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偕行醫圖」成功了，但畫它的人，卻失敗了。冉茂芹藝高人歹運，他的成就，擋不住他的成分，他被人打壓嫉妒，他雖是大藝術家，但所遇不符比例原則，他被小化了、「馬偕行醫圖」被埋沒了。
終於有一天，冉茂芹汗流滿面的，把他的名作搬到我家來。「還是送給李大師吧。」他有點淒涼的說，「畢竟李大師是這幅畫的知音。」就這樣，「馬偕行醫圖」掛在我家書房的牆上，一掛多年。直到三年前，書房賣了，一千箱藏書傾箱而出，這幅名畫，也就封存在倉庫裡。
但我常常惦念起這幅畫，忝為「知音」，我想我該設法發揚光大它。
今年春天，因義受難的高信疆病倒在和信醫院裡，醫藥費是龐大的，絕非我送的一點小錢所能濟事。正巧五月二日，和信黃達夫院長接受他夫人的提議，請我到醫院演講，我突然從黃達夫想到馬偕、想到這幅長捐倉庫的名畫。於是，在我站上講台的時候，名畫也同我一起現了身。我當場建議：黃達夫院長以六百萬收購它，所得一半送給高信疆看病。其餘一半，三分之一捐給黃達夫基金會、三分之二由我處理，我在立法院三年的捐贈，早已趕過這一金額。要做的善事太多了，每覺力不從心，所以我就擅自分配了。
演講一小時內，黃達夫院長坐在台下第一排，顯然被我說動了。他最後做了動人的結論。散會後，我接受記者採訪半小時，轉到張念雪護理長那邊處理簽名書。公關主任Rita何走過來，神秘的說：院長要她去找六百萬來，要留下這幅畫。我開玩笑問真的嗎？她說院長最守信用，說一不二，這件事就這樣敲定了。我說你找得到六百萬吧？她說一千萬她都找到過。我說你這「台獨」分子，真有辦法。我又說，我剛才演講時賣關子，沒說出畫家名字，你知道這是誰畫的嗎？Rita何說，這種畫，別人沒有能力畫得出來，我看是冉茂芹畫的，他還畫過「先民渡海圖」，也畫得極好。我聽了，吃了一驚，想不到常跟我開玩笑的Rita何，竟有這麼好的眼力。隨著，Rita何補上一句：冉茂芹這幅畫價，一百萬而已，你大師要義賣六百萬？我說，什麼一百萬？一二十年來，台灣藝術市場對冉茂芹這樣貶低，公道嗎？何況，一幅畫，由誰收藏，又身價不同。宋朝謝元的「桃花」，因為張學良收藏，身價倍增又倍增。此外，還要看這藝術品為何脫手？別忘了這裡面的道義意義、也別忘了藝術品的主題何在，這畫畫的是誰啊？這又是誰畫的啊？Rita何啊，你的藝術水平是很高的，但在注意藝術品的「價格」以外，請多留意它的「價值」吧。
英國文學家王爾德（Wilde）在「少奶奶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裡，諷刺「犬儒主義者」（cynic），說此輩但知「價格」（the price）而不知「價值」（the value）（A man who knows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and the value of nothing.）。Rita何是被我戲稱的「台獨」分子，尚不足上語「犬儒」水平，但她未能整體看出全部作業的「價值」，我又吃了一驚。因我認為英國回來的Rita何，一定聽過王爾德這句話。
到了五月五日，星期一，Rita何打電話來，說院長想以兩百萬收購「馬偕行醫圖」，大師同意嗎？我答道，我是不討價還價的，替我謝謝院長吧。她問畫要運回給我嗎？我說我會請人運回來。我想起一個故事。在白色恐怖時代，我一路被打壓，不但坐牢失業，甚至長達十四年之久，台灣媒體與印刷品中，不能出現「李敖」兩個字。後來雖羅網漸疏，但抹殺照舊。東吳大學校長章孝慈，聽了學生黃宏成建議，居然把李敖請來開課，彰顯大學對李敖的肯定。後來章孝慈病倒了、形同植物人了，我義賣收藏，捐了七百萬給他（六百萬送他夫人和兩個小孩、一百萬以他名義送給東吳）。事後有人問我說：章孝慈不是你的仇人蔣介石的私生孫子嗎？你捐他這麼多，不後悔吧？我說我有先後兩個念頭：「第一念頭」是捐出七百萬；「第二念頭」是少捐一點，「捐個三分之一吧。」原來，在七百萬面前，我有兩個我，一個是十分豪邁的、一個是有點小氣的，我笑了我自己。於是，我開了記者會，當眾捐出七百萬，告訴人們，李敖多麼愛蔣介石的孫子；同時，我發表了與汪榮祖教授合寫的「蔣介石評傳」，告訴人們，李敖多麼恨章孝慈的爺爺。
我想起這個故事，想起黃達夫院長。在六百萬面前，他可能遭遇到同我一樣的困惑。
也許我不該設定有兩個他。但我相信他面臨了「價值反應」和「價格反應」的困惑。「價值反應」是「第一念頭」，往往是至善的；「價格反應」是「第二念頭」，就雜念四起了。當「第二念頭」繼起的時候，我們可以冒出一百個理由問心無愧，但是，當時過境遷以後，問心是無愧了，但卻於心有憾了。
我老了，我回想當年捐出的七百萬，我會更成熟的「自欺」了自己：「七百萬和三分之一的七百萬，畢竟有著不同的『價值』。當我有能力和願望捐七百萬的時候，三分之一的七百萬是不好的。」
佛蘭克林（Franklin）在「可憐的理察曆書」（Poor Richard’s Almanack）裡，提醒人們「錢的價值」（the value of Money），他把Money有意大寫，並且與value銜接，似乎提醒我們把「價格化」的金錢升等到「價值化」的意味。黃達夫院長為陳耀昌醫師「生技魅影」一書寫序，讚美陳耀昌「善盡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當年我為每人五十萬義助慰安婦、捐出一百件藝術品義賣三千萬的時候，其中一百萬，是由陳耀昌醫師「買單」的，那是一件胡適寫給李敖的條幅，若照「價格論者」的評價，當年陳耀昌醫師似應討價還價。但是，「善盡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的名醫，自是「價值論者」，他在「生技魅影」的新書發表會上，還懸掛了胡適這幅字給大家看、給李敖看。我並沒對這件「吾家舊物」的離我而去而傷情，因我割愛了這幅字，卻義助了兩位慰安婦，每人五十萬，又何樂而不為？胡適先生死而有知，也會樂見這樣犧牲了紀念品吧？
黃達夫院長是我佩服的人，我並沒錯估他，所以我把「馬偕行醫圖」帶來了，他在第一時間，也叫Rita何去找六百萬了，我很佩服他至善的一面。只是，人生的無奈之一是，你會被你至善的一面輕捏著，或在偶然、或在巧遇、或在天人交戰之際、或在始生初動之時，那一面的你，會輕輕捏了一下你，你被捏了，你會驀然回首、你會悵然若失。以「馬偕行醫圖」為例，誰知道它歸泊何處呢？也許它真的掛進了馬偕紀念醫院、也許它真的停靠在淡水真理大學、也許它真的永駐於台北市美術館、也許它真的過海飄洋、直抵馬偕加拿大的故鄉．．．誰知道呢？只知道「藝術永存」（Art is long），而「時序漂泊」（Time is fleeting）。也許有一天，當時序已盡、當李敖長眠在和信醫院太平間，黃達夫院長揮別了這位使他頭痛的朋友，也許驀然回首、也許悵然若失、也許對他的夫人嘆息低語：「大師走了、天下太平了，當年啊，花六百萬留下那幅畫，該多好！」
二○○八年五月八日在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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