乃繼續和蔣合作。俄國軍事顧問切烈潘諾夫也說，「無論蔣之為人如何，必須用之以完成國民革命」，由此可見，蔣介石成了史達林錯誤政策的受惠人。
中山艦事變後，汪精衛負氣出走，蔣介石「排汪」目的達成，他本人也在四月當上軍委主席，下一波整肅計劃，就輪到中共黨員了。
五月十五日，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整理黨務案」，並在十七日獲得大會通過，其要點如下：
（一）凡他黨黨員加入本黨者，各該黨應訓令其黨員，明瞭國民黨之基礎為總理之三民主義，對於總理及三民主義不得加以懷疑及批評。
（二）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各該黨應將其加入本黨黨員之名冊交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
（三）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在高級黨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任執行委員時，其數額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執行委員總額的三分之一。
（四）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不得充任本黨中央機關之部長。
（五）凡屬於國民黨籍者，不許在黨部許可以外，有任何以國民黨名義召集之黨務會議。
（六）凡屬於國民黨籍者，非得有最高級黨部之許可，不得別有政治關係之組織及行動。
（七）對於加入本黨之他黨黨員，各該黨所發之一切訓令，應先交聯席會議通過；如有特別緊急事故，不及提出通過時，應將此項訓令請求聯席會議追認。
（八）本黨黨員未受准予脫離黨籍以前，不得加入其他黨籍，如既脫本黨黨籍而加入他黨者，不得再入本黨。
（九）黨員違反以上各項時，應即取消其黨籍，或依所犯之程度，加以懲處。
為處理此項問題，設一聯席會議，由國民黨五人、共產黨三人參加。
蔣介石提出「整理黨務案」的目的，就是要削弱黨內共產派的權力，如此一來，毛澤東等佔據要職的中共黨員，都得遠離權力核心。因此，毛澤東大力反對這份提案，在中共黨團會議內，他主張「堅決頂住」，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表決「整理黨務案」時，他也沒舉手，但終究徒勞無功。隨後，在國民黨內任職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離職，毛澤東卸下了代理宣傳部長，由顧孟餘繼任。
儘管蔣介石通過「整理黨務案」，將中共黨員踢出權力核心，進一步獨攬大權。但他深知，北伐要成功，還得靠蘇俄和中共的協助，於是他也狠狠整了「右派」一把，先後取消孫文主義學會、免去吳鐵城公安局長職務，又送走胡漢民，以贏得蘇俄好感。
六月一日，蔣介石兼任組織部長，指派陳果夫為秘書，陳果夫「很快地發現，國民黨實際上已經完全被共黨篡奪過去了，即如組織部內工作人員二十九人中，竟有二十六人是共黨跨黨分子！」後知後覺的國民黨，在這時也把組織部的共產黨員清得一乾二淨。
七月，張靜江請辭國民黨主席，蔣介石繼任，自此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年底，北伐軍攻克武漢，國民黨中央也隨之遷往。在北伐過程中，中共亦出力不少，如在一九二七年二月，領導上海總工會發動全市罷工，武裝工人糾察隊，建立市民政府，使北伐軍順利進佔上海。然而，共產黨在民間的巨大力量，又引起蔣介石的猜忌，遂決意要清除共黨分子。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召開緊急會議，吳敬恆提出共產黨謀叛的證據，中央執行委員會乃決定採取「緊急處置」，將各地共產黨危險分子由軍警看管監視，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實行清黨。緊接著，夏斗寅部隊鎮壓毛澤東在兩湖地區領導的農民運動，遂發生了五月二十一日的「馬日事變」。七月，汪精衛的武漢政府同樣執行「分共」，四年的國共合作，到此正式畫下句點。
中共檢討路線
在國共分裂的過程中，毛澤東未起到重要作用。事實上，在這段時間內，毛澤東不僅在國民黨內無影響力，在共產黨內亦無話語權。蔣介石在四月十二日發動清黨後，共產黨於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在漢口召開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五大的議事議程、大會主席團與各委員會名單。毛澤東未進入大會主席團，更沒入選十三人的大會政治委員會（委員有陳獨秀、譚平山、張國燾、瞿秋白、蔡和森、李維漢、彭述之、張太雷、蘇兆徵、陳喬年）。
倒是毛澤東在國民黨任農民講習所的經歷，使他成為了中共五大會議農民土地委員會委員，並兼任秘書，一同獲選的還有「農民講習所」前所長彭湃，以及瞿秋白、譚平山、易禮容、陳延年、蔡和森和陸沉。
中執會閉幕後，隔天立即召開五大，陳獨秀提出擴大中央領導成員，認為「九個中央委員是不夠的」，故擴充為三十一名中央委員（中共五大始取消「執行」兩字），儘管如此，毛澤東還是當不了中央委員，再一次，他又成了候補中央委員，外加一個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中央農民部長是譚平山）。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當上了漢口《國民日報》的總經理，主筆是茅盾，社長是董必武。從一九二四年國民黨一大，到一九二七年的中共五大，毛澤東當的都是候補委員，但他很爭氣，一碰上機會，又升官了。
這個機會，就是共產黨在武漢召開的「八七會議」。五月二十一日，發生了「馬日事變」，國民黨許克祥一個團的兵力便消滅了共產黨，這下陳獨秀成了眾矢之的，他被冠上「右傾投降主義」的稱號，國共合作失敗的責任，全由他來承擔。
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發言，總結了他對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心得：
國際代表報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第一，國民黨問題在吾黨是很長久的問題，直到現在還未解決。首先是加入的問題，繼又發生什麼人加入，即產業工人不應加入的問題。實際上不僅產業工人，即農民都無決心令其加入。當時大家的根本觀念都以為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後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我認為這是一大錯誤。其後有一部分人主張產業工人也加入，聞湖北亦有此決定，但僅是紙上空文，未能執行。過去群眾中有偶然不聽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國民黨的下級黨部，當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這是違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現在，才改變了策略，使工農群眾進國民黨去當主人。
第二，農民問題。農民要革命，接近農民的黨也要革命，但上層的黨部則不同了。當我未到長沙之先，對黨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決議無由反對，及到長沙後仍無法答覆此問題，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變了我的態度。我曾將我的意見在湖南做了一個報告，同時向中央也做了一個報告，但此報告在湖南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廣大的黨內黨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這個意見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我素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我的意見因他們說是不通，於是也就沒有成立，於是黨的意見跟著許克祥走了。甚可怪的，唐軍還僅承認只有八處軍官家庭被毀，我黨反似乎承認不知有多少軍官家庭被毀。總之，過去群眾對於黨的領導的影響太少。
第三，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第四，組織問題。以後上級機關應盡心聽下級的報告，然後才能由不革命的轉入革命的。
毛澤東認為，國民黨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不但要搬進去，還要當起房子的主人！關於這點，他本人確實做到了。接著，毛澤東說「黨的指導卻不革命」，批評陳獨秀不搞農民革命，說得準確點，就是陳獨秀「不了解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並大大低估了這種作用在當時的潛在價值」。最後，毛澤東又批評陳獨秀犯了「書生主觀的錯誤」，接著說出了「槍桿子出政權」的名言。
陳獨秀就這麼垮台了，他並非不知道軍事力量的重要，事實上，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文章〈革命與武力〉中，開頭便寫道：「反對『革命要有武力』，這種人不是糊塗蛋便是反革命者」，結論又說「革命是不能沒有武力的」。他並非不敢和蔣介石硬幹，而是得奉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到頭來卻得背上所有罪名。陳獨秀的了不起，在於他被趕下台後，依然關心黨的發展，而不是去做漢奸，他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八七會議」的出席成員有瞿秋白、向忠發、蘇兆徵、毛澤東、方志敏、鄧中夏、羅邁、張太雷等人，儘管到會的中央委員人數不足，不應改選中央政治局，但因情況緊急，會議被視為合法的。毛澤東在會上獲選為「臨時候補政治局委員」，在隔年的中共六大上，毛澤東獲選為中央委員。
隨著蔣介石發動清黨，第一次國共合作跟著破滅，作為國民黨員的毛澤東，也離開了國民黨。毛本人對這四年的「合作」，總結道：「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基本地說，是在國際無產階級和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影響和政治合作之下進行的」。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說：「中國的革命，自從一九二四年開始，就由國共兩黨的情況起著決定的作用」，這兩篇抗日時期寫的文章，為了要公開發表，寫得比較含蓄一些，未能反映他的真實想法。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的發言，是如此地深刻和準確，超過任何中共領導人，包括鮑羅廷。儘管鮑羅廷主導了國共合作的進行，但終究是功虧一簣，毛澤東則從中汲取教訓，等待良機。
至於蔣介石，他絕沒想到，這位不起眼的「湖南鄉巴佬」，會在二十年後出現在談判桌的另一頭，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他談判，最後把他趕到台灣島上，遺憾終身。
毛澤東在共產黨地位的確立，還得等到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的召開，他之所以能成為共產黨領袖，除了認清了「槍桿子出政權」這一鐵律，還有他對「敵我關係」精準的判斷，這些經驗的形成，與他在國民黨內的經歷，是脫不了關係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