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曾經歷十七歲，困惑的、叛逆的、徬徨的、熱情的、空虛的。李戡，李戡的爸爸李敖，我，和讀者你們，十七歲時也曾拿起一把無形的「刀」，從此人生砍成兩半。但李戡的方式最奇特；他出了一本書，《戡亂記》，一刀砍斷台灣教科書想在他的腦袋裡塞進的垃圾，再一刀砍斷整個島嶼想包圍他的窒息窩囊，《戡亂記》成了他「與成長之地的訣別書」。

開宗明義李戡引用馬克．吐溫的話，「我從不因上學而妨礙我受教育」。這十三個字，道盡了一個從十五歲至十七歲的孩子，一千多個憤怒痛苦成長的日子。李戡是一個有思想的孩子，但台灣教育給他的十七歲人生不是展翅高飛，享受最無窮最美好的想像力階段；相反的，他被迫念起政治指導的死板歷史、公民、國文教科書。他若放棄了，考不上大學；他若屈從了，看不起自己。於是李敖形容他的兒子，高中三年，飽受窩囊腌臢之氣，夜以繼日苦撐歲月。李戡的憤怒是全台數萬學測學生的共同憤怒，或至少是共同無奈。有些孩子選擇逃學（像我），有些孩子選擇屈就（像多數的孩子），有些孩子選擇把教科書中的垃圾當知識，日後長大成為社會的佼佼者，再回過頭來禍害台灣（像永遠第一名的陳水扁）。

李戡令我最感動之處是他那麼瘦、年齡那麼小，卻那麼強壯專注；他要證明自己的憤怒是對的，於是端起家傳李氏獨門功夫，數十次進出國立編譯館，再把爛高中教科書不同版本，相同史實，卻因政權更迭，歷史也更迭改寫的笑話，一一詳實記錄，集錄成書。我和李戡開了一個玩笑，他這個動作，實踐的是他父親李敖仇敵蔣介石的路線，「化悲憤為力量」。

這一點，李戡比十七歲的我高明太多。十七歲的我已視學校教科書為無物，十七歲的我正好撫養我長大的外婆過世，「回」到一個陌生又熟悉的名字「媽媽的家」。十七歲的我常常早上假裝上學，等媽媽一上班，就溜回家裡聽心愛的黑膠唱片。十七歲的我雖沒趕上西方１９６８狂飆的年代，卻趕上了蔣介石死去的年代。我聽著John Lenon 的“Imagine”，Janet的“At Seventeen”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to？”，閱讀比教科書大上約三倍的美國歷史演說文獻英中對照本，並對著鏡子想像我是林肯，我是妖騷的瑪麗蓮．夢露，我是《自由中國》撰寫「反攻無望論」的殷海光，尤其我是那個提倡禮教改革全盤西化的怪咖李敖。李戡的爸爸李敖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啟蒙者，他自己文言文一流，卻提倡全盤西化；把孔子等說得一文不值，絕非聖人，灌輸我這種一知半解的小讀者孔子曾走政治後門，「遇南子」偷偷摸摸鬼混了一下午。於是十七歲的我真的全盤丟了中國，不管古典或現代，每日閱讀杜思妥也夫斯基、卡夫卡、或托爾斯泰的沈重小說。我全盤西化之徹底，不只閱讀，還包括飲食，我不愛與我無緣的爸爸或管教我太嚴厲的媽媽，只愛可口可樂與巧克力。而我應付教科書的方法很簡單，先界定它是騙人的垃圾，因為裡頭沒有二二八，也沒有我同學孫太平的父親孫立人二戰豐功事蹟。其次界定考題性質，是既無聊且無用，連中央研究院院士也答不出來；例如萬曆死於那一年？生於什麼地方？

我的文茜式十七歲，總在考前一至最多兩天前，開始囫圇亂背，把自己當北京烤鴨，灌進一堆教科書；每節考試我總是第一個交卷，因為下一堂還沒讀完，當記憶最新鮮的時刻錯誤最少；應付完一門，再接下一門。熬夜兩日，比世界盃足球賽還緊張。兩天考後，我又回到橫躺、橫玩一個月的日子；下次月考再相等應付。讓老師們為難的是我這種爛學生，功課有時意外極好，歷史常得滿分，地理、國文、物理、英文……，有一次我七科考六百九十八分，只有數學錯了一題。其實從學校裡我什麼也沒學會，上課時做白日夢聽鳥叫，想像老師變成一隻大鳥卻穿上裙子、突然忘形地大笑；同學瞪我，只當是個神經病。而接近滿分的結果，是我三天後全忘了，因為那是瞎背出來的，就像灌膩食的北京烤鴨，烤完了除皮脆外，肉全乾了。

我的十七歲比李戡滑頭，也因此沒有他的成就。他那麼憤怒，因而產生了力量，宣告自己高中三年沒白念，要以扎實的工夫找證據，並向世人證明「杜正勝」們太可惡。

歷史教科書為何從蔣家時代至今，現象不同，可惡卻相同呢？因為他們的目的不是要教我們的孩子們學習歷史；他們想進行的都是國族主義的洗腦控制。杜正勝與蔣介石，獨統立場不同；殘害歷史的手法卻相同。閱讀歷史，本來是一件對孩子們的成長極其重要的事；例如我曾在《亂世佳人》書中舉的一個例子。1911年前中國正歷經大革命的十字路口，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孫中山主張「民族革命」（其實是漢族革命），康有為警告孫中山，革命路線「流血會沒完沒了」，「革了滿人之命，留下的是沒有一日穩定的政局」。事實上康有為的預測，後來全成真。所謂「辛亥革命」之後，「各省紛紛響應」，但事實上是多數地區由新軍高級軍官成為都督直接接管，中國從此進入「軍閥時期」。這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誕生的另一面，「韃虜驅逐了」，中國卻從此「軍閥割據」。1912年1月6日孫中山由臨時國會（同盟會主導）推舉為臨時大總統，但這偉大的理想瞬間幻為泡影。我常問各方豪傑一個問題，「你們知道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孫中山任期幹了多久嗎？」至今沒有人答得出來，答案是九十一天。可見教科書之失敗！九十一天後孫中山被迫辭職，讓位給掌握華北軍權的袁世凱，換取「成就國家的統一」。康有為與孫中山在1911年前的路線辯論，如果能寫進教科書多麼精彩。康有為的君主立憲，所謂英國式不流血民主革命，因為以「滿洲皇帝」為前提，不能滿足漢人的種族憤怒，沒有革命賣點。而孫中山的偉大與天真，一方面使中國打破了帝制，一方面卻也從此邁入長達三十八年的動亂，直至１９４９年中共建政，國民黨流亡至台。國父的偉大與國父的天真，能同時並列於簡單邏輯的政治歷史教科書嗎？

另一個例子是「二二八」，它的起因之一，主因戰後台灣被捲入了１９４５年後的國共內戰。１９４６年出版的台灣銀行珍貴資料顯示，戰後不到一年，台灣已大部恢復了農作生產，沒有理由陷入日後物資短缺、饑荒與通膨。當時的台灣被迫將許多生產的物資，送到大陸支援國民黨軍隊；而二二八事件中，從原本單純的林江邁緝煙衝突，演變到初期本省人打外省人，到左派女人（謝雪紅）取得台中二七部隊指揮權，到右派本省士紳與左派台共內訌、到國民黨二十一師軍隊後來馳援至台灣一上岸見人就殺……。相同類似的國家屠殺場景，雖也曾同時自１９４６至１９４９出現於重慶、出現於湖南……出現於大陸國共戰亂各地，但是台灣本地人從嚮往祖國、到失望、到絕望、到憤怒、到抗爭起義、到繳械投降、到屠殺，終至演變成日後關起門來自我歷史詮釋中的族群政治符號。

這些都是教科書上，你我無法「認識的台灣」，也是你我無法認識的「中華民國」。

李敖１９４９年十四歲抵台，我１９５８年出生台中，李戡１９９２年出生台北。在歷史的洪流中我們各盤據不同時代，甚至有不同的歷史感情；但洪流把我們沖在一起，聚首於一本十七歲孩子寫下的早熟之書，共同聲討六十年不變一路可惡的歷代教科書。

李戡以此書，最完美地道別了他的高中生涯。而杜正勝「橫躺台灣」「填鴨宣揚台灣史」的最終結果，是使得李戡這類最聰明的孩子，決定告別台灣，奔向北大。這就是政治控制教育的下場，你可以控制笨蛋，但聰明的孩子不但控制不了，反而會因政治干預適得其反。當年杜正勝是年輕學者的時候，是個笨蛋，相信國民黨，因此孩子取名為「明夷」（出自《易經》）；中老後他又跌入另一個笨蛋極端，成了「島嶼派」式國民黨，自己成了「台夷」。他和他厭惡的敵人，其實是同一種品種，也因此都是同一個下場。

李戡與其父李敖，文末皆稱自己寫於「中國台北」；我只想寫「台北中國大飯店」，因為這才是我家與李敖書房真正的地址。這一點我比李敖更李敖，更接近自由主義。我相信「少一點主義」，才會頭腦清晰。打從二十歲起，我已宣告「我不是統派、不是獨派，我是Apple Pie」；「我不是左派、不是右派，我是Lemon Pie」；夠全盤西化吧！

李戡才十七歲，論斷他的人生還太早；但他告別十七歲的儀式如此「場面浩大」，令我佩服。李敖曾派戡戡為我「乾兒子」，李戡口頭尚不承認，但也不否認；與我很像江陳會兩岸關係，一切未定，但見面關係良好；至少我頗以此「準乾兒子」為榮。而此書有李大師導讀，我又寫序，戡戡反像「三明治」，被他爸與我的長文擠至中央；但我想告訴讀者，夾在中央這塊「年輕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牛肉」。

在此祝福李戡，並祝福所有與他同齡十七歲的孩子。丟了你的教科書，願你們都能勇敢決絕地從此發展自我，揮別「體制」，展翅高飛，尋找美麗新人生。

2010年7月13日，寫於台北，中國大飯店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